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尺，一分钟或不到一分钟后才死，这时他们看见什么了？”
贝思凝视着粉笔画的尸体轮廓，接着又看了看前面的房子，玻璃门和她的左边及右边，这才开口道：“他们继续向前面二十英尺的房子走去，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想逃离。他们还是并排走着，除了前面的房子，周围没有隐蔽处，而没有人能从房子那么远的地方开枪射中目标的头部。他们一定认识凶手，或者没有对凶手产生戒备。”
“说得对。我想凶手当时正躺在躺椅上，假装睡着了，所以没下来跟戈登夫妇打招呼。戈登夫妇认识凶手，也许汤姆还冲他或她喊，‘酶，起来帮我们搬埃博拉疫苗箱。’也可能是说炭疽疫苗箱或钱箱。于是，那家伙站起身，打着哈欠，向前走了几步，快到戈登夫妇面前时拔出手枪，射中他们的脑袋。是不是这样？”
贝思答道：“可能。”她绕过尸体位置，站在凶手站过的位置上，离粉笔尸体轮廓的脚不到五英尺。我移到汤姻当时站的位置。贝思举起右手，用左手握住右腕，指着我的脸说，“砰！”
我说：“他们被射中时没拿着箱子，要不汤姆被击中后箱子会从他手中飞落。汤姆和朱迪是先把箱子放下再遭枪击的。”
“我不能肯定他们是不是带着箱子。那是你的推测，不是我的。”
“那船上的箱子呢？”
“谁知道？哪儿都有可能。约翰，看看那两具尸体，靠得那么近，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抢着一个长四英尺的箱子。”
我看着尸体位置，贝思的话不无道理，但我说：“他们可能先放下箱子，再向前走了几英尺，走近躺在躺椅上或站在这儿或从推拉门里出来的凶手。“可能吧。不管怎么说，我想戈登夫妇认识凶手。”
“同意。”我回答道，“凶手和戈登夫妇在这儿的相遇不会是偶然的。凶手在房子里朝戈登夫妇开枪比在外面甲板上容易，但他选中了这儿——他就是在这儿开枪射击的。”
“为什么？”
“我能想到的惟一原因是他的手枪是登记过的，一旦成为嫌疑犯，他可不想子弹被找到去做弹道测试。”
贝思点点头，望着远处的港湾。
我接着说：“如果在屋里，子弹可能会嵌进某个地方，他可能无法抹去弹痕，所以他选择用大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头部，子弹直接从射出口落入港湾。”
贝思又点点头：“像这么回事。”她又说，“这种推测倒是改变了凶手的可能形象。他不是拥有未登记手枪的吸毒鬼或杀手，他没有来历不明的枪，而是个拥有登记过的手枪的好公民。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我答道：“这能解释我在现场的发现。”
“所以你想要当地拥有注册武器的人的名单。”
“是的。”我说，“大口径，登记在册，而不是非法违禁武器，可能是自动手枪而非左轮手枪，因为左轮手枪不可能不发出声音。我们就从这个推断下手吧。”
贝思问：“一个拥有注册手枪的守法公民哪儿去弄到一个非法的消声器呢？”
“问得好。”我把我能想到的凶手可能具有的形象特征又过了一遍，说，“这个案子就是这样，每出现一个合理推断总有个疑点让它卡壳。”
“是啊，”她说，“普拉姆岛有二十校点四五口径自动手枪。”
“不错。”
我们讨论着，想把案情串起来，努力想像自己处于昨天下午五点半而不是今天下午五点半。
透过玻璃门我看见一个穿制服的南侯德镇警察，但他没有看见我们，就走开了。
沉思了五分钟左右，我对贝思说：“小时候，我常跟家人从曼哈顿来这儿，我家是标准美国式的，爸爸、妈妈、吉姆哥哥和林思姐姐。我们在哈里叔叔的维多利亚式豪宅旁租了一间小屋，总在那儿过两个星期，差点给蚊子咬死。我们找到了有毒的常青藤，鱼钩弄到了手指上，还晒坏了皮肤，但我们肯定还是喜欢来这儿，因为每年我们都盼着到这儿来，这就是柯里一家每年的南侯德一曼哈顿之行。”
贝思听着，微笑着。
我接着说：“我十岁那年捡到一粒滑膛枪子弹，我激动得要死，我是说，这可是一百年甚至二百年前某个家伙射出的子弹。呛里的妻子，我的阿姨琼思——愿上帝让她安息——带我到了一个叫做卡茨奥格的小村子，那儿据说曾是卡桥格印第安人村落，她教我怎么找箭头，火堆和骨针，那真是炒极了。”
贝思不说话，看着我，好橡我的话很有意思似的。
我继续说下去：“我记得我整夜睡不着觉，想着滑膛枪弹和箭头，移民和印第安人，英国兵和欧洲大陆士兵，如此等等。在这奇妙的两星期结束的时候，我知道我长大后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我没有能成为考古学家，但这却促使我成为一个侦探。”
我向贝思描绘哈里叔叔家的车道，他们曾将煤灰和蚌壳撤在车道上以减少泥土和灰尘。我说：“一千年后，一个考古学家挖掘到这儿，发现了这些煤灰和蚌壳，于是他判断这儿曾是个烹任用的火坑。实际上，他发现的是一个车道，但他仍可以使他认为是侥饭火坑的发现适用于他的理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
“好，下面是我的讲课稿，你想听吗？”
“快说。”
“好，同学们——你们在谋杀现场看到的景象已凝固在过去那一刻，而不再会变动、发展。对于这个静止的景象你们可以创造好几种情节，但这些都只是主观臆想。一个侦探就像考古学家那样，收集确凿事实和实在的科学证据，但还是会得出错误结论。另外，还得面对一些谎话，似是而非的证词和想帮忙却犯了错的人。有人告诉你你想要的跟你的臆想一致的情况，也有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凶手则故意留下了假线索。真相就藏在这团矛盾和谎言里。”我对贝思说，“说到这里，如果我时间算得准，下课铃就该响了，于是说声‘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任务就是了解真相。”
贝思说：“太棒了。”
“谢谢。”
“那么，谁杀了戈登夫妇？”她问道。
“见鬼，我不知道。”我回答道。
15
我们站在阳光斑驳的路边，贝思·彭罗斯的黑色警车就停在旁边。时间已近六点，我说：“一起喝杯鸡尾酒怎么样？”她答道：“你知道玛格丽特·威利家在哪儿吗？”
“可能吧。她卖鸡尾酒吗？”
“我们可以问问。上车！”我上了车。她发动引擎，汽车向北经过拿骚角，穿过堤道，驶上了大陆北福克。
“走哪条路？”贝思问。
“向北。”
她来了个急转弯，我说：“开慢点。”
车子慢下来。
车窗开着，看着落日余晖，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一切都那么令人愉快。远离了港湾地区，我们现在来到了布满农场和葡萄园的乡村。我说：“我小的时候有两种农场，一种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移居美国的波兰人和德国人开的，还有一种是本地人拥有的果蔬农场。有的农场在同一个家族手里传了三百五十年，真不可思议。”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们家的农场有一百年了。”
“真的？你父亲把它卖了？”
“不得不卖。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的农场就被城郊包围了。人们觉得我们古怪，在学校里我被人嘲笑，只因为是农场主的女儿。”她笑着说，“可我父亲笑在最后笑得最好，土地卖了一百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
“现在还是一大笔钱。你继承了这笔钱吗？”我问道。
“还没有，但我有一笔信托基金。”
“太棒了！你愿意嫁给我吗？”我逗她。
“不，但我可以让你开我的宝马车。”
“开慢点，向左拐。”
车拐弯，汽车又向北驶去。贝思看了我一眼，说：“我以为你已经结婚了。”
“离婚了。”
“手续全都办好了？”
“我想是的。”实际上，我不记得我已拿到最后的离婚证书。
“我想起电视上的一则新闻……你负伤之后，有一位漂亮迷人的太太和市长，警察局长一起到医院看你……还记得吗？”
“不太记得，听人说过。”我说，“向右拐再向左。”
汽车驶上了灯塔路，我说：“开慢点，我们好看着门牌号。”
这条小路通往一英里外的霍顿角灯塔，两边散布着小房子，房子四周葡萄园环绕。
我们来到一座漂亮的砖结构小屋前，屋前信箱上写着“威利”。
贝思把车停在草坪边上说：“我猜这里就是了。”
“可能吧，电话簿上全是姓威利的，可能都是当地的早期移民。”
我们下了车，走上通往威利家前门的石子路。门上没有门铃，于是我们敲门，在门口等着。屋旁的大橡树下停着一辆汽车，我们便从屋子边上绕到背后。
一位穿着花色夏裙的约七十多岁的纤瘦妇人正在菜园里忙活着，我冲她喊道：“是威利太太吗？”
她抬起头，随后向我们走来，我们在屋子和菜园之间的一块草坪上碰面。我说：“我是约翰·柯里警探，我昨晚给你打过电话。这是我的搭档，贝思·彭罗斯警探。”
威利太太盯着我的短裤，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裤子拉链没拉上。
贝思向她出示了警徽，她对贝思表示满意，可是对我还是不大相信。
我对威利太太笑笑。她有一双明亮的灰眼睛，灰色头发，脸长得很有趣，有着半透明的皮肤，这张脸让我想起一张旧画，不是某一张特定的画，也没有一定的艺术家或风格，总之是一张旧画而已。
她看着我说：“你打电话时很晚了。”
“这件谋杀案让我睡不着，对不起，威利太太。”
“不必道歉。我能帮什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