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乱或阻止等待他的执法？
终于，他们到了目的地。两位先生准备着，要把他扼死，这时一个想法（他的最后的自我批评）穿过K的大脑：“他的义务应该是自己拿起这把刀……把它插入自己的身体。”他抱怨自己的软弱：“他没能完全地经受考验，他没有能使官方摆脱全部工作；这最后一个错误归咎于向他拒绝使出全部必要力量的人。”
人可以多长时间被认为与自己认同？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个性在于他们个人的意识形态，它以或多或少直接的方式，确定他们的行为。奇里洛夫（KIRAILOV）完全被吞没在他自己的、被认为是自由最高表现的自杀哲学中。奇里洛夫：一个变成了思想的人。但是，人在真正的生活中，真是这样的个人意识形态的直接投影吗？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的人物［特别是皮埃尔·别祖柯夫（PIERREBEZOUKHOV）和安德烈·波尔贡斯基（ANADREBOLKONSKY）］也有他们的很丰富、很发达的理智，但它是在变化中并有多种变化形式，以至于不可能根据他们的思想来给他们下定义，那些思想在他们生活的每一阶段都各为不同。托尔斯泰这样给了我们关于人是什么的另一个观念：一个行程；一条曲折的道路；一次旅行，其每个陆续到来的阶段不仅不同，而且经常代表对前面阶段的全面否定。
我说“道路”，这个词有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因为道路的形象让人想到一个目标。然而，这些只是出乎意料地结束，被偶然死亡所中断的道路，带我们向着什么目标呢？的确，皮埃尔·别祖柯夫到了最后，达到了仿佛是理想和最后的阶段：他懂得了生活总是去寻找一种意义，为这个或那个事业去奋斗，是徒劳的；上帝无所不在，在整个生命、在每天的生活之中，因而只需去生活所有要生活的并且带着爱：于是，幸福的他钟情于他的女人和他的家庭。目标达到了？达到顶峰，使得从后来角度看前面旅行的所有阶段成了简单的台阶？如果是这样的话，托尔斯泰的小说便会失去它的根本性的嘲讽，而接近于一种小说化的道德教训。在综述八年之后所发生一切的尾声里，人们看到别祖柯夫离开他的家和妻子一个半月，投身于彼得堡的一个半地下的政治活动。又一次，他要去为他的生命寻找一个意义，为一个事业而奋斗。道路没有结束，而且也不知道目标。
人们可以说一个历程的不同阶段，相互地、处在一种嘲讽的关系里面。在嘲讽的王国里到处是平等；这意味着历程中没有任何一个阶段，从道德而言，高于别的阶段。波尔贡斯基投入工作，为的是使自己有益于他的祖国，他是想因此而赎回他从前的愤世嫉俗的过失吗？不。不要自我批评。在道路上的第一阶段，他都曾集中了他全部的理智与道德力量来选择他的态度，而且他知道这一点；他怎么能谴责自己不曾是他不可能是的样子呢？如果说，人们不能从道德的观点来评判他的生命的不同阶段，那么同样地，人们也不能从真诚性的观点来进行评判。不可能确定哪一个波尔贡斯基最忠实于自己：是那个脱离公众生活的人或是那个投入其中的人。
如果各不同阶段如此矛盾，怎么来确定它们的共同的命名呢？我们能够把无神论的别祖柯夫与有信仰的别祖柯夫看成一个唯一和相同的人物，那么共同本质是什么？一个“自我”的稳定的本质在哪里？波尔贡斯基二号对波尔贡斯基一号在道义上的责任是什么？别祖柯夫，拿破仑的对头是否应该对过去曾是拿破仑的崇拜者的别祖柯夫负责任？在什么样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与自己相认同？
只有小说可以具体地探察人所经历的这一个最大的神秘；很可能托尔斯泰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细节的策划
托尔斯泰的人物的变化表现为不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而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感悟。别祖柯夫以令人惊讶的轻而易举从无神论者转变为宗教信仰者。为此只需他因为与他妻子的决裂而被震动，并在一个邮局的驿站遇到了一位是共济会会员的过客跟他讲话。这一轻而易举并不是由于一种肤浅的摇摆不定。它尤其让人猜测这一明显的变化是由一个隐蔽的、无意识的过程所准备，而突然爆发在光天化日之下。
安德烈·波尔贡斯基在奥斯特丽茨战争中受了重伤，正在苏醒过来。在这一刻，他这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的整个世界动摇了：不是由于一番理性的、逻辑的思索，而是由于简单的与死亡相对照，和对天空的长时间注视，是这些细节（注视天空）在托尔斯泰人物所生活的关键时刻起着重要作用。
过后，安德烈从他的深刻的怀疑主义之中重新浮了上来，再次回到积极的生活之中，这一变化之前，曾与皮埃尔在河中一只小船上有过一场长谈。皮埃尔那时（这是他的演变的一个暂时阶段），积极、乐观、为他人着想，并反对安德烈的愤世的怀疑主义，但是在他们的交谈中，他却表现天真，张口说些老生常谈，安德烈则在理性上光彩照人，比皮埃尔说的话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交谈之后的沉默：“离开湖，他把眼睛转向皮埃尔刚才指给他看的天空，自奥斯特丽茨以来，他又一次再见他曾在场战上注视过的永恒而深邃的天空。在他心里，像是又一番快乐与温柔。”这个感觉是短暂的而且消失在瞬间。但是安德烈知道“这个他没有来得及多想的情感活在他的心里”。很久以后有一天，像是一组星辰的舞蹈，一场细节的策划（对一棵橡树群叶的注视，偶然间听到的少女的快乐话语，意外的回忆）燃起了这番情感（它活在他心里）并使他走火入魔。安德烈，昨天还满足于他隐退在世界之外，突然间决定“秋天去彼得堡，甚至要去找份工作。……他背着手，在房间里踱着步，一会儿皱起眉头，一会儿微笑，脑海里重新闪过所有这些非理性的、无法解释的思想，它们像罪恶一样秘密，其中很奇怪，混合着，皮埃尔、光荣、窗口的少女、橡树、美、爱情。它们完全地改变了他的存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进来，他会表现得极为冷淡，严厉，断然，让人讨厌和富有逻辑性。（……）他好像是想通过这种过份的逻辑性来在某个人身上对于他自己内心正在进行的非逻辑的和秘密的工作，施与报复。（我强调了文中最有意义的话。——米兰·昆德拉）（让我们记住：这也是同样的对细节的谋划；所见到的面孔之丑陋，在火车厢里偶然听到的说话，意外的回忆，它们在托尔斯泰的下一部小说里，促动了安娜·卡列尼娜的自杀的决定。）
安德烈·波尔贡斯基内心世界的又一重要变化：在波罗金诺（BORODINO）战场受到致命重伤，卧在军营的手术台上，他心里突然充满了和平与重新和好的情感，一种不再离开他的幸福感，这一幸福状态颇为令人奇怪（而且十分美），尤其因为当时的场面甚为残酷，充满了那个还没有使用麻醉药时代的外科手术中可怕的详细细节，而且更有怪中之怪：他被一种意想之外的非逻辑的回忆所刺激：当着护士为他脱下衣服，“安德烈想起了早期童年的遥远日子”。再下面又有这样几句：“在所有这些痛苦之后，安德烈感到一种很久以来没有经历过的安逸。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特别是最早的童年时代，别人给他脱衣服，把他睡进他的小床，奶娘给他唱摇篮曲，他的头埋进枕头里，感到自己在生活并因此而幸福，——这些时刻在他的想象中不是作为过去而出现，而是作为现实。”只是后来，安德烈才看见了隔壁台子上的阿纳托尔（ANA－TOLE），娜达莎的引诱者，他的情敌，医生正在为他截去一条腿。
通常对这一场面的阅读是：“受伤的安德烈看着他的情敌被截去一条腿：这个场景使安德烈对他，对广义而言的人，充满怜悯。”但是托尔斯泰知道这种突然间的顿悟不是出于如此明显如此逻辑的原因。这是一个令人奇怪的转瞬即逝的画面（当他很小的时候家人用和护士一样的方法给他脱去衣服），发动了一切：他的新的变化，他对事情的新的眼光。几秒钟之后，这个奇迹般的细节肯定被安德烈自己忘记了，大概多数读者也立刻忘记了，读者在读小说和“读”他们自己的生活时同样地不专心和不善读。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一次是皮埃尔·别祖柯夫、他决定杀死拿破仑，这一决定之前有这样一段插曲：他从他的共济会员朋友们那里得知：拿破仑被视为《启示录》（《新约书》）第十三章里的ANTE－CHRIST；聪明的人应该数一下这个怪兽的数字，因为这是关于人的数字，这个数字是666……“如果把法文字母翻译成数字，那么拿破仑皇帝这个词恰好得出数目666。”这种预言给皮埃尔打击很大。他经常问自己谁会结束怪兽，换言之拿破仑的强权，借助于数字化，他想尽办法找到一个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先是组合：亚历山大皇帝，然后，俄罗斯民族。但是总数都高于或低于666。有一天，他想记录自己的名字：皮埃尔·别祖柯夫伯爵，但是他达不到想要的数字。他把一个Z放在S的位置上，加上介词DE，冠词LE，总是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后来他想如果他对问题的答案果真就在他的名字里，那么应该加上他的国籍。于是他写道：俄罗斯人别祖柯夫。数字加起来结果是671，即多了5。5代表着一个E，它与在皇帝一词的冠词中被省略的字母相同。取消这个在他名字前面的E字，况且这是不对的，提供给他一个他费心寻找的答案：俄罗斯人别祖柯夫——666。
这一发现使他为之震动。
托尔斯泰精心描写皮埃尔用他的名字所进行的所有拼字变化绝对是好笑的：L’RUSSE（俄罗斯），这是个极妙的拼写玩意儿。一个毫无疑问聪明而可爱的人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