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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五日巴时，著书于钓鱼庵的司马光，正在伏案删定唐代长编，神情肃穆地为唐僖宗（李儇）中和元年农民造反军首领黄巢攻入长安的一段文字润色加笔：“……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忽然司马康推门进入：
“父亲，文彦博大人来访。”
司马光闻讯惊异，住笔出神。
司马康走近书案，低声说：
“文彦博大人任西京留守一个月来，听说已筹建了一个诗酒社，名曰‘耆英会’。”
司马光自语：
“‘耆英会’？是年老英贤相聚之意吧？”
司马康急忙作解说：
“是这个意思。据洛阳街头传闻，这个‘耆英会’是文大人仿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遭贬后卜居洛阳，与胡果、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张浑、李元爽、僧人如满等耄耋老人宴游洛阳香山，诗酒相聚而成‘九老会’的古例成立的，其旨为‘徜徉山水、林亭、名阁、古刹，以恰天年’。并以‘尚齿不尚官’为序，以‘年满七十’为岁界。”
“洛阳都有哪些人参加？”
“听说七十九岁的郑国公富弼大人，七十七岁的司封郎中席汝言大人，七十六岁的朝议大夫王尚恭大人，七十五岁的太常少卿赵雨大人，七十五岁的秘书监刘几大人，七十二岁的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大人，七十二岁的太中大夫张问大人，七十二岁的朝议大夫王慎言大人，七十岁的龙图阁直学士张焘大人都入会了。连身在大名府。家留洛阳的北京留守王拱辰大人也投书文彦博大人，申请加入‘耆英会’。”
“洛阳街头有何反应？”
“听说文彦博大人离京来洛阳前，皇上曾以‘西都旧士女，白首伫瞻公’的赠诗送别。荣天子之言，洛阳街头对‘耆英会’的成立是一片叫好声。”
司马光骤然感到一股冷飕飕的寒风逼人：这些参加“耆英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十多年来因为反对“变法”被皇帝贬逐、致仕的人物。这些志同道合者的###结社，就不怕朝廷罪为“结党谋反”吗？“耆英会”的出现是一种征兆，可这“征兆”预示着什么？天下人心的变化？朝廷纷争的深入？还是一群遭贬者失去理智的疯狂？使他更为不解的是，朝廷对此事为什么没有反应！是中枢重臣根本不知“耆英会”的出现？是宰执大臣们忙于西北边境的战争无暇顾及？还是皇上有意借用唐代“九老会”的遗韵遗风消耗这些耄耋之臣的余热残火呢？唉，自己离开朝廷十二年了，京都的一切，朝廷的一切，都茫若隔世，看不清，说不清了。他突然想到“耆英会”的倡导者文彦博，这位辉煌于仁宗年代，执权于英宗年代，对抗“变法”十四年至今不悔的潞国公，是素以胆识谋略称著的，如何此时也变得孟浪昏债了？也许该会一会这位六十年来的“不倒翁”啊……
司马康见父亲沉思不语，便低声说出自己的想法：
“父亲若此时不便会见文彦博大人，我就以‘外出造访’四字谢之。”
司马光置笔掩卷，吩咐儿子：
“弄水轩备茶接待潞国公！”
文彦博，字宽夫，山西介休人，时年七十七岁。仁宗天圣年间举进士，累迁殿中侍御史、河东转运使、如泰州，曾呈表论军队制度上“将权不专、军法不严”之弊，并稍有成效，对加强西北边防有所贡献。庆历七年（1047年）任宰相，与枢密使庞籍合议裁减冗兵，颇有进取精神。皇祐三年（1051年）被弹劾罢相，出知永兴军。至和二年（1055年）复宰相之职。嘉祐三年（1058年）出判河南、大名、太原等府，封潞国公。英宗皇帝即位后，任枢密使四年，政绩颇佳。皇帝赵顼即位后，因其反对“变法”出知洛阳。元丰三年，出知开封府。元丰四年五月，反对朝廷“用兵西夏”，被斥为“流俗无为之论”，十月，两次上呈奏表，论征战师老兵疲之状：“……臣闻昨来西师出界，中辍而还，将下师徒，颇有饥冻溃散，以碍人众，不行军法。今便欲再举，何以励众？又，运粮远涉，颇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没。伏望圣慈深察王师之举，必有边将谋臣首开端绪以误大计，若不深责，无以励后……”王珪、蔡确怒，反弹文彦博“虚言怨谤”，皇帝遂贬文彦博任西京留守。这位三次任中枢将相的潞国公于去年十一月下旬移居洛阳，不仅带来了朝廷纷争未见结果的祸福现实，而且以其不甘寂寞的愤心悲怀，串连于致仕老臣之间，联络感情，交流政见，经时月余，终于建造了“耆英会”这个议论朝政的讲坛。
文彦博虽年已七十七岁，但脑力仍健，并不糊涂，他同时代的人物，死亡的死亡，致仕的致仕，现时还混迹于高官职位者，唯他一人。近六十年的官场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处人处世经验，三次担任中枢将相的显赫经历，使他练就了超人的敏锐洞察力。他此时看得清楚，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离开京都，已有六个年头，这六年中，变法的主要人物已零落四散，“王安石变法”已名存实亡。在这“名存实亡”的过程中，上至中枢宰执大臣下至州府官吏，人心失落，法纪松弛，道德沦丧，糜费成风，物欲泛滥，贪黩横行，已构成了大宋一百多年来最为可怕的危机。朝野忧国之士，皆悲怀痛心而吁叹；城乡朴纯之民，皆忍怨含怒而诅咒。可皇上和宰执大臣王珪、蔡确、蒲宗孟等人，仍然打着“变法”的旗号用兵，耀武邀功，全然不知大祸将至。兵事无常，若万一失败，朝廷可真的要出现一场翻天覆地的混乱了。“耆英会”的倡导和成立，完全是他这种认识和心境的产物，希望能在这老臣聚集的洛阳，唤起人们“心存魏阙”的波澜，为来日可能出现的混乱纷争作未雨绸缨之备。他之所以援唐代诗人白居易“九老会”古例而行事，正是为了用优游闲散、诗酒浪迹、遗情世外的外表，掩饰其所图所为。他毕竟是用心深沉的，通机哄然而起加盟于“耆英会”的十二位朋友，大都是风烛残年，纵有臂撑苍穹之心，却无柱砥中流之力。在默默数通洛阳城中千百人物之后，他把目光紧紧盯住了独乐园里的司马光。
司马光的声望，在王安石“变法”停滞之后，已成为朝野仰望的一面旗帜；司马光的品德，已因冷居独乐园十二年不妄言朝政，成了“臣道”的典范；司马光的博学才智，将因《资治通鉴》的成就而居文曲之位；司马光的居官清廉、为人忠贞简朴，已赢得黎民百姓的心。更为重要的是，皇上已有起用司马光之意。文彦博每思念至此，均展眉捋须高呼：
“司马君实，你当为‘耆英会’中人啊！”
司马光在弄水轩接待了文彦博。
今天的文彦博是偕画家郑奂来访的。他身着裘袍，头戴皮帽，脚著棉靴，颈围狐尾，拄九节藤杖；面色红润，朗目流盼，剑眉似雪，白须冉冉，神情雍容自若，一副长者之风，居上而轻拂屋宇。
画家郑奂，时年五十三岁。形容消瘦，性情随和，木油寡言。一身蓝色布袍，一顶短檐高帽，一条黑色围巾，手携一只画囊，颇具潇洒之气。但在文彦博的神采风度掩抑下，几分文人洒脱，已变为一派寒酸了。
司马光之于文彦博，在年龄上已居晚辈之列，且因其恩师庞籍任枢密使时，文彦博官居宰相之位，两人同居中枢，相扶相助，并有“合议裁减冗兵”而共遭御史弹劾之谊，司马光遂以事庞籍之礼事文彦博。三十多年来，岁月沧桑，庞籍早已作古，文彦博亦居官外府，政事无涉，相聚极少，近十二年来，司马光居洛阳独乐园专意著书，不问园外之事，与文彦博也就断绝了交往，但那种“师生之谊”在司马光心里仍然是不移不减的。
主客相会于弄水轩，司马光对文彦博执弟子礼以跪拜祝福，对郑奂执朋友礼以拱手问好，并亲自执杯敬茶，侍立一侧，态度极为恭谨。文彦博捋须大笑作答：
“流光飞梭，恍惚之间，已逾三十多年了，不期当年庞籍公门下的谏水神才博学郎已经是鹤发阔额了。君实啊君实，你现时已是朝臣典范、天上文曲、四海人望，仍如此恭礼而立，不减当年，文彦博可真有如坐针毡之感了。来，来，来，你我相对而坐，品茶共语，一不尚官，二不尚齿，岂不更为亲切融和吗？”
文彦博以长者风趣的训教开始了十二年来首次相聚的交谈，使司马光一时窘迫而不得不从，便拱手告坐：
“谢潞公教诲。恭敬不如从命，司马光合罪僭越了。”
文彦博反客为主，为司马光执壶斟茶，借机谈起移居洛阳近一个月来的观感，风光、气候、习俗、饮食、婚娶、游宴，话无定题地寒暄起来。
坐在一侧的画家郑奂，既不饮茶也不插话，悄悄打开画囊，展纸墨于桌案上，一会儿打量着文彦博，一会儿打量着司马光，挥笔泼墨地作起画来。
司马光与郑奂交谊亦深，郑奂是独乐园的常客，举止已不拘俗礼，往日与司马光谈诗论画，多为简要提询、静听解说，偶有诘难，亦简短数字而已，已达相知以心，不以语言之境。
此时，因司马光根本不知“耆老会”成员均有画像挂于“耆英堂”，反而以为文彦博初至洛阳，郑奂跟踪相随，展纸作画，是为文彦博留取须眉皓白之神采，便尽心尽力地应和着文彦博的妙语机珠和神采飞扬，为长者尽晚辈辅成之谊。
文彦博在兴致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