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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分析（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5日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160。这一信号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极大警惕，并把一部分“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和众多的由外国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问题，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关系联系起来考虑。认为这部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是“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的头脑中还存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是“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161。建国初期，著名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恰恰在这方面出了问题，“抗美援朝时，因为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162。1952年8月7日，梁漱溟曾为此事替张东荪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回答：“此事彭真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将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163。事情虽然如此了结了，但肯定会强化了领导人对某些知识分子和国外势力有关联的意识。
到建国前夕，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抗日战争时期比较，其表述有了明显的变化，由“容（容纳）、化（无产阶级化）、用（使用）”改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164，或“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165，这个方针一方面指出知识分子有“革命性”、“进步性”，另一方面较多讲了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落后性，主要是个人主义、患得患失，摇摆不定”，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强调“已收的学生，一律采取思想改造的办法，只是最后证明不能改造时，才加以洗刷”，并规定“区村两级政府和农会暂时不吸收知识分子”166。这一时期，对生产企业中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和生产管理职员的方针政策，比对一般知识分子要宽容得多，如1948年8月1日颁布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指出：脑力劳动的职员和工人“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技术人员、工程师、专门家、技师，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我们对于一切技术人员，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只要忠于职守，不作破坏活动，都应给以工作，并在生活中给以必要的和可能的优待”，“对于职员的改造，是一种思想与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
从对民主革命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尽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对一般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有所区别，但总的看来，从阶级斗争和政治视角（在战争年代从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视角）认识知识分子，分析知识分子，评价知识分子，对待知识分子，一直是坚持不变的。这一思维方式，尽管有其合理的方面，但由于离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雇佣劳动者”这一根本性的命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容易产生片面性，容易夸大他们的某些问题方面。并且造成知识分子政策中始终不能很好解决的一个矛盾：知识分子很重要，但知识分子很不可靠。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1）
文化战略是和整个政治战略密切相关的，早在1951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67。1953年9月，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毛泽东把问题的严重性提高到“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的问题。1955年10月，在党的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宣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168。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总结东欧一些国家闹事的教训，认为主要是“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169。正是在上述思想发展的基础上，1957年毛泽东正式形成党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战略，即：单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170。
纵观建国初期我国历史的发展，尽管党和毛泽东本人也提出过这样那样一些与上述战略思想不尽相同的主张，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但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大搞“灭资兴无”的战略思想，不仅没有丝毫变化，而且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理论化了。本节就这一战略思想涉及的几个有关问题，提出来做些探讨。
1、 “灭资兴无”口号与文化批判
建国以来即贯彻“灭资兴无”的战略思想，展开了一系列的文化批判运动。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大规模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运动”171。1953年—1955年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错误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后来开展的胡适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声势浩大的声讨与批判，1953年开始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172。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同样被认为是“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还是“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的重大思想斗争173。应当说，开展文化批判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都曾有过一些很好的主张，如：“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越来越多”174，“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175。等等。可是，随着文化批判运动的发展，这些好的思想主张不仅没有兑现，反而越来越南辕北辙，甚至前后矛盾，出尔反尔了。
由于对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的性质和形势，看得越来越严重，并且越来越把这些斗争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战场，不仅把不同思想意识和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关系视为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而且把“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和帝国主义、现行反革命以及暗藏反革命联系起来。如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认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坚决反动分子，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他们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1955年7月，《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胡风事件，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状况的反映”，“是我们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开始 ，“应当利用胡风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一个广大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