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他几口面，他也不会再多说几句的。
嗯，好香啊！
真好吃！
咦？宋博士的笔记本。
看看他都写了些什么。
宋博士笔记本里的内容：
我一直以为德国民歌“好久不相见”在哥德堡变奏曲的主题里，后来通过阿申在音乐会上的介绍才知道那是第三十变奏。我最衷爱的一个唱片版本是古尔德1981年的录音。开头第一段的主题，老迈的大师用一种慢得可怕的速度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敲击着琴键，让人怀疑他是否有足够的体力弹完此曲，随着一个重重的锤键，第一变奏开始，大师好像又变得和二十六年前一样年轻了，时不时出现在音轨里的轻声哼唱，有如鬼魅般迷离，老年的古尔德完全沉浸在内心的愉悦之中了，面对死神的召唤他竟能表现得如此从容淡定！尽管已是凌晨，我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不知CD是否已经放完，我只能借助于听觉的惯性隐约感到演奏还在继续，仿佛演奏家亦已随着无穷尽的乐音滑入到星辰的璀璨之中，进入了永恒。——小勉
每一个人都会去一个地方，我希望我要去的地方是个图书馆。是的，我是个作家。人们都这么称呼我。这只是个空洞的称号。人们记住的只是我的名字而已。我死后，人们还会偶尔提到我的名字，而我则被彻底遗忘了。我生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名字而做的，我自己却什么也得不到。我是我名字的傀儡。并且我不再想写下去了。我累了。声名把我拖垮了。我舅舅有家小店铺，他看见我整天无所事事，便让我来看店。小店主要经营皮具，生意很冷清，看的人多，买的人少。倒是旁边的性用品商店，每到晚上，总有那么两三个中学生鬼鬼祟祟地跑到柜台前面问：“那边那个娃娃多少钱一个？”第一次感受到牝门之美，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在《家庭育儿百科全书》上见到的，至于脸红了没，心跳了没，皆已忘记，只记得当时是肯定没做坏事的，只觉得用笔画出来的图总不解渴，总是想着看看真家伙。那一年，书店的贵重书架上摆满了人体艺术画册，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便随手挑了一本翻起来，旁边站着两个店员，总在那儿小声说着话，我只听到她们说什么：“这么小就……长大还怎么得了？”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人家汉武帝的厕所里面还站着一排侍婢呢，要我就肯定尿不出来。有人说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拜物拜金拜权的时代，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在除去了一切形式的权威主义之后，要重新肯定理性，肯定个人，肯定平等，肯定自主的选择，“至于选择有没有限制的必要与可能、多元是否涵盖着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则要看我们准备给多元主义什么样的道德限制”，“在满足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种种要求之后，我们是否考虑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在接受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种种指令之后，是否能停下来听一听自己的内心在诉说着什么？是否考虑也许从此以后，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而不是让内心像一只壁虎似的不声不响地趴在墙上？……并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表达对于他人的善意和敬意？倾听他人意见如同希望他人倾听自己的意见？尊重他人如同希望他人尊重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仅仅适合表达愤怒和怨恨，而不善于表达理解与爱意？变得擅长与他人之间的进攻与反击、怀疑与猜忌，而不是接纳与包容、信任与支持？我们背后有着怎样的力量，使得我们变得恐惧、暴躁、匆忙仓猝，而不是勇敢、宁静、从容镇定？”梁濑溟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贫弱崩溃均可归于老中国缺乏团体生活这个缺陷，如何救治？通过乡村建设为民族重建一组织构造”，“乡村建设无非是从土地开始的国家建设而已”，“他的保守不过表现在，坚持必须从家庭伦理着手进行团体生活的礼俗建设。这是梁一以贯之的信念”，但是，“对于传统社会中家庭之间以什么样的习俗与制度发生关系？对于传统社会中皇权与绅权的双向制衡关系，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不断加强的国家权利对这种双轨制相互关系的破坏及造成的问题”，“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梁的缺陷”。《锵锵三人行》里有位先生说得很对，这种从“家”到“天下”的宗法联系就是在《白鹿原》所描述的农民毁掉祖宗祠堂的那一刹那断掉的。为了打发无聊，我找来黑格尔读。我读到这里：“死亡，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称呼那种非现实的话，它是最可怕的东西，而要保持住死亡了的东西，则需要极大的力量。柔弱无力的美之所以憎恨知性，就因为知性硬要它做它所不能做的事情。但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担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精神是这样的力量，不是因为它作为肯定的东西对否定的东西不加理睬，犹如平常我们对某种否定的东西只说这是虚无的或虚假的就算了事而随即转身他向不再闻问的那样，相反，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我继续读到：“世界进程于是战胜了与它自己对立着的德行，战胜了以无本质的抽象性为本质的德行。但是，它并没战胜什么实在的东西，相反，它只战胜了本来不是差别的差别虚构，战胜了一些堂皇的议论：如什么人类的至善，什么人性的压抑，什么牺牲为善，什么误用才能，如此等等——像这样一些理想和目的，归根结底，只是一些空话，它们使心地高尚，使理性空疏，他们努力建设，但是毫无建树；这些夸夸之谈，只说出了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自以为其行为符合于这样高贵目的的、沉溺于使用这样优美词句的个体，是它把它自己当成了一个优秀的本质——这是一种吹嘘，这使自己和别人都为之冲昏头脑，而冲昏头脑总是出于一种空的傲慢自负。古代的德行，本有它一定的可靠的含义，因为它在人民的实体里有它内容丰富的基础，并以一种现实的善，已经实际存在的善作为它的目的……但现在所考察的德行却与此不同，它已脱离了实体，它是一种无本质的德行，它是一种只属于缺乏任何内容的观念和词句的德行……我们这个时代有教养的人，显然已经，即使是不自觉的，确信这些高谈阔论是空虚无物，因为对这整堆词句的内容及其发表的方式，谁也不感到任何兴趣；人们之对它们失掉兴趣，这具体表现在，它们成了仅仅令人无聊的东西。”
大虫拿起一幅眼镜问我：“你看我戴眼镜好不好看？”
“像余秋雨。”我说。
“为什么都说像他呢？真是气死我啦！”
“怎么，你很生气吗？”
“我告诉你余秋雨的东西怎么不好。说其他都是扯谈，举他的三个具体作品：《道士塔》、《老屋窗口》、《苏东坡突围》。余秋雨写东西总是预先设置一个X，然后一切都往那个X上去靠。这个X在《道士塔》里就是以王圆篆为代表的中国人是多么愚昧，他余秋雨是多么重视敦煌文物的价值——恨只恨没早生几十年；这个X在《老屋窗口》里是什么呢？是那个天真纯洁的村姑是怎样受到封建顽固观念的摧残迫害的，而在故事中作为‘我’出现的余秋雨又是唯一一个能够同情她的人，以显示‘我’多么地富于人情味，见识有多么地高；而《苏东坡突围》里那个X就是苏东坡作为一个伟大的文人，‘我’与他是多么惺惺相惜，‘我’为他所遭受的待遇打抱不平，从而‘我’与伟人靠得更近了。然后与X相对应，还另外存在一个Y，这个Y不时地想吞噬掉X。这个Y在《道士塔》里就是那些来敦煌的外国人，在《老屋窗口》里就是愚昧守旧的村民，在《苏东坡突围》里则是那些迫害苏轼的小人。余秋雨的早期散文都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写的。他在后期试图突破这样一种模式，但仍然是借伟人来抬高自己，迎合社会的主流心理。这种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东西，不能说它有什么害处，但也没有什么好处。”
被时人称为“小汉卿”的元代杂剧作家高文秀，有一部叫做《双献功》的剧目，写李逵自告奋勇，愿做孙孔目的护壁，护送其夫妻二人去泰安进香。途中，由于权豪势要之家的“白衙内”拐走孙孔目的妻子，又倚仗权势，将前去告状的孙孔目打入死牢，这惹翻了自称“黑爹爹”的李逵，他设计进入牢房救出孙孔目，又在夜间潜入“白衙内”家，杀了奸夫淫妇，并用布蘸血在墙壁上写明“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黑旋风李逵杀了白衙内的。”同时代还有一个叫石君宝的人，写了一个叫做《秋胡戏妻》的本子，秋胡与罗梅英新婚才三日，秋胡就被抓去当了壮丁，一去十年，梅英在家苦守，相当于守寡，及至秋胡归家，夫妻俩已不相识，没料到秋胡竟调戏了梅英，当梅英得知她苦等了十年的丈夫已做了高官，娶了三房妻妾，毅然向秋胡索要休书，一刀两断。
为什么举这两个例子？在前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容不下“奸夫淫妇”的，而在“奸夫”和“淫妇”之中，恐怕“淫妇”是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的——只听说过“不守妇道”，从没听说过“不守男道”的；而在后面的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男人是怎样惨无人道地对女性进行性剥削的，在中国男人的意识里，从来就没有将婚姻生活放在前十以内，于是多少年轻女性的生命就这样在年复一年的“守活寡”中被残酷地剥夺掉了，为什么只允许男性纵欲无度，而从来就没有人指出过女性的生理需要呢？（这样看来，丹麦男人也很变态）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不胜枚举的，潘金莲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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