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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总长范源濂任命钱均夫为吉林省教育厅厅长，钱均夫未赴任，仍在*担任原职并兼任普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
1928年，政府南迁，钱均夫随之南迁，任南京政府*普通教育司一等科员。
1929年，钱均夫回到杭州，在浙江省教育厅任督学。
1931年，钱均夫任浙江省教育厅秘书。
1934年冬，52岁的钱均夫因病退休。后来，从杭州移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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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第一位老师
虽说钱家到了钱均夫这一辈的时候，家道中落。钱宅之内最新的一幢楼也变卖了。不过，作为杭州富豪的章家却不重钱财，倒是看中钱均夫的才华和人品，把女儿章兰娟嫁了过去，还把方谷园2号作为嫁妆让女儿带到了钱家。
在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千年封建王朝那惊天动地的岁月，钱学森来到人世，在方谷园2号度过他人生最初的岁月。
钱均夫按照钱家“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取名，新生儿属“学”字辈。至于名字，沿用“木”字旁，因为他的同辈堂兄弟，除了都用“学”字辈之外，名字都用“木”之旁，诸如钱学榘、钱学梁、钱棠（钱棠按辈分应名钱学棠，因其母亲名字中有“学”字，为避讳取单名钱棠）。钱均夫最初曾用双木——“林”字，后来索性再加一木——“森”，更加蓊郁葱茏，充分体现繁茂之意。并且，“学森”的谐音是“学深”，又体现了学问深远之意。
钱均夫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对于钱学森的教育更加倾尽心力。正因为这样，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
钱均夫兴趣广泛，给了钱学森颇多影响。钱学森在晚年曾经对秘书涂元季这么说及父亲：
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非常高兴，说我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我比他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等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感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我已九十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其中包括如何使我们一些一般性的大学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达到科学和艺术的结合的标准。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生于1887年，大家闺秀，温良谦恭，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尤其是当丈夫忙于公职，她以更多的时间教育幼小的钱学森。
钱学森在回忆他的母亲时说：“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传。”
章兰娟颇有几分数学天赋，心算很快，在钱学森小时候，她常跟钱学森做心算游戏，从小培养了钱学森的数学爱好。
钱学森父母对于独子钱学森的培养，不遗余力。钱均夫作为留日归来的学者，给钱学森选择了正确的教育途经：不进私塾，而是接受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不久的现代教育。
出身豪门，章家宽绰的财力，加上父亲作为教育家的指点，钱学森可以说是走过了一条最正规的循序渐进的学习途径：蒙养院→小学→中学→大学→留学→硕士→博士→副教授→教授。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钱学森每一阶段进入的学校，全是第一流的名牌学校：
初小：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今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
高小：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今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
中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大学：国立交通大学
硕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博士：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可以说，钱学森所受到的教育是最良好的。当然，这一条由一系列名牌学校组成的学习链条，只是客观的条件。应当说，这一学习链条的设计师，便是作为教育家的钱学森父亲钱均夫先生。
就主观条件而言，钱学森天资聪颖，学习刻苦而又认真。
一颗丰满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气候中，茁壮成长为亭亭大树。优秀的主观条件和优越的客观环境相结合，便打造出名牌科学家钱学森。所谓十年树木，所谓百年树人，钱学森就是这样炼就的，这位导弹专家就是这样在扎扎实实的学业基础上腾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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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基础的基础”
对于今日的读者而言，“蒙养院”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其实，蒙养院也就是幼儿园。在民国十一年（1922）以前，幼儿园叫“蒙养院”。民国十一年一月二日，总统黎元洪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蒙养院改称“幼稚园”。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幼稚园改称幼儿园，而在台湾仍称幼稚园。
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24日，清政府派出端方、载泽、戴洪慈、徐世昌、绍英五大臣出使西方考察。端方在归来之后，认为“东西各国之富强莫非发源于教育”，而教育要从小抓起，仿照西方在中国创办蒙养院。所谓“蒙养”，即“蒙以养正”，就是从小就“正本慎始”。
1914年初，由于父亲钱均夫从杭州进京在*工作，三周岁的钱学森也就随父母来到北京，住在宣武门的一座四合院里。
当时，蒙养院在北京还是“稀有元素”。能够把孩子送进蒙养院进行启蒙学习的，差不多都是达官富贾。钱家当时包了一辆“洋包车”（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拉的人力车），由女佣陪同，接送钱学森到蒙养院。
常言道，“三岁看到老。”三岁时的启蒙教育，关系到此后的整个人生。那时候，在蒙养院里，孩子在“修身话”中接受做人之道的教育，在“行仪”中学习行为举止，在“读方”中识字，在“数方”中学习数数和加减，在“手技”中搭积木，在“乐歌”中初习歌舞，在“游戏”中活泼成长。
1917年，不满六岁的钱学森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今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通常，师范院校的附属中小学，都是教育质量上乘的学校，因为师范院校是培养教师的基地，而师范院校附属中小学正是师范院校进行教学实践的基地，所以师资优秀而充沛。钱学森的父亲在*任中小学科科长，当然深知其中的道理，所以钱学森不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都在师范院校附属学校就学。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1931年与北平师范大学合并，改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即今日北京师范大学。钱学森依然乘坐“洋包车”上下学，不过，这时的钱学森比上蒙养院的时候要顽皮，在车上不时左顾右盼，有时趴在车上从后面的车窗朝外看，有时朝路人做鬼脸。不过，到了学校，钱学森在课堂里却是聚精会神，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当年小学的学制是四年初小，两年高小。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念了三年初小，九岁的钱学森便在1921年转校到和平门那里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今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念高小，给钱学森打下了“基础的基础”。
创办于1912年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首任校长就是由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亲自兼任。陈宝泉拟定了办学目标——“吸纳世界最新学理加以试验，为全国小学改进之先导。既为实验，须敢为前人所不为之事，创前人所未创之先”。这所小学始终保持着在全国小学中的实验性与示范性上的领先地位。
进入高小的钱学森，已经渐渐懂事。
钱学森的级主任（即班主任）是于士俭先生。在解放后于士俭先生荣获北京市模范教师称号。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记得我在师大附小读书时，级主任于士俭老师教我们书法课，小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颜真卿、柳公权、欧阳修、赵孟畹热说淖痔傩矗鲜θ绻囱吹貌惶茫妥吕矗兆抛痔傩匆桓鲎郑槐室换亟蹋词裁刺宓淖郑图袷裁刺宓淖郑榉ǚ浅：茫鼓悴坏貌幌舶榉ㄒ帐酢！�
值得提到的是，当时邓颖超也在该校教书，虽然当时邓颖超并没有教过钱学森。邓颖超在1920年毕业于直隶女师（即河北师大的前身）。同年8月18日，她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是该校第一位女教师。1922年夏，邓颖超离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应天津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聘到该校任教。
钱学森见到邓颖超，总是称之为“邓老师”。
1984年秋，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任期即将届满，需要推选新的主席。众望所归，钱学森被提名为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力辞这一职务。钱学森说，自己只是个科技人员，不是一块“当官”的料。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他不会同意担任力学所所长，也不会同意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和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一系列职务。这些职务后来都是在他主动而坚决要求下辞去的。尤其是钱学森知道，担任中国科协主席之后，还会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时主持科技领导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请出了“王牌”——钱学森的老师邓颖超。邓颖超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