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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持第一、二种看法的人，至少在学术界不多了，第三种看法也只是少数，多数人似乎趋于第四种认识。然而第四种认识，即“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统一”之说，并没有真正解决“科学与意识形态”两者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科学学说，首先必须把信仰、意识形态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的基础上。“科学”是什么？科学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它既不是令人顶礼膜拜的神灵，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而是随时随地在接受实践的检验，接受理性的审视；科学不是凝固不变的绝对真理的化身，而是与时俱进、发展变化的。“信仰”必须以理性为基础，而不能凭自发的朴素的感情。列宁说工人阶级自发的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而农民自发的信仰只能是空想主义，政治上只能是盲从迷信和个人崇拜，经济上只能是平均主义。其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和作为一种科学的学说加以区别。作为信仰，无产阶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然而作为一种科学的学说，则必须符合科学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一是多样性，在科学的百花园里，每一种科学的理论，每一个科学流派，都有自己存在的权利。各种学说、各种学术流派，争相斗艳，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与繁荣。二是平等性，在科学学术领域，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具有凌驾于其他科学理论之上的特殊权利，历史证明，任何“册封”、“加冕”都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汉王朝曾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学说被册封为显学上千年，其作用不仅妨碍了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使儒学自身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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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4）
2、“康生现象”解析
“康生现象”，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上半期意识形态领域和学术界出现的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康生本人被称为没有任何著作的理论家，甚至连一个实实在在的理论工作者的经历也不曾有过。然而凭借种种原因而获得意识形态和学术领域的政治领导地位，出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于是在这一领域声价百倍，俨然成为理论权威。死后还被戴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桂冠。“康生现象”，是我国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畸形状态的一个集中反映。
康生本来是保卫干部出身，在苏联学习期间，学习了苏联肃反运动的错误经验，并把这些经验搬到中国党内来，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他就曾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大搞“抢救运动”，通过逼、供、信手段，把一大批革命者打成特务、间谍、托派分子。建国以后的几年中，康生郁郁不得志，默默无闻，没有见过他有什么理论建树，或发表过什么理论文章。195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后又兼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1959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被任命为副主任。下半年，受中央委托兼管党校工作。由于管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自然要时不时的讲些“理论”方面的话，下达些理论工作方面的指示，渐渐竟以“理论权威”自居起来，别人也渐渐把他视为“理论权威”了。
说康生完全没有“理论”，那也不尽符合事实。他可以称为“不学有术的理论家”，是左倾思潮的产物，又是鼓吹左倾思潮的急先锋。早在30年代，康生就是对领袖搞个人崇拜的鼓吹者，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纪念会上，带头高呼：“祝福王明同志健康”、“王明同志万岁！”。50年代，康生到处鼓吹：“所谓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一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一些赞同反对个人崇拜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是“没有改造”、“没有改变他的世界观”，是政治上“表现动摇”212。他比林彪还早的鼓吹形而上学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论；违反列宁的以经济划分阶级的科学标准，宣传以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抛弃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大批“唯生产力论”，说：“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大跃进”时代，康生鼓吹：“现在工人、农民写心得，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那能写出？超过他们千百倍”。他全盘否定哲学和经济研究所专家们的工作，认为他们比工人、农民还不如，要求专家们“跟着工人、农民学习”搞科学研究213。更为离奇的是，居然到自然科学中去找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说：“我们要用自然科学来证明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的理论”214。
康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学有术”的政客，甚至动用种种阴谋手段，千方百计的把学术问题引向政治问题，然后置学术工作者于死地而后快。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由康生直接指挥的对哲学家、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的批判。在毛泽东主席提出“一分为二”的观点以后，哲学家杨献珍从理论角度提出，事物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分为二”的斗争关系，还有“合二而一”的互相融合的关系。康生看到“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机会来了，于是一方面连忙向毛主席报告，得到毛主席肯定“‘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吧”的尚方宝剑以后，一步一步把这场学术观点的争论引向###，最后发展到《红旗》杂志等刊物点名对杨献珍进行政治批判，给杨献珍扣上“反党”、“反毛泽东思想”、“修正主义者”一大堆帽子，杨本人也被撤职查办。1966年11月5日，康生回顾这段历史时，不无得意的说：“1964年‘合二而一’的斗争，这个问题更加公开化了。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215。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5）
康生的“不学有术”，在学术界掀起一股极其恶劣的“学阀作风”，他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依据事实进行分析，以平等态度待人，以理服人，对事不对人等，有关开展学术争论的科学态度和科学作法，而是凭主观意志，强加于人；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以引用经典个别字句代替事实的分析，甚至采取移花接木，上挂下连，无中生有，上纲上线，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等种种手法，兴起一股历史上少有的“革命大批判”文风。让我们重温一下康生是怎样“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
“批判”之一：“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问题首先请同志们打开语录204页，把第24页的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为什么把标题改了？这是刘少奇的语言，是不通的，不科学的，在毛主席著作中，从来不用思想意识这个词。……看来，刘少奇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不通的”。——这种以语录的简单对比代替具体分析，从个别字和词的不同上纲到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批判方法，在“文革”中乃至“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影响颇大。
“批判”之二：刘少奇“他在讲到忠诚坦白时，要能‘无事不可对人言’，照他这样说，党的机密也可以告诉蒋介石的。刘少奇还说：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请同志们注意，他的所谓自爱心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是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叫安子文、薄一波去自首，这是他的所谓‘修养’”。——康生一伙正是靠着这种颠倒黑白、移花接木、无限上纲等手法，把对书的批判转向对人的攻击和人身陷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批判”之三：“《修养》的许多地方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比如他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时候，说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影射毛主席的，应当说，这个黑《修养》，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这种说张三好就是贬低和反对李四，不仅违背了起码的形式逻辑常识，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出康生维护个人崇拜，千方百计献媚取宠的丑恶灵魂。
“批判”之四：“黑《修养》最大的问题是不敢接触政权问题，因为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正是这种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形而上学猖獗，使得全党全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形成一股八股风，不管讲什么具体问题，口头一定要讲一大堆“高
举”、“突出”、“坚持”之类的大话、空话、套话，惟恐被上级怪罪216。
“康生现象”的形成与猖獗，不是偶然的。在中###的发展史上，有一种不好的倾向，谁有权就自以为有真理。陈独秀如此。他身居党的总书记，就自以为有绝对真理权。大革命时期，共青团中央郑重其事的向他提出书面意见。陈独秀连看也不看当众撕碎扔到脚下。李立三如此。他身为党中央实际负责人，常常标榜自己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借口“军事时期”，禁止党内的任何批评与建议，更不允许有反对意见。王明更是如此。他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只要是和他不同的意见，一律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使同一句话，如“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说出来就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由王明的嘴说出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谁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