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我们阐释“五四”时期的“自然人”的时候有几个重点：首先是强调对人的自然本能的肯定，要批判“性不净”思想。鲁迅家乡就有一个习惯，人挑水桶，第一桶是可以用的，第二桶是不可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在挑水的时候屁股可能会撞到第二桶水，因此是不干净的。所以周作人写过《上下身》，说人的观念中以为以肚脐眼为分界，肚脐眼之上都是美的，肚脐眼之下都是丑恶的。“性不净观”是怎么产生的？周作人认为它其实是一种人的蛮性的残留，是一种原始迷信的残留。古代的人本能地认为植物的生长和人的繁衍之间有一种神秘联系。所以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夫妻在田野里性交能使五谷丰收，但是如果是非法的野合就可能使庄稼欠收，在未婚制度下会导致人口质量的下降，进而影响植物的生长。因此，男女间的私人问题在原始社会就成了公共问题，“五四”时期的“性不净观”就是这种原始蛮性的残留，要给予批判。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就是：人的一切生命的本能都是美的、善的，都应该予以满足。这就赋予了人的本能的欲望以一种善的、美的品质。这应该是一种破天荒的观念。
周作人从人的本能是美而善的一点出发，提出他要为荡妇辩护。传统观念认为荡妇是最不好的，传统观念里对女性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荡妇”，一个是“圣母”，女人要当圣母而不要当荡妇，圣母就是指女人履行她繁衍的职责，而荡妇则是指女性满足她本能的欲望。在传统观点看来，圣母是好的，荡妇是不好的，周作人于是要为荡妇辩护。虽然我们说爱情不仅有本能的欲望还有人格的牵引，但如果对某些人来说，主导爱情的就只是本能的欲望，应该怎么看呢？周作人要为她们辩护，就是说为性欲而性欲也是有价值的。他进而就提出来了，对颓废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颓废一直以来就是个坏词，而周作人提出他也要为颓废作辩护。他认为颓废无非就是对生命的欢乐的追求，这种追求看似有点毒性，但他认为这种毒性毒得有点儿甜味儿。他认为中国人太缺少对生命的欢乐的追求了，因而中国人也没有对死的快乐的追求，既无死之欢乐，也无生之欢乐，所以中国人是太乏味了。追求生之欢乐和死之欢乐的颓废，在中国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这种观点在八十年代也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当时我在北大讲这些的时候台下的学生也很欢迎，对于禁欲主义而言这的确是思想的一个很大的解放。
然后就是关于性和文学的问题。“五四”时期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就出现了。《沉沦》是最早从性、本能方面来写人的爱情的。但实际上他并非单纯写性，虽然其中有比较露骨的性描写。有一个年轻诗人叫汪静之，他写了这样一句诗：“我瞟了一眼我的情人。”在今天我们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瞟一眼他的情人？这一个“瞟”字就引起了很大风波。周作人首先出来谈了性和文学的关系。他说，性既然是人性当中不可回避的一个东西，性是人性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文学就应该表现性。而且他提出来，在性爱的过程中，人的精神处于最敏感、最活跃、最自由的状态之中，所以通过对性的描写，能够最微妙地表达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他从这样的角度来肯定性和文学的关系，当时他还做了保留，他说这样的描写性爱的作品应该主要让成年人、有性生活经验的人来读，而不能让未成年的孩子来读，在八十年代这种观念也引起了积极的回应，我记得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对裸体的女性进行了描述，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
“五四”时期引起八十年代共鸣的另一个命题，是强调性生活是个人的事情。周作人认为两性生活只要不造成畸形的后代，性是完全个人的，别人不能干涉。所以周作人提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当时有些道学家喜欢管别人的性生活，周作人就指出那些道学家本人可能也是性生活最泛滥的人。他甚至提出，男女之间在性的问题上如果出现什么毛病，应该原谅，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周作人甚至说了一句在八十年代仍然很骇人听闻的话，他说：“我的女儿是不是处女，这我一点也不感兴趣。”在强调性的个人化和对于性的宽容态度的背后，还隐藏着他对于人性弱点应该宽容的观点。他说：“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他说人性的弱点是应该被原谅的。徐志摩就是一个因为性爱而引起轩然大波的人，但周作人是喜欢徐志摩的，他说徐志摩这个人确有很多缺点，但缺点也只会让人觉得他更可爱。
我们在八十年代就强调了“五四”时期的自然人性论的这几个方面。强调人的本能欲望，强调对人在性问题上的宽容态度，强调性和文学的关系，等等。但我对周作人的观点也提出了一个批评。因为周作人是主张在人的纵欲和性欲之间要有一个适当的平衡，他强调反对禁欲主义不能走到纵欲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在我的著作里对他的这个观点提出了批评。我认为他这样的观点其实是中庸之道。从表面看起来，一方面不反对人的自然情欲，一方面又主张节制。这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是中庸之道是在自然情欲和理性都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人为地将二者合而为一，从表面看起来毫无偏颇，避免了片面性，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但实际上是一种早熟甚至残缺不全。我认为搞中庸会使得两者都不能充分发挥，反而弄了个不伦不类。
九十年代遭遇的尴尬
这就是八十年代我们对自然人性论研究的概况。但是历史发展是无情的。今天再来看那时的研究，就发现了某种尴尬：当年为荡妇辩护，今天荡妇已经成了光荣；当年肯定人的自然本能，今天变成了人欲横流；当年对禁欲主义的批判，今天发展成了纵欲主义；当年对人的非动物性的批判，今天发展成了人的动物化。记得鲁迅曾说过：“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现在，真的出现了“表现生物性的文学”，而且也打着“表现最普遍的人性为至高”的旗号：历史真的会嘲弄人。
纵欲主义与禁欲主义的结合
而我们要追问的是，这样的思想、文化、文学现象的社会基础是什么？这样一种欲望泛滥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以为它还是存在于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结构当中。钱权交易演变为钱权色交易，败坏了整个民族的风气，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纵欲主义。在今天，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是同时存在的。如果你们看了《我向总理说实话》，就会发现有些农民靠男的打工、女的卖淫来生活，所以纵欲主义的背后暗藏了很多悲惨的东西。同时还有那些底层民众，在基本生活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性压抑依然是严重存在的。
对“自然人性论”的历史与现实的具体分析
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提醒我们：在对八十年代所进行的“自然人性论”的介绍、传播与讨论进行反思时，要有一个历史与现实的具体的分析态度。我以为至少要作三方面的分析：一要看到：它所面对的是文革时期达于极致的革命禁欲主义，它是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的，因此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二是要正视：它也因此遮蔽了一些问题，比如强调人的本能欲求的合理性，批判人的“非动物化”的倾向，却对人的“非动物性”，即其“精神性”方面有所忽略以至遮蔽，对所要批判的“人的‘非动物化’”倾向中的某些合理因素缺乏具体分析，而采取了笼统否定的态度，这样的理论的片面与偏颇对后来的向“动物性”方面的发展，是有影响的。因此，今天有必要来进行反思。但这样的反思，却不能走到对“自然人性论”的全盘否定的极端——这就是我要强调的第三方面的分析：不仅要看到它的历史合理性，也要看到它的现实合理性：尽管如前所说，纵欲主义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病害，思想、文化上的主要倾向，但禁欲主义的存在，就决定了自然人性论所具有的启蒙、批判的功能依然存在。我们不能总在“欲望至上”与“精神至上”两个极端间来回摇摆，我们可以随着问题意识的变换，有不同的强调侧面，变换我们的言说重心，但一定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对自己在特定语境与问题意识下的言说，保持一种清醒，警惕其可能形成的某种新的遮蔽。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言说相对化：一方面，要有自信，相信它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否则就不用说了，但另一方面，又要有自省和自警，看到其有限性，承认其限度。这其实就是赋予自己的言说以某种开放性：它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有着不断吸取、开拓新的思想资源，自我调整、发展的更大空间。
回到钟摆的中点，追求动态的平衡
这里，我还想回过头来思考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的价值，其中就有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我当年对周作人的批评？今天上课前，我重读了周作人的《生活之艺术》。这篇文章写于“五四”之后，是对“五四”的反思。今天我们在八十年代之后对八十年代进行反思，也能认识到他的反思的意义和价值。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现在只是两个极端：非禁欲即是纵欲”，“二者互相反动，各益增长，而其结果则是同样的污糟”，要么无自由，要么无节制，而“无自由，无节制，一切在礼教的面具底下实行迫压与放恣，实在所谓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