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人总在说。而你们反过来又要指责孩子们浮躁骄傲。赞扬的是你们，呵斥的也是你们？那么现在，也不用大人们把我‘捧上天'或‘骂下地'了，且让我先‘指点江山'一番，自己吹自己的牛吧。〃接下来才是他自比张爱玲的那段宏论。
依我看，他认为天才具有的那三个特征，多半是他从自己和张爱玲的共同点中归纳出来的。不过，他的归纳确有见地，不是信口开河。尤其是第一点：〃对外部世界大多不太关注，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内心。〃我后来问他为什么说李敖只是个才子而不是个天才时。他就是用这条标准回答我的：〃他太善于与外部世界周旋了。〃我信其然。
其实他说识别天才的第二点也非常有意思：〃会有很多人爱他们，但他们更需要所有人的宽容。〃他显然是在说张爱玲，但也是在说自己，而且说得很坦白很诚实。一个更多关心自己内心的人确实最需要的是宽容（所有人的宽容！）。也许在子尤看来，张爱玲没有得到足够的宽容，而他自己到现在为止却是幸运的。因为他一直在一个能宽容他的家庭里长大，而且，在学校他也一直享有老师和同学们的宽容，尤其是在小学阶段（他特别给我讲到他在小学遇到一位好老师）。我用了享有一词，是因为我觉得他得到的宽容至少有一部分是〃特别待遇〃。到初中后，应试教育的压力开始影响到他，他已经感觉到某种程度的窒息。我和他的交往差不多就是从谈论这种窒息开始的。可是就在这种时候，他生病了，得解放了，他真是一个幸运儿！
然而，现实是严酷的，他的幸运正与厄运纠缠在一起。就算把病放在一边且不说，他今后的路要走下去也不能只依靠宽容。拥有内心世界的人还必须直面外部世界，子尤有准备吗？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别人大概走出学校后，才会开始想以后怎么生活，工作有无着落，但我现在就开始想了，我现在就已走出学校——生活中，心灵中的学校。我脱离了死板的控制，可以自由思考，不是简单思考干什么工作，更是思考今生之意义。不管它有无来生，先把今生过好。〃
那么，特别的子尤能走出一条特别的路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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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让我们说出来！（1）
来源：文汇报
作者：柳红
两位可敬的前辈苏珊·桑塔格和董辅礽，时隔近三十年，前者去法国尝试新的治疗；后者去美国参加试验，她（他）们向公众讲述的方式不同，但是对待癌症的态度和身体力行的努力是一样的
在肿瘤医院的病房里，置身于癌症患者中间，读苏珊·桑塔格《作为疾病的隐喻（IllnessasMetaphor）》（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感受着与苏珊的心之间的共鸣，并激动着这共鸣。
今年三月，未满十四岁的儿子被查出一纵隔畸胎瘤且发生恶变。从此，我们开始了艰难、曲折、猛烈的治疗。催促我写下这个题目的就是半年来我看到和感到的一切，特别是接到友人电告作家陆星儿去世的消息。我并不认识陆星儿，甚至不是她的读者。她是我两位朋友的朋友。使我在心里感到和她有联系是得知她罹患癌症。再早几天，朋友跟我说陆星儿尚不知道自己的病时，我便表示了由衷的遗憾。我还暗自希望这篇文章她能看到。然而晚了，这使我很伤感。同病房的山东老汉一再对人说：“我得的是肝囊肿”。我悄悄问他的儿子为什么不告诉他实情，回答说，告诉他，他就不治了。而另一位病友在医院里可以直来直去地调侃，回到家则难以面对街坊四邻和老同事，精神负担很重，只有躲到乡下才好过一些。还记得电影演员于蓝女士在电视上讲丈夫田方患癌症，她（他）们彼此藏在心里，至死没有说出来。
人们怕而不说。怕什么呢？怕死吗？不尽然。人皆因病而死，并没有其他病像癌症一样被隐瞒。隐瞒使患者不得不独自承受身体和精神之痛。而孤独是人最大的不幸。
苏珊·桑塔格1933年出生于纽约，她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三位被认为是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她患乳腺癌，医生对她宣判了死刑。病友们深陷癌症的种种幻象不能自拔的情形，使她从个人的恐惧和绝望中摆脱出来，变得十分冷静。她去法国尝试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一种化学疗法，经过两年半的化疗，她被治愈了。她看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作更大的努力求得有效治疗。她深深地为癌症的恶名加诸于患者的痛苦而愤怒，写下《作为疾病的隐喻》。她说她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她以生命的经验和思考，拨开笼罩在癌症上面的迷雾，告诉世人真相。
大约在2000年，苏珊·桑塔格再一次罹患癌症，那是一个新的原发癌，而不是上一次的转移。她热切地谈论癌，谈论自己作为癌症病人的感想。她说：“我们都认识一些患癌症的人，亲戚、朋友，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生命的某一天发现自己患了癌症。我想鼓励人们去争取最好的治疗。如果得到了正确的治疗，大多数癌症是可以治好的。因此，我才这么热切地谈论它，打破禁忌。”此时此刻的我，也怀着同样的心情。
英文癌症（cancer）的命名来自希腊语的karkinos和拉丁语的cancer，其意都是crab（“蟹”），据说灵感来自肿瘤暴露在外的肿大血管与蟹爪酷似。而在美丽的汉字中，“癌”这个字格外难看。有这样一种比喻：病字旁表示人生病，三个口表示很多人，山表示土堆。许多病患被送到山上，埋成土堆。由此看来，中文和英文中的癌字都是一种比喻，而不是像心脏病、高血压这类字眼。想来可能源于它的不可知性。正是医学未能解释其发病原因，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大的想象和猜测空间，编织了癌症的神话。
神话之一：癌症人格。
据说“对情感的持续不断的压抑才导致了癌症。”“人们深信存在着一种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于是，疾病就被认定为患者自己要对其负有一定责任。因为“癌症人格”的设定，患者常常被视为生活中的失败者。当人们面对或背对患者窃窃私语时，患者会反复问：“为什么是我？”久而久之，他（她）自己仿佛真的认为自己具有某种癌症倾向性格了，感到自卑和羞耻。
癌症，让我们说出来！（2）
其实，关于癌症人格的传说可以被轻而易举地破解。只要对未患癌症的人群作一个调查便会发现，大部分人称自己的生活多不如意，精神抑郁、受过创伤、压力过重等等。所谓的“癌症人格”不过是一种人类普遍的生存境况而已，并非患癌人独有。
神话之二：人对疾病战无不胜
人类是与疾病相伴随的。疾病本是一个自然过程。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接受了这样的概念，即人对疾病战无不胜，实际上是说死亡能被战胜。苏珊注意到，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有关疾病的思考倾向于不断扩大心理疾病的范畴。而一旦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它就变得不那么真实了。可不是吗？心理学上的解释在此地似是而非，因为它隐含了这样一个逻辑：既然疾病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凭着心理因素便可以治病。如此一说，何来死亡？由此可以看到人类对于疾病的生理方面的理解不仅贫乏，还与妄想相伴。无独有偶的是，这种对于疾病的心理学的解释再一次把责任置于患者身上。
神话之三：病魔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认为，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她指出两种情形：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比如腐败、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种恐惧再被移植到其他事物上。疾病变成了形容词。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则被影射到世界上。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样的隐喻也被广泛地使用着。比如，针对腐败，会说，它像癌症一样，或说挖掉这个毒瘤等等。如此，病，连同患病的人都成了社会排斥和驱逐的对象。试想，当患者听到自己的病名被当作邪恶物的比喻时，会是怎样的心惊肉跳，惟恐避之不及。
神话之四：癌症＝死亡
这是最极端的神话。据说有相当比例的患癌人就是在得知病情后被“吓”死了。然而，无数事实表明癌症不等于死亡。对于癌症，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能治愈，而在于如何有效地治疗。而且现代医学也表明，许多病人是可以被治愈的。还有许多人即使不能治愈，也可以延长生命改善生存状况。像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等并非“不治之症”，有多少人被治愈了呢？大多数人带病生存和工作。如今，肿瘤已是常见病多发病，或许有一天它变成一种慢性病。
1966年美国通过的联邦法律《知情权法案》，将“癌症治疗”作为不得公之于众的事项列入排除条款。随着神话的瓦解，在美国，医生和病人之间谈论癌症早已不是禁忌。有临床表明，当病人对病情有了充分了解，其求生欲望会促使他（她）和家属、医生齐心协力，主动配合各种治疗和护理，积极进行康复训练，比蒙在鼓里的患者疗效要好。
前不久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患癌症不幸去世。学生师友给予董老师高度评价。然而大家忽略了董老师一个特殊的功绩，也是他人生精彩的谢幕——那就是去美国参加治癌新药的临床试验。这一次，他把自己作为一名学者在科学上勇于进取和探索态度用在了治病上。《赴美就医记》的从容讲述，显示出他人生的更高境界。与本文相关的是，董老师介绍了在美国治病与中国的不同之处：
“在进入治疗前，医院就发给我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