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您好”，“您早”相比，这样的问候既人性，又生动，背后是一幅煤球炉子慢腾腾顶起开水壶盖、旁边高高垛着冬储大白菜的民间图景。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吃了吗”这样的招呼语不独独是大陆的专利，台湾竟也享用，证据是我亲耳捕捉到的。
话说有个台湾朋友来京，见面寒喧吃饭一切文明礼貌地按照一国两制的路数进行，直到有一天，彼此越来越熟悉起来，他与我见面的招呼语竟然变成“吃饱了吗”。
那—刻，我心中大喜。这意味着，不管“三通”在官方那里进行得多么气喘吁吁，中华民族的—个秘密通道终于扫除一切障碍贯穿到了我们共同的舌头上。无论那喉咙般的海峡多么不畅，只要一落实到口舌，平时再怎么用力都不易相交的“祖根”立刻超越时空，纤毫毕至地握在了—起。那一刻我几乎有点眼湿，亲人啊，骨肉啊！
虽然乐在心里，但还是有点警觉，道理简单，人家多了个“饱”字。这一字之差显示出两地从厨房到肠胃一系列软硬件设备的不平等。“不患寡，只患不均”，一有不均，想划进一个版图，就有硬着颈项的一方。不过，不管是吃着的，还是饱着的，两地终究都是一个藤上的瓜——都是龙祖师传下的——深切关注舌根，偏重味觉，这样的集体无意识，这样的“绝利一原”，中国餐馆能不开到世界各地吗？
说到这里，忍不住又要作怪。当年，台湾歌星张明敏戴着白边眼镜在除夕之夜——中国人的乡情意识离炉台最近的时候，唱了一曲《我的中国心》，几亿人跟着心潮澎湃，一夜间都成了海外赤子，比今天排着队领号办签证便捷多了。这首歌“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实，细究起来，那颗心只是个箭头，离那颗心不远，一个每天工作三次的地方才是它的大本营，那个中国胃，才是龙的传人的根本老窝。如果一出生就改变食物结构，心的箭头立刻改向——那些和美国人一样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美国人的“香蕉人”（绕死了）就是绝好的证据。
话说起来很糙，但结论比较诚恳。阿城兄十分有远见，他知道人思乡跟小时候舌根接触的食物有关，深挖出了潜藏的“根之根”——蛋白酶。用自造的术语说，就是豆浆油条馄饨这类特定食物形成的种族胃动力的长足作用把炎黄子孙紧紧地拴在了一条根上，让他们即使漂流到鲁滨孙的荒岛或坐在白金汉宫和香榭丽舍大街，仍然不断生产着渴望消化这些食物的胃液。
这是实话。我洋插那会儿，周围同胞不管如何大谈长城、颐和园、王府井都不觉过瘾，唯独用最普通的白盘子端出一碟热饺子，立刻眼里起濡，心中投降。那是母亲最常有的动作，那是我从小到大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时不受控于它的蛋白酶。无论吃多少Spaghetti和Chess，只要
一个饺子，就像Windows的驱动程序一样，一个囫囵完整的自己立刻被驱动起来，挑水种菜，上网下地。当年梁实秋回到北京，不进家门，先杀到独美斋一口气要三个爆肚（盐爆、油爆、汤爆），解了口舌之欲，再拜双亲。其实，吃完那顿饭，蛋白酶得到深度安慰，他的怀乡之情已抒了大半。
我一直深切喜欢的一本书……不是《红楼梦》，是《水浒》。1997年，我在深度缺少故乡蛋白酶安慰的异域结识了那一洼神水里的天罡地煞，如同吸了鸦片，散失在各个角落里的草莽之气一时尽数找回。后来成了心病，只要书架上一不见此书，立刻心神不宁。大概祖上在我们共同的蛋白酶中加了兴风作浪的酵母，日后需经常在那种被雪漫漫压着的天气，约三两知己把盏喝透逶迤而行，做点与扩胸运动有关的事’情，才觉畅快。后来在金庸笔下又找回些感觉，一时可以算是人在江湖（现江湖又在哪儿）。
蛋白酶靠什么满足？靠舌根。六根中，口舌是实实在在的“首长”——只有它才“说”了算。舌上分布着9000个味蕾，每个味蕾末端有15…20个味感受器（这些成了精的科学家），它们每7天就要全部更新一次，比牙刷换得还快。品味儿靠这些味蕾，但也离不开嗅觉、视觉等其他几根，佐证了六根的暗中相通。年龄越大，味蕾越少，只好不断升级“味闸”，充分配合饭店大师傅黑着良心猛加猪油味精。
舌面虽小，却像一个袖珍的摩洛哥，不同位置感受到的味道全然不同。品甜最好用舌尖，吃苦则要靠舌根，中间那一片是“海”，主咸。一粒糖精，放在舌尖发甜，放在舌根上则发苦，味都无定，何况人生。
比较其他几根，舌根比较生猛，尤其是中国人的舌头，从小到大，虽然尺寸上成长得有限，但几乎都在餐桌上经历过无数次开膛破肚的历练，厉害得甚至能不眨眼直面“行刑”全过程，其铁石程度，早巳从口舌武装到心肠。
法国人讨伐中国人吃狗，几乎视同吃人，我每每喊冤——哪有此事，自己未曾吃，更未曾见过。回国那天下了飞机一路急切打量久违的街景，近乡情怯，心如鹿撞，真是既忐忑又兴奋。郭林、天外天、豆花庄倏忽从窗外闪过，埋在心底的蛋白酶渐渐开始活动手脚。及至家门，忽见一匾横空出世，曰“花江狗肉”，以为是自己的方块字生了，眨眼再看，依然如是，好一会儿怔忪，觉得有点对不住法国人。不过相对于鲁迅先生笔下的人血馒头，这已不知进化了多少。
曾见过最安详的舌根，在五台山。一僧尼托粗瓷钵，吃烧糊的米饭，我走近小声问，这能吃吗？她一脸的满足，笑曰：吃饱就好，吃饱就好，不贪味的。回家的火车上；我数小时望着窗外一语不发，心被那碗安详的糊饭填得满满，回来好久好久不饿。
要有光
眼睛是产泪的地方，这两滴晶莹有时很难理喻。比如，大家对着银幕上的悲欢离合涕泗横流的时候，我常常反应迟钝，倒是看到西藏人转经大拜会毫无顾忌地开闸放水，用文学术语来说，这可能是前世的记忆。
上帝在人间的第一道口令是“要有光”，斩钉截铁，毫不商量，于是就有了光。光的出现甚至先于空气，随后神才创造万物，到了第六天，终于造出感光的器官——眼睛。
第一双毒眼落户在西方，伦勃朗——让中国画家“开光”第一人，我有幸亲自看他，少了书桌灯下的私密，倒有些“近乡情怯”。夏加尔却刚好相反，巴黎歌剧院的天顶，抬头一望即天旋地转，好像顽童把自己送上高处，展开双臂作出飞的姿势对大人夸口：看我！想看第二眼，要先巡视周围找一个能扛住自己的肩膀。
见光的重要，在佛陀那里也不例外。《心经》将眼睛列为六根之首，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后人多谓佛陀喜空，如同没有狂狷垫底单讲中庸，没有古典支持狂说现代派，可怜了善知识的本意。
海伦·凯勒曾经期盼过三天的光明，未能如愿，并不遗憾——第三天她要登上帝国大厦极目远眺，这几乎是在挑战全体美国人民的心理承受力。对于盲人的感受，拍过《ScentofaWoman》（闻香识女人）的美国人并不陌生，片中退役中校的眼睛形同摆设，却能从香水和香皂的气味中嗅出一个女人的信息：多高，什么头发，甚至在哪里可以找到。中校告别这个世界前的几大折腾之一是驾驶红色法拉利跑车狂奔。其惊险度是五星，因为是盲驾。
眼睛被称作心灵的窗口，一直孔武有力地说到今天。孟子甚至用它来断人的善恶：“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嘹焉；胸中不正，则眸子吒焉。”有孟公这样的毒眼，真该协助狄仁杰或警方办案。被古人尊为上贵之人的“神有余”者，眼光清澈见底，顾盼端庄不斜，动作瞻视，安定徐为，这其中的道理至简，但真做到，则至繁。
身体是眼睛的使徒，为它所用，看它所看，却备不出第三只眼来看它。直到2000年，在《小王子》的棒喝下，我才第一次发现了这两个玻璃球的“盲目”。至少我至今没在真天真地中像模像样地生活过，连一片铺满碎花的草原都只是镜头里的奢侈品。也没有在大漠看过星空，更无缘与一只小松鼠对坐（圣法兰西斯的肩头曾站过小鸟）。至于身边有没有可以驯养的狐狸，我也拿不准，有也都披着羊皮，一时还看不清楚。
好在我见到了真正的云，在欧洲，它们漫天舒卷，款款拨风而去，那宁静安谧又瞬息万变的气质包含了整个印象派的传承（总觉得在奥塞博物馆看到的才是印象派，在北京看到的是什么呢，印象活动派？庞大的人流人手一台数码照相机，与大师神交，哪有可能）。我还看见了真正的夜，若干年前在张承志点着的烟头中，他的《静夜功课》冰凉如水，有鲁迅先生和高渐离乐师督学，我第一次上夜课竟没打瞌睡。
人眼原本是贞节的。我们从婴儿开始，看天看地，看人看物如出一辙，所谓赤子之心。日子久了，就看出一个坚固的自己。有一天，我在北京一户普通的三居室中见到一双纯净的眼睛，竟有战栗之感。那双眼睛生活在藏区的一座山上，看山看雪长大，浩浩焉，郁郁焉，完全自足又气象宽阔。我多次想把这双眼睛带来的内心地震形诸笔端，又时时警醒必须绕过任何赞美，以免坏了它的贞节。这种贞节巴洛克音乐中也有，不管是长笛、小提琴还是钢琴都一发而不可收拾得毫无罪恶感，那份简单的乐，其实连乐也谈不上，就是没有心事的喋喋不休，好像在精神上获得了完全的清洁。后人再怎么表情丰富，已经心绪不平了。
什么眼课对应什么样的“看”，我碰巧在巴比松的田间地头站过，简单的没有什么遮拦的视线，想上眼课吗？地平线是先生，心里先自升起鞠躬的旷感。画《晚钟》的那年冬天，米勒家只剩下两三天的柴，其妻马上又要分娩——贫穷又一次逼出大师。尽管如此，枫丹白露高高的橡树，一望无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