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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否定知识分子”思潮的再度泛起
这样说来，就把对知识分子的反省推到了极致，一个相当悲观和绝望的境地，在这个时候还得警惕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会重新出现对知识分子、甚至对知识本身的否定。历史是非常曲折的，就是你在强调知识分子作用的时候，推到极端，就会导致知识分子本身的异化和分化，而当你自我审视与批判到极端的时候，又会反过来回到原来的那一点上去，又形成对知识的否定或对知识分子的否定。
这些年来好像又在出现类似的这样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常常来自于更年轻的一代，我就曾经和一位年轻朋友发生过争论。我不同意他的一些说法。比如说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罪不可赦”，“沉默也是有罪”，批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选择是“表现了人格和精神的资源的稀薄”等等。当然知识分子是有其弱点的，如上所说，我自己就对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自己）很失望，甚至是绝望，但这样的批判是应有分寸、有分析的，不能走向极端。特别是反省在一些历史事件中知识分子所应负责任的时候，我们得注意过分地强调参与者的责任是有问题的。其次，我一再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是把自己放在内的，也就是说，不能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审判者的地位，居高临下地去审判别人，尤其是不能用“不是圣人就是罪人”的圣人道德去审判别人。道德是有高线和底线的，应该有一个弹性。譬如说在文革的时候，道德的高线就是反抗，像张志新像林昭那样的反抗，这是我们民族的英雄，我们应该发扬她们的精神，但是英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不能做到，如果都用高线，文革所有的人都该枪毙了。沉默者当然有他的责任，但绝不能说“沉默就是罪恶”。这绝不是说，没有道德评价的底线，如果你是个出卖者，是个帮凶，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提倡圣人道德，但是不能将圣人道德作为一个标准来判断人，特别是不能用这个来审判人。审判和批评不是一个概念，不能用不是圣人就是罪人这个逻辑对人横加罪责。最后，一定要警惕：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的时候，不能引向对知识分子和知识本身的否定。
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我现在的思考也只能到这样一个水平。“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还是一个需要继续面对和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
八十年代初的问题：
精神的迷乱是怎样产生的
八十年代初，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这个问题是和我的痛苦的文革回忆连接在一起的。如前面几讲所介绍的，文革开始时，我在一所中等卫生学校教书，因为当时像我这样的从北京去的大学生还很少，就凭这一点我就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的苗子”，再加上我出生在一个旧官僚家庭里，我的父亲又在台湾，就被判定为“反革命孝子贤孙”。问题是，我自己对这样一些“罪名”的态度：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但却接受了“修正主义的苗子”的指责；而且我没有任何的怀疑和反抗，而是努力地在自己“灵魂深处”去“爆发革命”。——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孔孟儒学提倡的自省传统，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又一直在鼓励这种自省式的“修养”。在那样的教育下，我们是不可能怀疑那个把自己打成“反革命”的，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为了给突然强加给自己的屈辱地位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一个自己能接受的解释，我就去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同时读鲁迅的著作，抄了四大本语录，至今还保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论革命》、《鲁迅对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家的批判》、《鲁迅的战斗精神——严肃地解剖自己》、《对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鲁迅思想改造的历程》。抄的目的就是想从中找出一个解释。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毛泽东和鲁迅都从知识分子与普通人民的关系的角度，严厉地批评了知识分子的弱点。这样的批判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我的回顾与反思
我终于从中找到了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逻辑：人民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少数，尤其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就更是少数中的少数；而自己这个少数接受了大多数人民的哺育，却又一心想着个人的发展，脱离了大多数人民：这本身就是违背了道义，自然是“有罪”的。现在的“革命”就是代表大多数人民来惩罚自己，这是“罪有应得”，自己也因此得以从“原罪”中解脱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挽救。即使在惩罚中受到一些委屈，这不仅是革命中所难免的，而且也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然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要心甘情愿——我甚至从这样的自我牺牲中获得了某种神圣感。
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觉间，我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的根本改造，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
到文革结束，才猛然省悟：这不过是一种精神的迷乱。
我们必须追问：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这样的逻辑是怎么形成的？这就必须对逻辑的前提进行根本的追问：应该怎样看待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这就是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研究，所面对的问题。
知识分子和人民关系历史的清理
在八十年代我有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题目是《胡风：“五四”传统的历史承担》，文收《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从总结胡风切入，对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关系问题的思考与认识过程，作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和梳理。
文章首先指出，在二十世纪初，列宁提出二十世纪是“亚洲的觉醒”的时代，同时指出：“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真实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因此，中国的“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必然是“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卷2，页362、358，人民出版社，1965年。的，这样，“以‘振兴民族精神，改造民族灵魂’为己任的新文学，它与人民（特别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血肉联系，是由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通常说“五四”是人的发现的时代。其实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具体得说，“五四”人的发现有三大发现：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以及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发现。鲁迅后来回忆说，他从小受的传统教育是把农民看成是花鸟一样，到“五四”才懂得了农民也是人，有人的独立价值和意义。《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全集》卷7，页411。因此，他说他的写作是“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卷4，页526。这里所包含的对下层人民的“不幸”的真诚的同情，对启发人民觉悟的重视是十分明显的。但鲁迅又强调改造国民性，也就是说，在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上，他是更注重知识分子对国民的引导和启蒙的作用的，所以他又有“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的说法。《通信》，《鲁迅全集》卷3，页26。
这样一个问题在三十年代就开始发生变化。左联成立以后，提出“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并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开始时还是强调知识分子是民众的导师，知识分子有提高民众意识的责任，基本沿着“五四”的启蒙主义思路，后来就遭到瞿秋白的尖锐的批评，他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你自己以为是大众的老师，你们有资格去引导大众吗？你们不配去引导大众！参看瞿秋白：《“我们”是谁？》，《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他批评知识分子脱离群众、蔑视群众的倾向，他的这种批评在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问题是他在批评知识分子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贬低知识分子的倾向。他使用了“不配”的概念，这就把知识分子排除在民众之外了。这种倾向，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却是一个危险的开端。当时鲁迅就看出来了，他在《门外文谈》里指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这就坚持了“五四”启蒙主义的原则。他同时强调，知识分子“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他不比大众高，也不比大众低，也不在大众之外，“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门外文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