1826年5月，当安徒生不得不决定是否跟随校长一家去赫尔辛格时，他承认如果不去，他可能损失很多，因为他“不可能找到像米斯林那样对他如此关心的校长，尤其是最近。”直到1826年7月，他们为了去赫尔辛格而离开斯拉格尔斯后，这种平和欢畅的心情仍在持续。安徒生和米斯林几乎像是父子或两个朋友，在周日一起散步，亲密地谈心。安徒生从中学到了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他对自己有了深刻的了解，后来他向科林汇报说：
“日复一日，我竭尽所能地了解自己，但是鉴于我的能力及优点，我并不是十分成功，无疑是因为我感到自己的行为中渐渐出现了可怕的虚荣；如果是在悲观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评判有些苛刻，大多数时候，我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评价。然而，米斯林促使我意识到自己本性中可怕的软弱，自己灵魂中的焦虑和草率，这使我对语言的领悟难上加难。”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但在1826年7月和8月，分歧、憎恨和恐惧开始滋生。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太清楚。原因可能包括米斯林的财政和婚姻问题，这些问题现在使他陷入窘境。但是，校长和他的学生之间出现了冲突和对抗，更有可能是因为安徒生一次次招惹他并违反他向很多人作的承诺。这些人包括皇家剧院董事会、乔纳斯？科林、回到欧登塞家乡的霍格…古尔德伯格上校和阿马林堡的伍尔夫夫人，他们经常给安徒生写信，关注他和他的学习。甚至在1826年7月初给科林的信中，安徒生又一次以自己的名誉为担保，向他的捐助人保证，他会“扑灭这种精神之火的每一个火星”。但是，说时容易做时难，而且就在那个月，安徒生的名字出现在“Nyeste Skilderie of kj鯾enhavn”杂志上。文学教授拉斯莫斯？尼亚鲁普提交了一篇名为《从罗斯基尔德到赫尔辛格旅行片断》的文学稿件，作者是最有前途的学生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在假期里，安徒生可以写诗歌和散文，但是，把以游记格式写成的“夏季书信”寄给许多与文学圈有关的人，其中包括拉斯莫斯？尼亚鲁普，对安徒生来说是非常大胆的事情。或许，我们会惊叹他怎么敢这样做。但是像往常一样，他做得极其精明。他没有把游记直接寄到杂志社要求发表。相反，无疑安徒生希望，他寄给朋友和熟人的文章能够以令人愉快的、大开眼界的“夏季书信”为掩饰———可以这样说，自愿地———到达它应该去的地方。安徒生对文学教授在他收到的政府公报上所做的一切不感兴趣。当时，还没有发明版权法，给报业同事的私人信件总是或多或少有最后出现在更大和更公开的论坛上这种风险。安徒生以浪漫主义风格写成的旅行小短文也是如此。即使校长确实参加了这次旅行，而且无论如何是他付的款，但这篇短文还是完全忽视了米斯林及其家人。另一方面，在这篇文章中，英勇的年青讲述者把邮政马车里所有的女士都包括在内。他说，当到达冷清的斯拉格尔斯镇时，这些女士下车时必须靠着椅子的靠背以保持平衡。当马车再次出发向腓特烈堡行进时，坐在车上极其不舒服，他的心脏几乎在“跳单人舞”。对校长来说，这一定是一篇极其难读的文章。在乘邮车从罗斯基尔德到赫尔辛格的昂贵旅行中，校长被一个诗歌笨蛋所放逐。这个年轻人现在有点像世界上的浪漫主义男人，用歌德早期一首诗中高昂的诗句，向马车夫高喊着：“马车夫克罗诺斯，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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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堂到地狱，到赫尔辛格（2）
在1826年7月和8月，一切都改变了，变得和安徒生的“灾难之城”开始时一样苦恼和紧张。在给英吉曼的一封信中，他称斯拉格尔斯为“折磨人的格尔斯”。气氛甚至更加难以忍受，因为安徒生必须一天三次坐下来和米斯林一起进餐。正如他在1826年9月给科林的一封信中所写的：“14天来，他在餐桌上几乎不跟我说话，也很少回答我的问候，并且会抓住每一次争吵的机会；只有在昨天，他简短地和我说了几句话，但我至今仍不敢相信情况会有所好转。”
安徒生不得不再一次忍痛被称为“怪物”，并且当着全班同学，被称为“傻瓜，十足的、野兽般的愚蠢男孩”。更糟的是，校长的情绪会突然、完全不可预测地改变，这意味着安徒生一会儿在心理上感到畏惧，一会儿又被表扬、被鼓励。这是早已神经质的安徒生绝对不能忍受的。他会把自己关在新的怨言和自怜背后，借此在天才理论中寻求安慰：天才必须总是受到细心的对待，需要不断地肯定和赞赏。正如完全被拜伦勋爵的传记吸引后，安徒生在前一年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噢，他和我很像，甚至包括喜欢听闲言碎语。我的灵魂和他的一样野心勃勃，而且只有受到人人称赞时，我的灵魂才感到愉快，甚至最卑下的人不赞赏我，也会令我意志消沈。”
1826年秋天，由于米斯林好像利用安徒生进行言行不一致的教学法研究，这种紧张的关系没有得到改善。从一些评论和报告中，乔纳斯？科林得知他的私人学生一切都很不错，既聪明又勤奋。校长认为表扬越少，安徒生受益越多。可是，对安徒生来说，米斯林所说的恰恰相反。校长对安徒生严加约束，卖弄更多的语法和句法知识，安排更多的修辞课程，每隔两周要求他写一篇丹麦语短文，主题几乎总是关于学生的教育过程的问题，例如：“充分利用青春时光的人，还有必要为前途而担忧吗？”对于这个问题，安徒生聪明地答道：“不”，他展开论述，直接反映出自己的不幸处境：
“命令、规律、勤奋和诚实使年轻人友善可亲……可是年轻人的这种热情可能会颠倒顺序；灵魂不断地为自身忙着塑造未来，因此，变得忧郁和具有威胁性可能只是形象问题。然后狂热的躁动在青年身上颤动不已。有害的理解潜入他的灵魂，耗尽了基础和力气。他的奋斗变得机械性。他出于恐惧而奋斗，他的血液在奔腾，猛烈地淌过他那恐惧的心灵……”
如果校长难以感受到学生的真实本质，不理解他血液中的骚动，那么另一方面，安徒生却迅速地给米斯林分好了类。有一次，米斯林要求这个学生写一篇关于易怒和应采取什么方法来缓和过于易怒本性的论文。没有人会怀疑作者在学校的哪个地方找到了灵感：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会激发易怒的性情，就像火焰流过血管，就像邪恶的力量拉紧了所有的神经；血液涌向大脑，血管和肌肉绷起；面目痉挛、扭曲，眼中似乎喷射出野火。那一刻，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自身。因此，人变成了动物，激情是绝对的统治者，因为怒火在那一刻使理智窒息……因此，他会谋杀自己或他人。如果受到影响，那么暴躁的性情会促使他做出极端行为，其后果对社会和他本人都是有害的。”
如果在完全不同的人类和生命观点的指导下，安徒生19世纪20年代期间可能形成完全不同的性情。在安徒生捐助人克里斯蒂安？霍格…古尔德伯格和伍尔夫夫人等人的支持下，米斯林一再要求安徒生抑制性格中阴柔的一面。作为有情欲的人，安徒生在19世纪20年代还停留在孩童阶段，对此米斯林应负部分责任。这是一个敏感问题，但霍格…古尔德伯格上校在欧登塞的高处大声吼叫，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和其它人对安徒生奇怪的无性本性的态度：“担心你的想象遭受病痛，那就战胜它！……像个男子汉一样目视前方，不要像女人一样啜泣，女人没有男人的勇气。”第二年，霍格…古尔德伯格的响亮命令重新回荡在敏感的、女人气的安徒生耳边：“年轻朋友！把手放在胸前，看看虚荣仍在你身上起着多么大的作用……不，垂下眼睛，而且违心地努力工作！”
不过，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安徒生既没有学会把手放在胸前，也没有学会敬礼。当时，在他周围那些人的眼中，就性别特征来讲，他本应该进入成人之列，就像他的两位性格外向的朋友———来自索罗学院的卡尔？巴格尔和弗里茨？珀蒂特那样。在1823年拜访英吉曼时，安徒生结识了这两个人。但是，安徒生只是听听他们放荡的风流韵事，而他自己仍是个男孩儿，他的欲望和渴望都指向他生命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性。这种联系成为安徒生最初几首真正的、精心构思的诗歌的基础：《致我的母亲》和《垂死的孩子》。米斯林有严格的规定，不准这个年轻人表达超凡的本性。在这种规定下，他创作了这两首诗。相反，用霍格…古尔德伯格的话说，安徒生本性的某些方面被认为是“病态的”，而且这个年轻人的耳朵里塞满了如何抑制这些方面的建议。尽管以前他可能没有感觉到自己是“病态的”，但他现在感觉到了。显然，1826年秋天，在给乔纳斯？科林和英吉曼的信中，安徒生突然开始质疑自己的性别特征，并且谈论了“我的女人气的、烦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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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堂到地狱，到赫尔辛格（3）
但是从一开始，就不只是米斯林和其它成年人密切注意到安徒生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即校长所谓的这种“易动感情的”方面。更年轻的同学也注意到了，正如其中一个同学后来所说，安徒生“从头到脚都是虚荣的化身”。在安徒生1825年到1827年的日记和信件中，他清楚地表明由于没有朋友的帮助，他被迫再三地审视自己不同寻常的本性。就像他在1826年9月给英吉曼的信中所写的：“我以为自己有些幼稚，无论何时，风稍稍吹得无情一些，我的眼里就会立刻含着泪水，尽管我知道生活不能永远是五朔节……我没有真正地了解自己，但我承认自己过于女人气、过于软弱。”
很明显，19世纪20年代期间，安徒生的心灵受到了一些严重的伤害，作为一个男人，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