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后一反常态地没吱声，似乎在考虑什么，过了好一会儿，首长才说：“看来调查一下是有好处的，知彼知己嘛。这个李云龙说起来哪个山头也不是，又和哪个山头都有联系，这不是个能轻易搬动的人，不冲别的，就是曾在一军团干过这一条，他头上就有了保护伞，林总的老部下，谁碰得？除非你能拿出过硬的材料证明他对抗‘文革’运动。你要密切注意，以这个人的性格，他迟早要做出点儿事来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你应该知道，谁想对抗‘文革’运动，不管他的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不会有好下场的。”马天生默默地挂上电话，心想，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１９６７年２月，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元帅和政治局的几个资深的领导人，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表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满，在怀仁堂大闹了一场，惹下弥天大祸，被称为“二月逆流”。此事触怒了毛泽东，他把几个政治局委员召到书房，面色阴沉，语调严厉地说：“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底还是有人跳出来，公开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了……”毛泽东又情绪激动地说：“要闹个什么结果？把张春桥、姚文元拿去枪毙，把江青绞死，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把北京留给他们？”处于权力顶峰的毛泽东动了雷霆之怒，任你是身经百战的元帅、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都嗓若寒蝉，旋即消失在政治舞台上。在广袤的国土上，政治风暴又起，反击“二月逆流”、反击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些口号成了此时中国的主旋律。全国到处在冲击军队，八大军区全部遭到冲击，全国军分区以上的单位８０％受到冲击，７０％的各级军队负责人被揪斗，造成军事通讯中断，指挥失控，北京的三大总部及各军、兵种总部几乎全部瘫痪。
这段时间，李云龙连续接到在北京的各总部工作的老战友打来的电话，他们都劝李云龙要做好准备应付更大的麻烦。至于为什么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谁也说不清，都说总的感觉是好像国民党又打回来了，反正是资格越老、功劳越大的干部越要倒霉。老伙计们出于好意，都对李云龙说，你小于脾气太坏，硬顶是要吃亏的，有些事能应付则应付，实在应付不了就干脆找个地方躲躲。李云龙说：“屁话，躲还不容易？哪个老战友家的白菜窖里都能给我挤出块地方，可老子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凭什么要像耗子一样躲起来？那不成逃兵啦？我的部队咋办？亏你们想得出来，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看他们能把老子怎么样。”说归说，骂归骂，李云龙也看出来了，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本市的几派造反组织已经把他恨之入骨了，据郑秘书汇报，街上的大字报，有８０％全是冲他来的，封他的头衔不少。“大军阀”、“隐藏在军内的野心家”、“刘，邓路线在我市的代理人”、“绞死李云龙”、“油炸李云龙”，还有“打倒大叛徒李云龙”，弄得李云龙哭笑不得，他娘的，老子从来就没被俘过，到哪儿去叛变？
事情一旦闹得太邪乎了，就要有人出来收场了。李云龙终于收到中央军委发来的书面通知，这份通知共有八条内容，简称“军委八条”。李云龙兴奋地对郑秘书说：“这下可好了，军委有了明确的指示，你看：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小郑，你看，这上面毛主席的批示：确定八条，很好，照发。这下好了，有了主席的尚方宝剑，谁再闹事，就按军委八条办。”郑秘书扶扶眼镜，疑惑地说：“１号，这八条的要领太模糊，比如：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谁是反革命？怎么判断？咱们有评判权吗？说老实话，真的反革命分子藏都来不及藏呢，还有胆子去冲击军事机关？反过来说，那不是反革命是否就可以冲击军事机关？还有，‘要追究’是什么意思？先不制止，任他冲击？冲完后再调查，要是反革命就追究？怎么追究？是武力追究呢？还是口头声讨一下？还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谁不知道军事机关是不许冲击的？关键是有人硬要冲击该怎么办？可以开枪自卫吗？可出动部队反击吗？没人告诉你。１号，恕我直言，咱们要真照着这八条去执行，闹不好就落进不知谁设下的圈套里，请您三思。”李云龙想了想，觉得郑波的话有道理，他苦笑了一下，没吭声。
郑秘书估计得不错，“军委八条”并没有刹住冲击军事机关的狂潮，反而愈演愈烈，没见哪个部队去“追究”一下，因为文件规定，只有是反革命才能去“追究”，谁能说那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呢？
特种分队已被李云龙撤回营房，队员们在段鹏和林汉的指挥下，每天除了训练就是整理菜园子。特种分队的撤回，使李云龙失去了情报来源，这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正在酝酿着什么行动？打，算先从哪里发难？李云龙一无所知，就算这样，他也不打算使用特种分队了，他可不想将来有人以此为借口毁掉这支精锐分队。失去情报来源的将军是痛苦的，他两眼一抹黑，成了瞎子聋子，茫然面对着诡计多端的对手，只能被动地蜷缩着身子，等待对手朝自己最致命的地方猛击，李云龙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
“井冈山兵团”的１号勤务员邹明近来很兴奋。他的死对头杜长海的意外死亡使“红革联”一蹶不振，其组织内部为争夺领导权吵得一塌糊涂，已呈分裂状态。看来，一举扫平“红革联”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最使他兴奋不已的是他派往北京的联络员在北京受到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们的接见，首长们充分肯定了“井冈山兵团”的革命性，是革命左派组织，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在革命的过程中，这个组织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但这都是非主流的东西，总的来说，这个组织是革命的。
当邹明和他的战友们听到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时，心中不由百感交集，转而涕泪涝沦，犹如失散已久的孩子遇到了亲娘，大家热泪纵横，哭着、笑着、跳跃着、拥抱着，把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类口号喊得口干舌燥，不知是谁呸咽着唱起了那首极富时代感的抒情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明。
他们是真诚的，没有人怀疑他们的真诚。但是命运却喜欢和人开玩笑。与此同时，“红革联”的战士们也在热泪盈眶地，怀着无比诚挚的感情唱着同一首歌……因为“红革联”驻京联络员也带回了同样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也用同样的语言肯定这个组织的革命性……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是否有点偏爱中庸之道？这年月和稀泥是危险的。这不是吗？“井冈山”和“红革联”这两派组织的广大战士，都向毛主席像庄严宣布：要用手中的枪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补充：李云龙历史的介绍有一点不准确。红军在草地分裂时，１军团已经前出至俄界，实际只有三军团和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在一起，三军团于深夜主动先离开，并向四方面军放了警戒哨。四方面军的部队于凌晨发现后上报了指挥部，李特曾率骑兵追赶，但被挡回。而且１、４方面军的团级单位并未混编，所以李云龙团不大可能此时加入林彪的一军团。
而且整肃４方面军干部是在１９３７年西路军失败后，而张国焘出走后并未发起整肃活动，因为那时通过以前的清算活动，张在４方面军干部中的影响力几乎已经丧失殆尽了。
而在历史事实方面则有明显得错误。《军委八条》是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以军委命令的形式发布的，而所谓“二月逆流”发生在１９６７年２月中旬，作者在此颠倒了两个时间的顺序。
◆第四十章◆
这是个没有星光的夜，天黑得像锅底，远处海面上刮来的西北风寒冷刺骨，风中还略带些咸腥的味道。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端着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站在蛇腹形铁丝网后面，他身后是一座漆成草绿色的大铁门，门口警卫室前挂着的电灯由于电压不稳，灯光时明时暗，在寒风中摇动。
这是野战军的一个师部，代号泰山。由师部警卫连负责警卫，警卫分两层，大门口有一个哨兵，离大门约５０米还有一道门，由两个持冲锋枪的战士把守。
站在大门前的？兵正在哨位上来回踱步，他正在等着下一班的哨兵来换岗，再过二十分钟他就可以下岗了。他使劲揉揉眼睛，以此来克服阵阵袭来的睡意。突然，远处亮起的汽车灯光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一辆挂着军用牌照的吉普车飞驶而来，哨兵扬起手示意停车，吉普车猛地停在停车白线后，发出一阵刺耳的磨擦声，车上跳下两个穿着四个兜军官服的军官，越过停车线向哨兵跑来，哨兵警惕地端起枪大喊道：“什么人？站住！”说着哗地子弹上了膛。一个军官扬起手中的公文包说：“军区情报部的，有紧急公文要交给师长。”哨兵略一迟。疑，两个军官已来到眼前，其中一个高个子军官一把抓住哨兵的步枪往旁边一拨，另一只手臂猛地一挥，哨兵旋即一头栽倒在地上偷袭者转身用手电向远处亮了几下，远处立刻亮起雪亮的汽车灯光，大队满载“井冈山兵团”武斗队员的卡车接踵而来，铁门被迅速打开，车队冲进大门。
第二道警戒线的哨兵见大门洞开，几辆卡车已冲了进来，心知有变，忙端起冲锋枪朝天鸣枪示警，同时喝令停车。卡车停了下来，车上跳下一群身穿劳动布工作服的青年女工，她们高举着井冈山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