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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姆仍然活着。因为雅姆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留下了足以与时间流逝相抗衡的诗篇。在世界各地，雅姆那些渗透着温良的善心和朴素的智慧的诗篇，仍然被热爱他的人们阅读着，珍藏着，传诵着。土地接纳了雅姆必死的肉身，天空接下来见证雅姆诗歌声音的不死性。雅姆的全部文字都散发着土地和天空的味道，土地，是他的万物之爱，所以他偏爱像日常新鲜面包那样喷香的简单词汇，以便直接说出万事万物；天空，是他的天主之爱，因为所有的尘世之美，尤其是那永不被实现的爱，引领他去发现更彻底的精神慰藉，更辽阔的仰望之境：信仰。作为诗人，雅姆的伟大，不是因为有惊世骇俗之举，像彗星一闪的短命天才兰波，也不是因为开创了一种现代性，像承前启后的波德莱尔，更不是因为闪耀出智性的光辉，像殚精竭虑的马拉美，而是因为他的质朴的天性，浑然的诗道。仿佛他生来就有一颗纯真之心，仿佛他一动笔就领悟了写诗之道，雅姆的音调在法国现代诗歌中肯定是独一无二的，那种回旋的歌谣的旋律，低声唱出他对世间平常事物的“小灵魂”们的发现和喜悦，雅姆的写法也肯定是绝无仅有的，那种口语的亲切感和明晰性，使得他总是能把场景和情愫和盘托出。在他看来，一目了然是多么爽快和开阔，像站在山顶上眺望。
2．诗与道
要知道，雅姆写诗的年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是剧烈的社会变化带给诗歌躁狂不安的年代，各种现代诗歌“主义”纷纷出笼，据统计当时有四十种之多。雨果的浪漫主义完成了对古典主义的反叛，而巴那斯派接着反叛浪漫主义，然后是信奉“直觉论”和“感应论”的象征派的崛起，然后是什么立体主义，一致主义……总之是五花八门，让我很容易想起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盛况：狂热急躁，不惜一切，寻求创新。
雅姆幸亏不在巴黎。弗朗西斯·雅姆，1868年12月2日生于上比利牛斯省山区一个叫图尔奈的小镇，1938年11月1日卒子下比利牛斯省的阿斯帕朗。他的父亲是波尔多的一位收税员。小学时，雅姆的成绩不好。1888年，雅姆在波尔多念完中学，但中学毕业会考没通过，作文分析课得了零分，让他感到绝望；同年12月3日，他深爱的父亲去世，使他心生负罪之感。父亲死后，1889年，他和母亲一起到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奥尔泰兹居住，同年他还到一个诉讼代理人家里去做过一段文书实习，但他对法律感到厌恶。但同时，他倒是喜欢过乡间生活。雅姆在奥尔泰兹一住就是30年。雅姆的诗情，正是从奥尔泰兹恬静的乡间生活中汩汩流淌出来的。1890年起，他开始发表诗集。两本诗集《从黎明三钟经到夜晚三钟经》（1898）和《报春花的哀伤》（1901），足以奠定他作为“乡村诗人”的地位。1920年，他还真的以《乡村诗人》为名，发表了一部自传体作品。1894年，在洛蒂和马拉美的帮助下，雅姆出版了诗集《诗》。纪德、雷尼埃和马拉美一致夸赞他。马拉美在给雅姆的信中这么惊叹：“这部精美的诗集极少技巧，运用完美的声音之线，天真而准确。这么僻远，这么孤单，你究竟是怎么把自己做成了这么精美的一个乐器！”
从此，雅姆认准了这条路：异乎寻常的纯朴和灵感所在的天性。雅姆毕生都忠实于这最初的方向：用温柔、纯洁、幻想和明澈的天真，来获得作品的效果。应该说，他不是没有技巧，而是从来不用专门去操心技巧，因为技巧已经内在于他的细节敏感、词汇运用和说话口吻，尤其是，已经内在于他的天性。以后，差不多每隔一年或两年，雅姆就有新的作品结集出版，其中重要诗集有《天上云隙》（1906）、《基督教农事诗》（1912）等。当然，雅姆也从一个把自然和村野完全融入个人感觉的乡村诗人，变成了一个皈依天主并不断地从默祷和回忆中汲取灵感的宗教诗人。
雅姆幸亏不在巴黎。否则我们就不会知道雅姆了，因为巴黎成就不了雅姆。巴黎要成就的是另外一些品质：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纪德。瓦雷里和纪德在纯粹和庞杂的向度上，简直是天性的两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年轻时投奔同一个师门：马拉美。当然，他俩后来各行其道，孜孜以求，终成大器。各行其道，这意味着他们察知了各自的天性，并把一切都基于自己的天性之上。雅姆则注定要在法国西南部的乡村吟唱，因为那片土地才能滋润他诗歌音质中的天性部分，而他的歌声也注定会让身居巴黎的纪德、马拉美的耳朵们感到惊异：谁，还敢在象征主义诗歌的乐团式演奏之外吹响自己的竹笛？他们的由衷赞叹，一方面见证了他们的诗歌听力和批评良知，他们毕竟听得出哪一个声音是独特的，浑然的；另一方面，雅姆的唱法也对他们的诗歌理念构成挑战：难道诗歌竟可以是一个诗人的天性本身？难道波德莱尔之后的诗人竟可以不顾象征和对应的复杂诗艺、完全凭借看似笨拙的最基本句式，去直接传达诗人那纯真而新鲜的内心感受？对此，雅姆解释得很谦虚：“我的风格是结结巴巴地说话，但是我说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意。”
大概是厌倦了雨果式的轰隆巨响、巴那斯派的平淡无奇，还有象征主义的矫饰做作，19世纪末的法国诗歌听众，一下子就对雅姆从外省乡村唱出的那纯朴自然的温良歌声表示了欢迎。雅姆不师从哪位大师，对他来说，大自然才是他的唯一大师。雅姆不加入任何一个诗歌社团，因为他加入的是由驴子的蹄声、老家具的吱扭声、杜鹃时钟的无声嘀嗒和内心涌满的感恩呢喃等组成的自由合
唱队。雅姆不朝圣巴黎这个诗歌中心，他的禀赋早就告诉他：他的内心才是一切诗歌的中心。在诗歌上，他也没有致力于搞任何新花样，好像作为法国某种文化传统的标新立异对他毫无吸引力。不，他只想奉献他与生俱来的天性，他那平民的质朴性和他对大自然的无限倾心。他给予诗歌的，是他天性中就具有的，而不是企图通过诗歌来获得的。可以说，他写下的一切文字就是天性使然，就是他的天性本身。天性让他看到什么，体悟到什么，他就写什么，写什么的时候，他就领会了该怎么写。其实，早在1883年，雅姆就读了波德莱尔。但是，更早的时候，雅姆就迷恋上了植物学和昆虫学。正因为这样，雅姆的诗歌搞得睿智的纪德也不知道怎么夸他才好，他说雅姆是“我们文学潮流中幸运的意外”。瞧，“潮流”这个词的压迫性力量有多么巨大！而实际上，如果非要让雅姆的诗歌同“潮流”扯上关系的话，那么，雅姆的诗歌是自成一流。在那么众多的主义之中，雅姆曾标示自己是“雅姆主义”。
3．少女与虔信
很早，雅姆就在教堂的肃穆氛围中品尝到了静心默思的滋味。但他也曾失去过虔信。他曾自问：“我谈论天主，但是，我相信吗？人们说天主存在或不存在，对我都是一样的，反正村里的教堂温和而灰暗。”究竟是什么使他疏远了教堂？是长久以来人们对信仰的冷淡，尤其是成长中遇到的巨大困难和社会生活里随处可见的虚伪。他在信中痛苦地写道：“你不知道宗教虚伪是多么让我痛心，它在戕害法兰西。”然而，忘掉天主这一企图很快得到克服。他写信给马拉美：“让我们相信天主吧，让我们像你的诗句一样纯洁。”直到1904年10月的某一天，那时，他已为同自己心爱的少女成家而苦苦等了三年，而少女的双亲却不答应；撕心的痛苦让雅姆找回了童年时代的祈祷。他决心重新投入天主的怀抱。他写信给他的挚友：“克洛代尔，我需要天主。”
1905年，雅姆皈依天主教，克洛代尔辅弥撒（为做弥撒的神父递圣水、酒等）。雅姆以他诗人的方式信仰天主。雅姆也只能以他天性的方式去实践一个天主教徒的信仰。克洛代尔又何尝不是这样。诗人写诗这个行为本身，也许已携带了某种宗教感情，尽管更多的诗人在宗教上表现出泛神论的倾向。由于深嵌在诗人天性中的个人气质，诗人在宗教感情上总是渴望直接同神灵对话。但是，雅姆的这种宗教感情却难以被他的诗人朋友们所理解。他于1913年在巴黎相识的诗友，优雅、敏感而才情出众的女诗人诺阿伊就说过：“同他的圣水相比，我宁肯要他的露水。”这句话可是带着很尖的芒刺。但是，我们也可以追问诺阿伊，在雅姆的思想和作品之间，我们又怎么能分得开哪些是属于尘世的，哪些是属于天主的？这不仅是困难的，简直是不可能的。也许应该这么来理解：在被祝圣过的露水里，如同在仍然是露水的圣水里，雅姆奉献出的是同等强烈、同等纯洁的天性。
“我就是这样懂得了事物：首先，有一只很大的黄蝴蝶，其次，是风跑进了成熟的麦子。”雅姆把他感知事物的方式描述得多么具体、形象而生动！雅姆的天性就是善良、纯真而多情的。他对大自然、对田野上的朴素事物和对动植物的爱，植根于他的童年。面对大自然，雅姆总有一种狂喜，好像大自然里有他失去了的天堂。17岁时，他学会了采集草药。看到花朵，他心中就会涌起一种强烈的激动，无论是年少时走在故乡的山间，还是年老时漫步在巴斯克地区的山路上。在雅姆眼里，最平常的事物，最不起眼的生灵，向他披露最真实最可贵的价值，因为它们离伊甸园最近。雅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