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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与“苏联文化模式”的形成（2）
“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普及小册子
被宣布为哲学思想的顶峰。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很快地被吹捧为最伟大
的和经典性的著作，尽管书中包含着错误，它使真正的哲学研究延滞
了许多年。确实，在个人迷信时期，我们的哲学家们对唯物辩证法、
认识论、逻辑学、思维规律和科学方法等问题都几乎没有进行过认真
的研究。在哲学史的许多方面也可看到明显的退步，几乎停止了诸如
德意志古典哲学的研究”，“代之以陈述一般化的理论公式”，“哲学就
变成了烦琐哲学”85。
1931年11月，斯大林又公开发表《给杂志编辑部的信》，对这家历史杂志刊登斯卢茨基的文章提出“坚决抗议”。因此这篇文章谈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对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有着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在斯大林看来，即使是学者从学术研究角度谈论党和领袖的某些失误，也是绝对不允许的，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这家杂志立即被改组，勒令停刊一年，进行整顿。文章作者斯卢茨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与作者有关的学者，也纷纷遭解职。此后，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的研究，成为学者的禁区。1938年出版的由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唯一的、正式的“党史指南”，被尊为“马列主义领域中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和“提高政治警惕性的工具”。学者们只能照章行文，“不准任何随意的解释”，也就是说不仅不许研究，连讲解权利也被取消了，历史学家的工作变成“简明教程”的“广播员”和“抄写员”。
近几十年来，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多次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存在的问题：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和神化斯大林；颠倒黑白，丑化和鬼化某些与斯大林意见不一致的人；把党的历史编造为仅仅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并为这一模式开了先河；在历史著作中直接写哲学讲义，把历史科学变成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政治宣传；开创与历史科学完全不相容的恶劣作风，在严肃的历史著作中，罗列一大堆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漫骂话语，代替认真的历史的分析。如“托洛茨基布哈林恶棍”、“杀人犯和间谍匪帮”、“白匪的小爬虫”、“无用的垃圾”、“法西斯走狗”、“人类的败类”等等。
斯大林的“全线进攻”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搞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身上，还进一步扩展到自然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家，亲自充当自然科学中许多争论的裁判员。如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宣传李森科学派是绝对正确的，不允许对它有任何批评性意见，持不同意见的生物学家被称为唯心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奴仆，为了加强斯大林意见的权威性，把斯大林也渲染成生物专家，亲自组织了柑橘栽植工作。医学科学中只承认巴甫洛夫学说，其它不同的学派所研究的进化生理学、细胞生理学、分泌器官生理学、优生学、儿童学、应用心理学、个体生态学等，均被禁止活动。俄国理论遗传学学派的创始人谢·谢·切特维里科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26年之久。后来，连苏联科学院也被宣布为“反苏维埃政权反革命活动的中心”。
到30年代末，“95％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92·9％的文艺创作团体，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而官方建立的社会文化和学术团体也大多走上了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86。科学院的一些部门，如哲学部挂起“哲学斗争部”，经济学部挂起“经济学斗争部”的牌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成为火药味十足的阶级斗争阵地。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学会坚定不移地服从”，“他们怕自己被排除在这个洪流之外，他们怕自己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怕自己被人民唾弃”87，一位学者说：“那时人们已不再习惯于独立思考（有一个人为大家思考就够了）”88。学者们的创造精神被扼杀了，各种学科理论逐渐僵化，一度形成科学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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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1）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文化模式逐渐形成，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文化现象。
斯大林把一切文化问题皆政治化，都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与党内斗争联系起来，他说：“可以而且应当联系起来，因为任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是最抽象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89。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不仅把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单化地分为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并把两种文化的关系说成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把自然科学也分为无产阶级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如苏联出版的一本《农业生物学论战史概述》书中，就把生物学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后者被称为：“唯心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奴仆”90。有一个时期，苏联学术界甚至盛行“两种文化”产生“两种语言”的理论，把语言也分为“资产阶级语言”和“无产阶级语言”，以至斯大林本人不得不出面加以制止。然而把一切文化问题政治化的总的指导思想不仅没有改变，随着“越接近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越尖锐”理论的出现，更加走向极端。这正是把一切学术上出现的不同意见统统当成阶级斗争事件，把学术上持不同意见的人统统当成阶级敌人处理的思想和理论根源所在。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然而它并不是经济和政治的直接产物，更不是现实的阶级斗争或###的直接产物，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有其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人类自产生文明以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的发展是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每个时代都不可能抛开前人的成果另搞一套。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并不是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而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现象与政治的关系，有的直接些，如哲学、政治学、法律学。有的疏远些，如文学艺术，特别是其中的花鸟虫鱼画和山水画，很难和现实的某种政治主张相联系。社会科学中的考古学、语言学以及医学、自然科学等，本身与政治则没有联系。文化领域出现的不同意见和争论，有的可能与政治有关联，有的则与政治完全没有联系，而是文化发展中的认识不同与主张有异，即学术观点的分歧，怎么能把如此复杂的文化现象，统统装入“阶级斗争”这个筐里呢？
第二， 把文化事业纳入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
列宁曾讲过：“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人员的身份来处理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须的”91。斯大林把列宁的这一思想完全搬到文化工作的管理上来：首先，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完全纳入行政管理单位，便于使用、管理和控制。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严格的按照上级的指令办事，否则，就可能被处分、降职，乃至被赶出研究单位。对于一个学术工作者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失去工作，而且丢掉了饭碗。斯大林晚年也从局部感到这个问题，他曾举例说：“在中央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学机关中，有一种为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所不应有的制度统治着。稍微批评一下苏联语言学情况，……都会遭到语言学的领导集团的压迫和制止”，或者“被撤职和降级”92。其次，实行“理论专制主义”。“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禁止一切领域对理论、科学的自由讨论，大搞理论专制主义，从肉体上消灭不同政见者，从理论上确立独断专行的唯我主义、‘理论皇权主义’，以斯大林的三本书来垄断社会科学的创造权和发明权。斯大林的理论成为一切思想的源泉，布道式的讲坛”93。对于学术界的争论问题，学者没有发言权，只有领导才能定是非，学者的任务就是按领导的指示办事，连对《真理报》发表的文章，也“不准讨论，只能照办”。
苏联的这一套管理文化的体制，不仅扼杀了广大学者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并且导致理论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僵化，学术研究变成领导人推行的方针政策的“传声筒”、“抄写员”。更为甚者，这种体制还滋长了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一位外国学者说，由于行政权力过大，“可以任意地决定他人的物质生活和提升，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重要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可以暴露别人的隐私，可以决定一切——这使社会上许多人产生了一种羡慕之心和吸引力，向往成为这个机构中的人。这样，在党的机构内，也开始出现往上爬的斗争”94。正是这种诱惑力，使一部分学者堕落成为“不学有术”的文化政客。
“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2）
第三， 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知识分子政策。
苏俄十月革命以前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文盲占70％。据苏俄1922年公布的调查数字，1914年，在校中学生只有635591名，1922年为591645名，农村只有14575名。大学生总数为127000人，在校大学生仅36000人。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访问苏联，高尔基曾向他介绍苏俄农村由于文化落后导致的愚昧状况：“俄国农民在电话和电灯面前显出迷信的恐惧。当他们在农村添置留声机时，老头们请求机械师：‘喂’，让他出来！‘他是谁？’‘魔鬼！’……当第一辆电车在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的家乡）开动时，一个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