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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解之谜
拜读了入谷仙介先生的《王维研究》，先生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古籍钻研之精深，对华夏文化认识之透彻，着实令我们这些晚辈汗颜。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对王维和陶渊明所作的比较，认为两者有重合的地方，也有不重合的地方：“王维以陶渊明式的用田园来保持自己的主体性这一观念为基础，融合大小谢的观察现实中的农民和客观写景两种方法，使田园诗的创作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在诗的世界里导入农民作为独立的客观存在，是王维的一大功劳，使他的田园诗成为到杜甫、白居易的写实诗的过渡。尽管如此，他却在表现农村、农民的诗里，加入了与贵族官场对立的隐逸世界，其结果，使他的田园成了乌托邦。”入谷仙介先生在书中提了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大诗人之中，王维为什么独与李白没有过交往？不知为何，入谷仙介先生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两人几乎同岁，又都是桂冠诗人，虽然李白并不是正统的官场诗人，又或许两人并不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或者文人集团，但两人应该没有任何道理从未有过接触。据说王维的诗丢失了十之###，或许这十之###里就有涉及李白，又或许机缘巧合两人确实并无赠答也在情理之中，总之，暂且存此疑难，有待学理精通之高士来破解。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看了几篇文章，一篇是《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一篇是《重建知识与人格的立足点——徐复观的知识分子论》，一篇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发展观叙论》，现仅就各方观点作一个粗略的梳理。
一、现在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并不存在一个徐复观所谓“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局面”，所以也不存在什么“道”与“势”的生死抗衡。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附庸，也应该分而论之，王戎是的，山涛是的，向秀是的，阮籍可以说是的，稷康就不是的，刘伶也不是。宋代政治更是相权政治。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都是很可怜的，如东汉中后期的那些皇帝，如唐代中后期的那些皇帝，还有明代中后期的那些皇帝。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流一直是具有独立性的。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里所引的王祥不向司马昭跪拜的事迹即是道统。
二、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思想史家，徐复观并没有把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在他看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以唐宋为界，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唐宋之前，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还能保持相当独立的姿态。汉代的察举制虽然将士人引向仕途，但能否入选，不是像后来的科举制度那样取决于皇帝的意志，而是要看乡曲的清议，无异于政府将人事权公之于社会，社会拥有一种原动力。知识分子要进入政府，首先要进入社会，这就使得汉代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以社会为本位，因而还有廉耻之心，知道要砥砺品节。到了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虽然多有流弊，但中正的品鉴，仍然以士人在社会上的行谊为标准，并在理论上可以不为政治权力所左右，皇帝对于中正的品第，亦无从加以干涉。知识分子依然是站在皇帝与百姓的中间，发生一种贯串平衡的左右，知识分子在这平衡之中，对政治保持了相当的尊严，维持住若干的人格。然而，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大变局。科举只着眼于文字，与士人的行义名节无关，使得士大夫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脱节，对文化缺乏真正的责任感，使得以成就人之道德行为的文化精神，沉没浮荡而无所附丽。而文字的好坏，要猜测朝廷的好恶，与社会清议无关，这使得士大夫在精神上完全与社会脱节，更使其浮游无根。另一方面，在科举考试下士大夫的前途，全靠天朝的黄榜由上而下吊下来，完全依赖政治权力。科举简化为一单纯的利禄工具……虽然，在宋明有程朱陆王一辈人站出来，指出科举之外，另有学问，功名之外，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天地；而在明末又有顾炎武、黄宗曦一批人出来伸张地方、培育民力、制衡朝廷，然而，徐复观看到，仅靠中国文化的力量，并不能转换中国的历史条件，无法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这就引申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个人品行与知识能力的关系问题。《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所引的曹操的“求才三令”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曹操的“惟才是举”固然与其自身的出身有莫大关系，但事实上两者也确实没有很明显的关系。诚如徐复观所认为的，知识与道德的脱节，严重偏离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原始教旨，使得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丧失了社会责任感，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考试，考试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而做官的目的还是为了一己之私。在徐复观看来，只有知识，没有理想的人并不能算作知识分子，而只能算作技术专家，算作统治集团的工具：“儒家德性文化的道德尺度由于不恃外力，其尺度只是各人的内心，只靠自验于心之安不安，而没有办法做客观的规定。这种只能信自己而无法信于别人的德性，若不上升而向下坠落，便会转为自私自利的自然欲望……在这样的主观的德性文化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也分化成为两部分人，一小部分是少数怀有人文理想的知识分子，而大部分是自利自利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既无内在的德性‘自力’，也无外在的宗教或法律的‘他力’，只有听凭其人欲横流。”这样看来，所谓的“道”与“势”的抗争，并不在于“势”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并不在于“道”的力量是如何地分散，是如何地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一个集体的良心规范，其本源仅仅在于知识分子自己出了问题而已。
三、普通民众的问题：知识分子出了问题是缘于制度，对于普通民众，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制度，对于普通民众，仅仅存在一个教化问题。中国的皇帝从来没有“私天下”的说法，民间也没有长子继承制。梁漱溟非常排斥将西方的那一整套东西都搬到中国来的做法：“吾为农国，农业根本不适于资本主义而适于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具有直接跨入到社会主义的先天优良条件。在“善”和“富”的两难选择中，他认为“善”是第一位的。所以，他要制定乡约，要兴办乡学，要从文化上找出路。梁漱溟是一个很天真的人。梁任公早就说过：“中国有乡治，无市治”，在“吾为农国”的情况下，乡治是非常有效的。但工业化商业化乃是世界发展之必然趋势，即使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也不能仅仅依靠农业立国，私欲、利益对传统礼俗的破坏是根本就无法避免的。赵俪生先生说：“与小共同体本位的中世纪欧洲相比，在大共同体的传统中国，小共同体认同较弱，‘道德经济’色彩较淡，对村社、领主的依附不强，民间（而非官民之间）‘理性自利’的‘经济人’行为早熟，老百姓之间很早就习惯于‘自由’与契约关系，温情脉脉的东西比西方中世纪更少，而绝不是更多……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这些以往被称为‘农民战争’的大规模民变，其实与‘佃变’、也与西欧的农民战争性质完全不同。‘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它们或是由朝廷滥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横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严厉的国家垄断、经济统制（榷茶、博买、海禁、矿禁等）绝民生路而激变；或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与流民潮发生冲突，包括官府强制迁徙或强制阻迁（封禁、遣返、追逃等）均可激起民变；或由于吏治腐败、法外敲诈而激成民变（常与以上三因素叠加）……过去常有人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作为农民‘觉悟’不够的体现。其实民变‘不反皇帝’往往只是由于实力不够，实力足够就‘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并不需要什么‘阶级觉悟’。相反，‘不反皇帝’的佃变倒更多地出自佃农对抗业主的‘阶级’自觉。大规模民变按统治者的贬称通常有‘土寇’与‘流寇’两种类型。‘土寇’往往由地方豪强率领依附人口就地抗官，佃农（‘庄客’）作为依附人口也常常卷入这种造反。但这种抗官不但不是什么‘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恰恰相反，只有主佃较和谐而官民尖锐对立，才会发生这种‘庄客追随庄主造官家的反’的事。主佃对立、佃变频仍的地方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土寇’的。而‘流寇’更多地是穷人与官府冲突。地主造反一般都是‘守土不流’的。但组成‘流寇’的穷人通常也不是佃农，因为与承担朝廷赋役的自耕农乃至平民地主相比，佃农较少与官府打交道。他们或许会与业主冲突而发生‘佃变’，会因追随业主而加入‘土寇’，但说他们因为地主收租就会去与衙门、与朝廷较劲儿，未免匪夷所思。正因为如此，大规模‘流寇’主要爆发在自耕农为主、租佃率较低的地区……今天我们应该看到：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而在于大共同体本位的制度造成的‘官逼民反’。与西欧‘农民战争’性质近似的‘佃变’现象虽然存在，但大规模民变，无论是‘土寇’还是‘流寇’，都与我国集权制官僚帝国的制度下难解的官民矛盾极度相关，而与民间社会内部矛盾之相关度极小。”现在农村的情况我不了解，老师倒是说了一些，比如说因为孝道的被破坏以及城镇流动性的增强，农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重男轻女了，‘生男不如生女’，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
颁金玉壶诚可畏独善其身谈何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