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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像我这样的始终处于被压制的、边缘地位的造反者，是幸运的：我可以始终保持底层的、民间的独立观察与思考。
“民间思想村落”困惑中的艰难探索
这样的独立观察、思考与探索，发生在文革的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而且是载入了党章的，突然之间“接班人”成了“叛徒”，于是，文革中制造的许多神话，都轰毁了，我们不能不产生怀疑，重新思考一切。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我自己也写文章说过，在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许多“民间思想村落”，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团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各种“沙龙”散布各地。在我的周围，也慢慢地聚集了一批年轻人。最近其中一位成员，写了文章，有这样的回忆——“在我们这个小城的西面，在距市区不远的滇黔公路边，有一条小路。小路穿过一片采石场，在一条狭长山洼的田野里蜿蜒。路的尽头，是所学校：安顺地区师范学校。学校位于一片隆起的坡地上，旁边有座水库，依山傍水，是个读书的好环境。”
当时我就在这所师范学校里教书。前不久我回到小城，故地重游，确实感慨万分。当年的种种情景，都一一重现。正像回忆中所说——“有段时间，我们这一小群人——工人、职员、代课教师，以及没有找到工作的零工，男男女女十来个，几乎每周一次，要到那小屋里去聚会。我们常常沿着山洼里的那条小路，翻上几道高而陡的土埂，带着自备的干粮或采办的蔬菜，在那小屋里呆上整整一天。由于小屋的主人不擅烹调，我们必须为他（当然主要是为自己）帮办伙食。有时为了省事，就有自告奋勇的朋友，骑着车，专门跑到火车站的站台上，去买上一大包不要粮票的烧饼，然后就着一大锅烧好的菜汤，一屋子人一边嚷嚷着，争论着什么，一边就啃着手中的干饼。以至后来为这小屋的主人送别时，我还在一首不伦不类的诗里写下这样的句子：‘更难忘，娄山湖畔，登吟《井冈》（指一个雪天的早晨，我们一伙人爬上附近的山冈，齐声朗诵毛泽东的《井冈山》）；陋室聚首，鲁迅文章；朝来暮往，笑语喧堂。遥望共产主义理想，眼前烧饼与清汤……’
“是的，我们在这里，谈马克思，谈巴黎公社，谈那些在传抄中见到的手稿；当然我们也谈文学，谈鲁迅。有段时间，小屋的主人还接连数次给我们讲《野草》，讲《故事新编》。还讲过一次莫里哀的喜剧。（因为莫里哀的喜剧是‘资产阶级的’，不能公开讲，就只好秘密地讲，找个隐蔽的地方，大家分散地偷偷溜去听讲，就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有时，为了不太招人耳目，我们干脆到外面，沿着傍湖小路，找个清静的地方席地而坐；或者干脆爬上临近的小山，在那远避尘俗的地方，讨论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除此之外，我们也有轻松活泼的时候，猜谜、打鸟、野游、朗诵，以至什么‘碰灯笼’之类的游戏等等。至今我仍记得的，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有那么一个夜晚，在依次朗诵了郭小川的诗，卢森堡的《狱中书简》等等之后，主人余兴未尽，竟找出一封朋友的来信中抄录的文章片断，当众朗诵起来。那苍劲浑重的男中音，从那厚实的胸膛里发出来，伴着信中慷慨激昂的情绪，极富感染力地落在我们心上，悄悄地拨动着每个人的心弦，翻涌起阵阵难以平静的心潮……”
在回忆中还谈到了我在这些青年朋友中的印象——“那时的钱师（这是年轻朋友对我的共同称谓），正处在政治和文艺的纠缠与彷徨中。一方面，他无法脱离现实，无法不被生活中那些与政治，与思想关联度极大的问题所吸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忘情于他的文学研究，尤其是他的鲁迅研究。因此，常陷入一种‘两条战线作战’的困惑和苦恼。谈政治的朋友来了，他与他们谈政治；搞文艺的朋友来了，他又与他们谈文学，谈创作；若遇有两种朋友在场，那话题就相当缤纷了。好在他精力充沛，目光敏锐，一只眼睛总是将文学盯得好好的。但凡文艺界有什么动向，出现了哪些新人新作，总逃不过他的眼睛，并经常向我们推荐他的发现。记得刚刚显露头角的几个作家，如克非、陈忠实、蒋子龙等，都曾受到他的推重。有意思的是，钱师当年的这种双边演串，过后竟也给他的治学留下烙印，形成他独以思想分析见长的学术风格，足见当年经历的影响。”（以上回忆见篮子：《剪不断的思恋》、《奔突的地火——一个思想漂流者的精神历程》）
这一群人，聚集起来干什么呢？从前面引述的回忆可以看出，这一群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生，其余都只受过中学、小学的教育，但都喜欢读书，有极强的求知欲；就其身份而言，只有我一个人是中专教师，其余都是工人，代课老师，待业的零工，是真正的底层的边缘人，“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有极强的社会关怀和承担意识，这是典型的文革时代所培育出来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也可以依稀看见“青年毛泽东”的影响（“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一语即来自青年毛泽东）。尽管面临着林彪事件引发的思想困惑和混乱，却依然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以更大的激情与责任感，来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并且有了这样的自觉：这是保留下来的当时的一封通信里的一段话——“中国人民无疑等待着一个巨大而翻天覆地的变革。他们都对那些曾经是非常‘神圣’的油彩已经感到失望，进而……我想这样的变革，是需要我们来推动的。领导亿万人民群众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而掀起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这需要一个指导思想的理论，我们做的还不够，我们所拥有的还远远赶不上这种革命的需要。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所有人的经验，学习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我们要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给马克思主义以活的灵魂。这是我们的任务，这个任务太重大了！它需要我们——若干有着远大抱负的人去合力完成！”（《野崖致箭飞书》）
这段话表明，当时已经到了文革的后期，我们这些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将发生“巨大而翻天覆地的变革”。尽管当时谁也无法预计将会发生什么，但“对那些曾经是非常‘神圣’的油彩已经感到失望”，已经不能再按文革的路走下去，必定要有一个新的思想与社会运动，寻找新的出路，却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不但敏感到将要发生的巨大的变革，而且觉得我们这些人有责任推动这个变革，首先要做的就是为变革作思想准备，铸造新的理论武器。这就需要重新学习，“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民间思想村落”就这样应运而生。
问题是到哪里去“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
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座小城的“民间思想者”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选择，并且引发了不同的争论。一些朋友把他们的目光转向“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潮”，而我们这批人则“沿着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踪迹，追溯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历史，由此进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域”，“进而深入下去，进一步接触到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托洛斯基、布哈林、卢森堡……”这些所谓“修正主义思潮”。——正像一位朋友在他的回忆录里所说，这其实是预伏着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不同路向的：前者逐步“通向现代西方宪政民主的自由之路”，后者则走向了“社会民主主义”之路（参看篮子：《奔突的地火——一个思想漂流者的精神历程》）。不过这已经是后话。
而我们这些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寻找思想资源的民间思想者，当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获得独立研究、思考，重新检验、判断一切的权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新的思想理论的权利。于是，就有了前引回忆中提到的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一封通信里的这段话——“我们这一代革命青年将遇到许多问题，是马克思、列宁所没有实践过的。可以肯定，这一代革命者，不但负有进行革命实践的任务，也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荣任务。这不是狂妄，每一个青年，只要他愿意是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战士，就要敢于想，应该想，这是唯一的科学态度。
“要用自己的眼光来检验一切。只能肯定正确的、合符今天阶级斗争情况的经验和理论，而一定要否定那些已经被发展着的历史抛到后面去的东西。
“我们要一面清除那些废墟上的破砖烂瓦，把前人留下来的东西一一加以审查，一面把那些能够为我们所用的武器、工具收集起来，加以改造。有人会说我们对废墟清除得太厉害了，对前人留下来的成果改革得太多了，他们是现状的既得利益者；另一些人们从一开始就会指责不应该对继承下来的现状有所保留，他们要全盘否定前辈流血流汗留下来的所有成果，他们想在这块土地上建设的原来是更加守旧、更加落后的丑陋建筑。无论如何，我们新的战斗生活就是在这种种人的叫骂的喧嚣声中开始的。”
这篇通信还理直气壮地为“非正统”与“不满现状”辩护——“能够继承事业的，历来不能百分之百的‘正统’。历史一再证明，号称‘正统派’的，又吓人，又可怜，拉大旗，作虎皮，其实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早就丢得精光，只剩下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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