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人孤独的殉道者徐文长蒲松龄说事，这两位没考成科举，人家可干别的了。贾宝玉我从来没觉得是殉道者，他殉哪门子道了？你梦里悲愤也好，你醒着感伤也好，你真爱谁谁也好，你假痴不颠也好，有愧没羞的你以为你谁呀，后来长大了所谓觉悟了，又干什么了你？心口划一也是超级自私鬼！人跟人有多不一样，觉悟跟觉悟就有多不一样。
可是救还是不救？怎么救？
这么救！绕来绕去，又得绕回《儒林外史》。愚以为，一部《红楼梦》是错！错！错！一部《儒林外史》是莫！莫！莫！《红楼梦》真的是一部广泛而伟大的人类童年罪孽忏悔录。《儒林外史》却是一部比《红楼梦》更深刻而伟大的人类成年灵魂检讨书（注：指书，非指文学，《儒》的文学我另有看法，另文再说）！太、早、远该享受无上礼遇，凌驾所谓另三大名著。但……但，就算有一天那样了，也千万别学着成立什么什么“儒林学研究会”等等（没准早有了）。好东西不作兴糟蹋。
不承认我这些话，就等于不承认史！我奈你何！使得。
不相信我这些话，就等于不承认理！我奈你何！使得。
以上文字非史，非学，亦无情理，但比有些史有些学有些情理管用得多。我都这么说了，你奈我何？使不得？使得。
翻史捣古之四。
【谭圣人秘注】借故说事，借题发挥，不读《红》、《儒》，不改浅薄，不废幼稚，可化井泉。
正义还是爱国？
——且从东史郎谈起
我，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从学生做到教师，我至少十余次出入大屠杀纪念馆。
每每亲睹，残破的血衣裳、散败的碎骷髅、黄旧的老照片、黯淡的铁物证、大宗的史料文献……
每每亲聆，讲解催泪，莫不令我浮想联翩：年轻，鲜血，大风歌，死亡舞，无声诗里诵千秋……
小时候，我的祖母回忆跑鬼子反，那个咬牙切齿的民族恨呐，那个痛贯心肝的民族耻呐，那个悲愤……
11年前，钓鱼岛西村事件，我写了多少檄文，张贴了多少传单，奔走呼吁少年同学做一些事情……
后来么，毋须旧事重提……
作为南京人，我比从来任何一个外乡人都更有理由具备仇日情结。
作为我自己，我比今天任何一个同龄人都更有资格被称###国者。
然而我早该过了“五四”、“###”的年纪，我实在也过了“五四”、“###”的年纪。
何妨从容一点，续谱翻史捣古之五。
这回我拟的主题是：正义还是爱国？
且从一个日本人谈起，他叫东史郎。
人已死，故框其名字。
这是悔过的魔鬼——中国人不应该对他的名字和事迹感到陌生。
先引一些材料，来自1999年7月21日《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记住东史郎》，作者张圣华。年代蛮久了，连引材料也需要翻尸捣骨，要亦一趣。
算了，原文太长。我本想作删节后用楷体字插在这里，但是突然发现每个字都写得很要紧，所以我就决定不删，也不引。干脆附置本文之末，有兴趣的可以先去读读。
那么，我就发表几点个人的意见罢。
必须直言：东史郎这个人，我给他的定义如前所述——“悔过的魔鬼”，我认为这是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曾经，魔鬼的双手沾满了南京人的鲜血。后来，魔鬼公开悔过，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们原谅了他。然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口一个“尊敬的东史郎爷爷”，我们的大朋友一口一个“中国人的好朋友”，我看却是实在毫无必要的。这样似乎只能说明，中国很需要利用东史郎来证明一些东西，表示一些态度。这样真是弱者可鄙的伪善与大劣根。
东史郎，号称晚年觉悟。虽然，据我臆断，其无非是过不去自己心里的那道坎——良知——而已，而已。很多良知未泯的杀人犯，潜逃多年以后仍旧精神高度紧张，常年恶梦缠绕，生不如死，心理防线濒临崩溃，终于还是投案自首，正是一理。区别在于，东史郎晚年觉悟，这觉悟却要远远高于普通杀人犯。为什么呢？他后来很好地生活在日本，时过境迁，世界上已经没有法律再可以制裁他。然而，他难受内心的煎熬，寻乞良知的归宿，因为他需要释放，解脱，打开灵魂深处的枷锁……他到底选择了自愿接受良知的制裁——自裁——也就是接受道德之裁，接受正义之裁，并且尽量做一些将功补过的赎罪的事情。赎罪的过程即是自我救赎的过程，亦是由魔鬼变回人的过程。他的觉悟，深刻体现在希望自己以人的身份而不是以魔鬼的身份度过晚年直至死去。所以，他明明可以一如既往地过下去，但是他选择了出来，说两头不讨好的话，做两头不讨好的事——日本右翼，中国的伪愤青，都在辱骂他，甚至恐吓他的全家。他在日本本土的屡屡败诉，激起了彼岸的中国人神共愤，而他义无返顾地坚持着著书、鞠躬、谢罪、讲演……他当然无所畏惧，他有什么理由畏惧呢？毕竟他已经做到了战胜自我，成全自我，也如愿以偿地赢得了宽恕，更警醒了青年。
如果说忘记就意味着背叛，那么，东史郎背叛了吗？他背叛了谁？他背叛了什么？
想到李敖。李敖在《写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一文中说：“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会去参拜靖国神社”，“我想找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站在人的感情角度；李敖的说法一时或可理解。冷静结论，理性分析，却完全是误导。又有人为李敖辩护说，我国政府领导人为什么不去祭拜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什么不把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阵亡将士的名单镌刻立碑作为爱国英雄同等对待？那么我告诉你，这是两码事。一个民族不拜英雄，不尊重英雄，甚至近年网络上频频出现“恶搞“英雄的事件，固然是可哀可怒的。然而矫枉过正，误拿战犯当英雄乱拜一通，则尤其不妥（特注：靖国神社供有很多战犯，近现代的简称二战战犯，古代的简称民族英雄——另，非战犯的真英雄可能也有，可考证）。东史郎的出现，正是揭示了这样一个主题：正义还是爱国？我的意见是：背叛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统治政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背叛国家，背叛正义。
由此想到另一个人物——佐罗。佐罗故事无论是否出于虚构，早已深入人心。佐罗当然不是魔鬼，毋须悔过，可是也同样面临着“背叛”的考验。一个人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异国农奴，不惜处处与本国殖民官方作对，自然会被视作背叛了祖国，背叛了贵族，背叛了阶级。然而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佐罗决不是叛徒国贼，而是永远的侠客英雄。佐罗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对的，是佐罗的国家做错了。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如果你的国家正在进行非正义的殖民侵略扩张，那么即使你是一个士兵，也应该拒绝上前线，那叫真爱国者。即使由于不服从命令而被处死，也是问心无愧的死，死得其所，死得光荣，否则才叫助桀为虐。军纪与人性，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关系。为什么当年共产党能够取天下？因为我们官兵情同手足，军民一锅吃饭，军爱民民拥军，队伍不断壮大，正义之师才能所向披靡，打垮等级森严武器先进的国民党反动派……不过，客观看到相反的情况也是有的，而且还很不少。邪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历史上比比皆是，譬如秦始皇、成吉思汗、多尔衮之流。更为可怕的，是邪恶之后的善良，残暴之后的温和，就好比“康乾盛世”的出现，使问题变得是非复杂，使爱国者们哭笑不得。烈士已矣，民族融合，以至数百年之后的戊戌变法时代，竟有谭嗣同的“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因变法而流血”。谭的慷慨赴难，总结教训，是为满君而死，也是为汉民而死。有词为证：“身先南海证佛灯，悲智兼酬侠烈风。仁者唯识殉大乘，竟颅崩。月闭棋格、误复生？”谭真乃顶天立地的第一等好汉义士也，谁也不会认为谭是汉奸。在之前的《明末清初之名士系列：烈士、汉奸、还有孬种》一文中，我强调指出：今天蒙、满、汉、藏、疆等族如今早已血脉互溶，凝成一体。谁敢再议即是煽动中华民族分裂的反动罪魁，何其当诛！但是，这话又得分两说，我们不能因为暴君们当年赢了，甚至天下竟能迎来另一番太平气象之后，就对过去的滥杀屠城之举大唱赞歌（曾记否？史载清时多铎入关，扬州十日，屠城80万，试问比南京大屠杀如何？！），说什么战争推动文明，说什么功大于过，说什么即使非正义的战争也能够带来一些好处，甚至在今天看来，好处还要大于坏处，比如没有二战的话，今天的科技决不会这么发达，全球经贸格局也不会如此如此，这些好处可不亚于统一文字度量衡呵……但是，那充其量为辩证法带来的副作用，因此歌颂法西斯暴力，就会陷入诡辩。否则希特勒当年统一了欧洲，东条英机当年吞并了中国，要么学秦、元，继续残暴不仁，导致短命王朝，百姓多受灾苦；要么学康乾，也未必不给大伙儿好日子过。看看现代人谈起秦始皇、成吉思汗、多尔衮之流的那副顶礼膜拜的嘴脸表情，可以想见，倘若当初法西斯三巨头侥幸赢了世界，无知的后人将怎样议论他们的推动文明与功大于过！呜呼！难道人类文明史的前进，除了战争推动，真的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难道今天欧盟的崛起，不是已经提供了良好的示范？蒙昧的沙文主义，盲动沙文主义者，在行为上是绝对可耻的，在认识上是绝对可悲的，这一点何来异议！死于异国反抗者之手的士兵，根本毫无光荣可言，根本没资格称为“为国捐躯”，根本只能算活该、算死有余辜。爱国首先是应该爱正义的。即使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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