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本来是相熟的，他听说三友实业社请我当常年医生，也到我诊所来，请我做常年医生，不过月薪只得二十元。从此我的诊所就渐渐热闹起来了。
就在这时，我另外印了一种“施诊卡”，发给望平街上每一个报贩头子。因为我的《康健报》销量多，他们对我很有信心。他们拿到施诊卡，不但给自己家人用，还借给他们各人属下的派报人，因此一张施诊卡，用不到一个月，已经又皱又烂。有一个报贩头子向我建议：“你不如印两千张施诊卡，分给各头子派给所有派报人，免得借来借去的麻烦。”我就照办。谁知道这样一来，影响之大，出乎意外。
因为从前到人家去派报的人，和订户都有感情。有些主人清晨等候报纸，见到报纸来得迟，就会问是否出了什么特别事故。派报人就告诉他：“南京出了什么什么秘密消息，报馆当局再三考虑，究竟发不发表，因此就耽搁了印刷时间。”这些订户最喜欢听报纸以外的秘闻。有时报纸中间忽然有一块空白，上海人名为“开天窗”。这是因为某种秘闻，已经排好上版，临时抽去，来不及发稿补充，只得留出空白。逢到这种情形，订户必然追问派报人到底为了什么事，派报人总是说得头头是道，因此双方感情相当好。有时派报人生了病，请行中人代派，主人又会问，某人为何不派？代派的人就说，某人因为生病。有时生了病十几天或一个月才会恢复再派，订户就会问：“你生的什么病？”派报人就据实以告，并且说：“幸亏我有一张陈存仁医生的施诊卡，省了钱还挽回我一条命。”那个主人就把我的名字深印脑海。由此，产生出来不少新病家，这是我事先料不到的。
我想到初做医生，该由下层阶级病人开始，诊金虽有定例，但是对这类人要不计诊金，并且要仔细诊断，竭力把他们的病医好。因为上海人用的是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水，很容易染上伤寒病，此症一发生，往往搅到七死八活，你能挽救过来，病人不但感恩不尽，而且广为宣传：当车夫的会拉他的主人来看病，当佣仆的会带他的女主人和小姐们来看病。从前上海的有钱人家，生了一个孩子，就要雇用一个奶婶婶（即奶妈）护理，孩子生了病她们会坚决主张一定要找我，这种人的力量很大。还有一种专门为女主人梳头的，所谓“走梳头”，因为从前没有女子理发铺，所以就产生了这种走梳头。她们依着太太小姐的起身时间，一家一家前去梳头，这种人一边梳头，一边和主人谈天说地，谈到看病，要是提到我的话，以后他们就成为我的病家。
认清了这一点之后，我对这类人总是不计较诊金，后果甚佳，好多高贵人家的老爷太太或是小孩都来就诊。这个时候，我规定初诊二元，复诊一元二角，他（她）们无不照付如仪。因此我想到做医生，要是门口只挂一块招牌，病人自己是不会摸上门来的。医生业务的发展都是靠口碑，因为病家最喜欢打听医生，有人介绍才肯信赖，登门就诊。
同行嫉妒 你争我夺
若干人的本性，每每含有嫉妒心，不仅同行嫉妒，而同学更嫉妒得厉害，因为越是接近的人，眼看着别人一步步高升，自己依然故我，就会加以嫉妒。兄弟之间，因为接触更多，嫉妒起来更会不择手段；譬如弟弟做了皇帝，登基前后，总是先杀哥哥，此类故事，历史上多到不可胜计。
从前在上海做中医的，都是几代相传的世家。记得孔夫子说过：“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两句话，我就反对，第一代第二代的人难道就没有人服他的药吗？叫这两代的人怎样生存下去？所以我初做医生，一般老医生有时看我所开的药方，总是摇摇头，好像我的方子不对，甚至连正眼也不望一望。其实这是旧时上海病人的习惯，病重时常常请两三个医生各处一方，来对证一下，但是医生与医生之间，往往甲医说乙医不对，乙医说丙医不对，相互讥评，已成习惯。
当时在上海医界，我年纪最轻，吃亏当然最大。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逢到高贵人家患伤寒症来请我出诊，我就知道病家必定请过张先生、夏先生、严先生和另一位医家等四人诊治。我到了病者家中，先问一句，从前看过哪位医生？病家说：“我先看张聋朋门诊，因为张是不出诊的，病重之后，由他的侄子张蔚孙出诊。”我知道张医生的药方必用那几味药，第一次出诊，我用药与前医完全相同，但在后面加三味重要成药，如紫雪丹、神犀丹、甘露消毒丹等，我总是解释给病家听，前面的药味，力量不够，而且病人即将昏迷，为预防计，另外要加三味药。病家看了就大为佩服，认为我的处方比张医生周到而有预见，从此只请我一个医生诊治了。
至于夏应堂的药方，我也熟稔得很，所以凡是请过夏先生的，我的第一张方子，用药就多数与夏相同，后面也加两三味。夏先生每日出诊有二三十家之多，到得极晚，一到之后就匆匆处方，话没有三五句，便急急离去。病家把我的药方一比，药味虽然相同，但后面加有预防病变的药味，所以次日就请我。我到得早，说得明。其他两位，诊金都比我高，还要加上车夫和保镖的钱，病家负担很大，从此就改请我看了。
以上所说，好像是我在抢夺别人生意的行为，我自己也知道。其实当时我首先用寒暑表（温度计——编注）探热，凡遇高热到了一百零四度（华氏温度，相当于摄氏四十度——编注）以上，就会有昏迷不醒、抽筋、拘挛等症状，我加上三味药，正好防止这些情况出现，所以继续请我看病的，就不会有这种险象发生。因之我的病家也日益增多，而同行的讥评，也说不出什么坏话来，这是我抵制别人嫉妒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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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故事 可为殷鉴
我要引用两个故事：从前上海看小儿科的有一位殷受田，他确是三代医家，看小儿病候富有经验。一天，在处方之后，方欲离去，忽然来了一个声若洪钟的老医生恽铁樵。恽耳聋，所以和人谈话总是大声，深恐人家听不到，而且大模大样地迈着八字步进来，他也不认识殷受田，睬也不睬殷。诊病之后，恽一边高声朗诵，一边挥洒自如地写药方。恽的药方确乎不差，因为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出身，常州恽家也懂得一些医道，但半途出家，有些药方是书本上的成方，他却不会根据病家的情况来活用。病家把殷受田的药方给他看，恽氏竟然高声说：“这种药方，一吃之后，送终有份！”殷受田在旁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拂袖而去，对恽铁樵恨之入骨。后来恽铁樵看中华书局股东周某人，周是位饱学之士。一次，周的女儿病了，也是先看殷受田，后看恽铁樵，吃的是恽铁樵的药，一帖药之后，周某的女儿就死了。周某哀女至恸，就向法院提起控诉。法院将药方交医学会评判，因恽氏向来喜欢说同道的坏话，所以医学会的评议书，也对他极端不利。初审时恽氏就败诉，二审时恽氏托人对法官有所“贡献”，只被当堂申斥几句便无罪释放。周某人大为不服，亲自写了一篇《杀女记》，由中华书局用仿宋体排印成一本精美的小册子，分送各界，而且中华书局还向所有买书的人附送这本小册子，报纸上也转载了这篇文字。恽氏一声都不敢出，消沉了两三年。他究竟是个读书人，深自悔悟。（按：恽铁樵喜用古方，小说名家周瘦鹃有一个孩子，也是被恽氏的药方所误而死，不过周瘦鹃是一位好好先生，而且最初投稿在恽氏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他的悼儿文，写得隐约其词，颇含蓄。）
还要讲一段小儿科名医徐小圃的故事。徐氏本是博学之士，写的魏碑极具气势，收藏的书画文物，在上海也是数一数二的，看儿科疾病，声誉最高。但是从前，小儿患了痧麻痘疹兼并发“肺风痰喘”，即今时所谓“肺炎”，中西医都没有特效药，患病后往往死亡。有一次，沪西郊区虹桥乡绅之家的孩子，也因此种情况而死，临死前是就诊于徐氏的。死后有一个同道口出狂言加以诽谤，那个乡绅明知到租界来打官司未必能取胜，所以在万国公墓中下葬死者后，竖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呜呼！杀我儿者，庸医徐小圃也！”字样。这块石碑真是狠毒得很。万国公墓虽然处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区，但是公共租界只能在道上派警巡查，路两边地区则不在管辖之内，那个乡绅又与上海县当局有些渊源，所以徐氏对他毫无办法；而见过这块石碑的人为之哗然，租界上的报纸也隐隐约约地登载其事，引起好多人到万国公墓去游览察看，徐小圃气得发昏。后来，幸亏有一个游侠儿，叫做“花园全根”，本是哈同花园的花王，原名顾嘉棠，人称此道中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有一个孩子是徐小圃救活的，他也有花园在虹桥路上，知道了这件事，就大为不平，纠集了几个武夫，把这块石碑掘了起来，并且关照万国公墓看守人，说：“这块石碑是我顾嘉棠掘掉的，要是主人有什么话，我只好用拳头对付，你告诉他就是了。”这是一个武夫自动的义举。后来，消息传到徐小圃耳中，他对顾氏极为感激，但是自省对乡绅之子并无过失，所以连电话也不打一个给顾嘉棠道谢，可见徐小圃深具书生本色。这种情况，全是医家中人互相嫉妒所造成的。
我年轻时，随从仲英老师，仲英师常被同道推为中医学会会长，我便追随他当学会的秘书。我深感同道中互相胡乱批评别人药方的恶习是没有医德的，所以在会中议决，同道应该互相探讨，不应该在病家面前任意攻击。后来这张通告是我拟稿的，经几位老前辈修改了几个字，发给全体会员。从此，同道互相诽谤的恶习也就渐渐减少和消灭了。
病人阶层 逐渐提高
我对一切发热病方面的治疗渐能掌握疗效，逢到肺炎，我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