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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两条生命线
这里，实际上已经说到了我要总结的第二点：大学要真正发挥我所说的两大功能和作用，是需要一定的前提和条件的。我们在前面谈到大学应该和社会、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和“世风流俗”保持一定距离，就已经隐含了大学所应采取的一定的超然的、独立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学里的教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的价值理想和个人的思想、学术追求，而绝不是他者的意志和利益，更要防止和拒绝自身成为一个利益集团。这样才能保持精神的独立。学校要有更多的独立性，学校里的校长、教师、职员、工人和学生要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使大学不可避免地体制化、官僚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衙门化”，高校里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这是最值得忧虑的。
说起“自由”，人们自然要想起蔡校长当年在北大所实行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如蔡先生自己所说：“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者，厥唯大学。大学教员所发挥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我曾经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大学里的“第一流的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原创性与开拓性。特别是开创思想与学术的新路的初期，他们必要向已被普遍认同，并多少被凝固化的“定论”与权威挑战，在既定思想、学术秩序的维护者眼里，他们的新思想、新学术都是“野狐禅”，是“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这正是提醒我们，大学要培育、拥有第一流的人才，必须真正保证思想自由与学术无禁区，并实行“保护少数”的原则，要能够容纳甚至鼓励思想与学术的异端。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压抑甚至扼杀最具有创造力的一流人才，而鼓励循规蹈矩的平庸之才，并且形成不敢触及思想与学术的重大问题，不敢独立思考，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委靡之风。这是我们的学术多年来缺少大格局、原创性，批判力、想象力、创造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大学的理念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
第二个问题：关于北大的传统
这个问题也是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提出来的。我这里还保留着一个学生社团的一份刊物。时间是在1997年，重要的是这些北大学子发出了这样的痛心的反省和热切的呼唤：“今天的北大，今天的北大青年似乎一下子推去了身上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功利实用，我们胸无大志，我们冷漠，我们丧失了太多北大年轻人特有的品质，真正精粹的品质”，“时事社就是在这样的危机的环境下诞生的。一群依旧充满理想，一群依旧心怀天下，一群有着热血与责任感的青年聚集在一起。他们只是想让人知道，北大的青年依旧把自己和整个社会接连在一起，依旧用一双双年轻热情的眼睛关注着民族的命运，依旧全身心地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而思考”，“时事社为你，为北大，为中国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听到真北大的声音，让你感受到多少年来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
尽管在百年校庆前后，在北大确实发动了一个以“寻找蔡校长，寻找北大真声音”为中心的民间纪念活动，师生们自编《蔡元培》话剧并上演，又举行了多场蔡校长教育思想的报告会，并最后汇集出版了《校园风景中的永恒》一书，但这些声音，很快就被时尚淹没了，这篇时事社编辑部的文章，后来我收入了《走近北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却没有任何反响。
现在是2002年，距离1997年，又过了五年的时光。我们今天再来谈北大传统，它能得到北大学子的心灵的响应吗？
我还是从历史说起，从我们的蔡校长说起。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据一位外国学者分析，蔡先生对北大的期待，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期待北大成为“献身学术研究和自我修养的一个封闭的圣地”，与社会隔绝，静心做学问。——我们在前面谈到大学的两大功能，也谈到了大学必须和社会现状和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使大学真正富有坚守精神与批判、创造精神。但这样的坚守、批判与创造，又无不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也就必然要有现实关怀作为其前提。蔡先生更是期待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能够担负起“指导社会”的作用，即蔡先生所说，“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因此，他支持北大的老师办《新青年》，学生办《新潮》，通过现代传媒把北大校园里的思想传播到社会中去。他还提倡平民教育，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对平民进行宣传、教育。他想通过这些方式，把北大的校园文化转化为社会文化。这背后的理念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对国家和社会发挥指导作用。在蔡先生看来，这正是中国的“清流传统”：“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这就是说，作为北大校长，蔡先生既想把校门关起来，成为一个封闭的学术圣地，又想打开校门去影响社会。他的初衷是希望这种影响限制在思想、文化、学术范围内，期待北大仅仅成为思想、文化、学术中心，最好不要干预政治。但思想学术和政治有时就很难区分，想把影响限制在思想学术的范围，和政治拉开距离，这在中国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到最关键的时刻，连蔡先生自己都要发动学生去干预政治。据现在看到的材料，1919年5月2日深夜，外交部长秘密派人告诉蔡先生，说北洋政府已经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情况万分紧急，蔡先生只得发动学生上街游行：可以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这把火就是蔡先生点起来的。这也就使蔡先生陷入极度矛盾中。所以，当被捕学生一旦被释放，他就立刻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重申“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并告诫学生：“诸生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万不可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自己的学业，要求学生回到课堂埋头读书。而学生的回答却是：“奈何生居中国，感于国难，遂迫而牺牲神圣学术之光明，以从事爱国运动”，在学生看来，国难当头，热血青年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这大概就是校长和学生在认识和选择上的错位吧。
这里所谓“读书”与“救国”之间的两难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教育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胡适一语点破了在中国现实境域中矛盾的焦点所在：“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么，干预政治的责任必然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如果在常态的社会和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般中年人的身上了”（《五四运动纪念》）。
北大历史上的辉煌
1917年至1919年间，蔡元培校长领导下的北大，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成为“五四”运动（它包括新文化运动与学生爱国运动两个部分）的中心和发源地，开创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新的时代。记得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对蔡先生有一个评价：“以一个校长的身份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