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是团结在顾准周围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和立信会计补习夜校同学中的先进分子。第一批成员有顾准、李建摸、李少甫、陈怀德、夏舜凯（以上均已故世）、李燮泉、沈蔚平、童志培以及不久以后参加的汪璧（方采秀，后与顾准结婚）、王纪华（王文清）（以上两人也已去世）。进社成立不久，即与党的外围组织远东反帝同盟建立了联系。在远东反帝同盟的指导下，进社起草了自己的“纲领”，建立了干事会，出版了内部油印刊物《前卫》，声援了当时正在进行的美亚绸厂的罢工斗争，并决定全体成员积极参加当时由李公朴、柳辰夫主办的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的活动。1934年8月，远东反帝同盟负责人刘丹被捕，进社与远东反帝同盟失去联系。通过读书会甲班干事孙化新（即孙焕新、孙静，武术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队）机关刊物《武装自卫》编辑，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职员，燕京大学社会专修科毕业），顾准很快找到了武卫会党团书记林里夫，进社又与武卫会建立了联系。林里夫当时决定：一、利用读书会结业式的机会，由顾准在会上公开宣读武卫会抗日救国纲领，以扩大影响，争取合法地位（结业式到会学员约200人，会上对武卫会纲领一致表示拥护，并当场推举约有10人组成的筹备组织；筹备组也曾进行过这次活动，但在当时形势下终未能公开）；二、进社解散，除个别成员按其自愿参加其他革命组织外，其余均转入武卫会。
顾准转入武卫会后，先在武卫会沪东区委工作，后调任总会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分会主席。1935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顾准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
30年代中期以前，党在上海的基层组织一般都是按地域组织的。党在职员阶层中进行艰苦的系统的工作，并把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到企业中去，实肇始于江苏省委职委（职员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委成立于1937年11月）。抗战前夕，1936年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组织部党小组在职员中只有党员数人，经过整理（把分散在其他方面的职员党员集中起来）、发展，到1939年7月，党员已发展到150人左右，建立起来的党组织有：银行工作委员会，下面有银联（银钱界联谊会）党团、《银钱界》编辑部、各企业支部；洋行工作委员会，下面有华联（洋行华员联谊会）党团、华联会刊编辑部、亚细亚支部、其他各企业支部；百货公司委员会，下面有永安、先施等百货公司企业支部；益友社支部；保（险业）联支部；绸布业支部；海关支部；电台支部；职妇支部等。直属职委的还有职协（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党团和《职业生活》编辑部。
1940年8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自1940年至1945年，他的足迹从苏南、苏北解放区直至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自延安回到华东。这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澄锡虞工委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苏北监阜区行政公署和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1943年3月去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日本投降，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上海解放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刚解放的上海。
进入上海以后，面临的不仅是繁重的接管工作，还有支援全国解放（尔后是抗美援朝）和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远为艰巨得多的严重任务。这期间，他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等职。1953年调至北京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兼），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
从1952年至1974年12月病逝，这22年，对顾准来说，“艰难坎坷，历尽折磨”这八个字差可描绘。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处分；1957年和1965年，又两次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1965年9月，当我知道他已经确定将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家里等待处理的时期，我有很多感想和回忆，曾经写了下面这首诗：
兄年十有三，稚气犹未除；
为觅衣与食，独力负重荷。
老母有所养，弟妹得庇护。
茹苦复含辛，二姊因殇殂。
兄慧惊不殊，少年结硕果。
狼烟弥四野，从此投干戈。
孤灯照慈颜，夜夜守门户。
黯黯夜深沉，茫茫瞻前途。
殷殷期奋发，得兄助最多。
离别三十载，相聚曾几度。
漫步古长城，偕游所独无。
把盏逢故友，共话倾积愫。
忧患任天下，卓见有明珠。
奈何书生气，岂能展抱负。
乐乎知天命，期颐养天年。
情在手与足，悯夫上斯言。
诗的意思是明白的，其中有对过去幼年时代历史的回忆，也有弟兄之间不加掩饰的感情。诗寄出后，没有反响，保持沉默。不久，文化革命把这件事从我的记忆中彻底扫荡了，没有留下一点踪影。1975年，顾准去世几个月之后，当我整理他的遗物时，惊异地发现居然被他郑重其事地抄录了一遍，而且冠以《赠诗》的标题珍藏起来时，我感到了这里面蕴含着的对它的感情的份量。我知道，他历来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会同意“期颐养天年”这种消沉的调子，然而不忍佛逆我这一番善良的心意，这大概就是他保持沉默而又把它珍藏起来的隐衷，我推想。然而，我进的“斯言”毕竟太迟了，因为距此不久，一场几乎没有人能够抗拒的灾难降临了。在这场灭顶之灾中，顾准遭遇了妻死子离的厄运，只剩下茕然一身，1968年4月，妻子汪璧被迫害致死，死后也未能获见一面。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过去的历史。不无遗憾的是他在生前未能亲自看到对自己的平反昭雪，恢复自己原来的形象。不过，我相信，他对此是会十分坦然的。
三
“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对真理的追求，他献出了毕生精力和生命，献出了自己的荣誉和地位，献出了对同志、乃至对亲人的爱，为的只是保留自己的这种追求。”这是他外甥宋德蕃在一篇怀念他的五舅顾准的文章中说的一段话，我觉得以此来概括顾准的一生是确切的，不过分的。
1974年9月，距离他病逝只两个多月，我（文革中）第二次去北京看他。有一次在紫竹院公园谈起往事时，我曾对他说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并对他加以劝慰，他苦笑了。这时，他的家庭早已不复存在，妻子汪璧早在1968年死去。子女还小，在“左”的毒雾笼罩大地的哪个年代，他们只能从两次戴上右派帽子这个简单明白的事实去理解他们的父亲，而他为了“保全”他的子女，为了不“害”他们，只能接受“划清界限”这唯一可能的选择。1974年11月初，他病危住院，我再度去北京到医院去探望并陪伴护理他时，他除了十分冷静地对我说，“这次前门进来，将从后门出去了”之外，向我表示，希望看看他所有的子女，他“宽恕”他们，也希望他们“宽恕”他。我忠实地转达了，也作了努力。然而，在哪个把谬误当作真理、事非颠倒的年代，他的“宽恕”并没有能够换来他的子女的“宽恕”。1972年，年近九旬的老母，当她得知她的儿子受尽苦难，已经回到北京想见一面时，因为他的妹妹不同意（1965年以后，母亲移居顾准的妹妹家，直至1975年，移居上海），而顾准和母亲为了“照顾大局”（顾准的妹夫此时身居“要职”），不要为此惹出麻烦，放弃了母子相见这种天伦的愿望，忍受了咫尺天涯不得一见的痛苦折磨。1974年，顾准病危，老母坚欲一见。考虑到此时年已九旬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与垂危的爱子相见，很难逆料不会产生什么意外，我只好再三劝阻，母子终于不能相见，成为无可弥补的终生遗憾。
历史学家会从整体上把它视为历史的悲剧。然而妻子含冤而死，子女坚持“信念”而断然与父亲“划清界限”，年近九旬的老母咫尺天涯，致死不能一见，所有这一切个人的不幸，对于一个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来说，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才能忍受。鱼与熊掌，个人、家庭的幸福和对真理的追求，在我们这个时代，本来并不是绝对的对立物，并不是水火不相容、不可得兼的，然而，在那个年代，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这种追求”，他却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
在1934年到1974年这4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事党的实际工作。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他善于把革命的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实践相结合。1936至1939年，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斗争。为了适应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他提出并运用“联谊会”这种政治色彩并不浓、更容易为群众接受并且能够获得合法地位的组织形式，把广大职员群众（包括上层职员、店员、学徒、练习生）吸引、团结到这些群众组织中来，在这些群众组织的掩护下，党组织能够更有效地发现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日常的艰苦的教育工作，发展党员，把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到企业中去，使党组织在群众中扎下根子。这样，就把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也完全符合“隐蔽精干，长期坚持，积蓄力量，以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