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和建议。他于1945年3月向党中央提出万余言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不仅对身居高位红极一时的康生提出尖锐的批评，表示“以至不能不使我对抢救运动的总的方针发生更深刻的怀疑”，而且对《中央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的决定》提出意见，指出：“缺点就是它基本上批准了当时对于特务的夸大估计，……批准了运动中的那种斗争方式”。“意见书”还以“唯有活的主要实践应被确认为第一重要的鉴定尺度”，对抢救运动中的群众路线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提出极有理论性的分析和意见，指出：“轻率地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广大知识分子和马列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轻率地剥夺对知识分子党员的信任，这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上的具体反映”，“所谓依靠群众的力量，事实上成了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依靠群众做打气加油的拉拉队！”，蒋南翔认为，抢救运动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上的缺乏民主精神” 。这里更应该指出的是，蒋南翔如此尖锐的意见书并没有给他带来厄运，而是在后来得到中央的重用，通过“意见书”这个窗口，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见延安时期活跃的民主精神。
其三，大批学者、专家的到来，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过去我们讲毛泽东思想，往往只强调它是革命根据地经验的总结，而很少从理论活动角度加以阐述。列宁曾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 ，列宁还赞扬考茨基讲的“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考茨基批评那种把理论看成革命斗争直接产物的观点，是“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他认为：“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 。理论与实际斗争的关系应该是：实际斗争是产生理论的一个重要条件，而理论本身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他的发展与成熟并不是实际斗争的直接产物，还需要诸多其他重要的条件，主要是由理论自身的发展水平与状况所决定。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4）
考察一下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理论活动，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加强了和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学者、文化人的频繁交往。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之间不仅有大量的通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还共同组织许多学术活动。如1938年3月，毛泽东亲自组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并有一批高级干部包括肖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叶子龙等参加，由著名学者何思敬翻译讲义，逐章介绍，然后毛泽东和其他人共同讨论。1938年秋，毛泽东倡议成立的“延安新哲学会”，由理论家艾思奇、何思敬主持，领导人与哲学家一起讨论研究哲学问题。此外，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还编写《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分九章系统的讲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系统学习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这批理论工作者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经典著作，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各种专著，还有《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恩通信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社会主义入门》、《英国工人运动》等，对领导人的学习和全党的普及、提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曾说：“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此外，理论工作者们出版了一批很有影响的专著，不仅为广大干部所学习，而且成为中央领导人认真学习和研究的书籍。其中为毛泽东所重视和学习的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说他看过十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说：“我读了得益很多”），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毛泽东在读后感中写道：“颇为新鲜”），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建议印此书） 。等等。
其四，大批知识分子的参加，促进了军队的进一步发展，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土地革命时期军队的干部大多数来自农村，所进行的战争也多为小规模的游击战。到抗日战争，任务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战对象是日本侵略军，要求干部对日本国家和军队的情况有所了解，甚至要懂些日语；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既是友军，又不时发生矛盾与摩擦；不仅要和国内各种军事力量打交道，还要和国外（如美国）的军队人员打交道。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抗日战争前入伍的有些老干部显得不适应，并且暴露出一些弱点，如194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对军队老干部工作的指示》指出：“这些弱点的表现是：知识不多，进步不快，气量狭小，意识落后，简单粗暴，不了解复杂问题”。大批知识分子参军，在斗争中很快成长起来，成为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重要力量。1942年9月军委总政治部的一个文件反映了这一变化：“抗战以来……成万的知识分子加入了我们的军队，他们表现了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积蓄了许多实际斗争经验，他们帮助了我们军队文化水平与科学技术的提高，他们已与老干部 携手并进，他们已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解放战争期间，“三八式”已成为一代干部的标志。
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不仅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而且经历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考验——抢救失足者运动。1942年4月，在整风中康生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国民党特务赞扬边区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发现特务活动，中央领导人表示：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 ，于是整风转为审干和肃反。很短时间内，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就清出“特务”高达15000多人，有的单位如西北大学，共390人，竟有一半以上是“特务”。
有的曾和外国牧师学习过外语，被打成“意大利特务”；有的大城市来的女青年爱打扮，穿着讲究些，就招来怀疑：“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有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怕别人听，悄悄说地方方言，也遭到质问：“你说你没问题，为什么总用广东话同你爱人说悄悄话？”更有甚者，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喜欢散步聊天，谈谈云彩，说说月亮，于是望风捕影的被诬为反革命组织“月亮社”、“乌云社”、“太阳社”。 前面提到的两位著名的文化人，肖军在以后的几十年生活中，一直成为“反面教员”，批评对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获得人身自由。王实味则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惨遭杀害，1991年2月7日始得以平反。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5）
直到1943年7月底，抢救运动才完全停了下来，1944年开始对这批错案进行甄别，赔礼道歉（直接责任人康生始终不承认错误），如果说延安整风是从思想上大力宣扬了毛泽东思想和宣传了毛泽东本人，那么抢救失足者运动则是从政治上警告了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两个方面，都对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几乎终生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光环下，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精明能干，按部就班，“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成为最响亮的座右铭。然而在许多人身上，缺乏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气魄和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中常见的那种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即使是延安时期的理论家们，他们的理论活动也是：一、翻译国外的经典多，自己的理论著述少；二、在很少的著述中，也是“述”多“著”少，多为对经典著作的解释与诠注，很少阐发自己的看法；三是学院式、讲义式的著作多，真正深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及革命问题而有创见的著作少。延安理论工作者的学术模式，对后来中国的理论活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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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1）
第二条战线主力军的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
解放战争时期，又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投入革命洪流，他们可以称为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和前三代比较，第一代是革命事业的开创者，不少人成为革命的领袖人物；第二代“文人武化”，许多人在长期战争的炼狱中成为出色的军事将领；第三代扮演了由十年内战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的先锋角色，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成为很有地位的“三八式”领导干部。第四代和他们的前辈比较，角色与命运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中除少数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外，多数人接受的是系统的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他们参加革命的形式是以城市为阵地、开辟争取民主、自由、“第二条战线”，他们的革命经历极短，很快就迎来了全国革命发胜利。因此，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既是革命者，同时，又被视为“同路人”和“被改造者”。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明确提出对知识分子实行争取、教育、改造的政策，并规定：“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 。1948年1月15日出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十分具体的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这一历史状况和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状况：
“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革命性，因他们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
反帝反封建的正义感，有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