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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生活够清淡的了，我这回多挣了一点钱，我想拿一部份给你们。”
陆晓辉苦笑了一下说：“根据地比这儿困难多了，由于蒋介石不拨给经费，八路军和新四军，每天每人的菜金才只有五分钱，更不用说东北的抗日联军了，他们爬冰卧雪，到冬天连草根都吃不上，想想他们，咱这儿还是在天堂哪。为了减轻公家的开支，我们也要自谋职业，自费革命，熬过这最黑暗的时期。”
“您说的有道理，是那么回事，”李大波也微笑了，“我在晋察冀呆了一年多，很有体会，日本鬼子一扫荡，有时我们要饿好几天。有一次，我们被围困在阜平的山沟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只好摘点去年树上掉下来的烂枣儿充饥。不过后来打退了鬼子，回到群众中，坐到老百姓的热炕头儿上，吃着热腾腾的窝头，就又补充上了。因为那是新鲜粮食，营养成份高，太阳和空气又好，这是上海大城市比不了的。所以，你们还是要尽量保护好身体，就是被抓，逃跑也跑的快，因此，我还是要贴补你们一点儿钱。”
朱丽珍看到李大波是那么诚恳坚决，便从旁说：“我收下了。在这儿是我当家，具体的困难，老陆不太晓得。”说着她伸手接过钱，又问：“你出门在外，真的不需用钱吗？”
“你看，我还有这么些呢，足够了。”他掏出一卷百元的伪钞让朱丽珍看。
朱丽珍点点头，放心了。那一天他留在那里直到深夜，彼此推心置腹地谈说自己的身世。由此李大波才闹清楚，原来为了应付上海警察局和新推行的保甲制度，她和陆晓辉是假配夫妇。陆晓辉是江西弋阳人，跟方志敏①是同乡。他读过私塾，在乡里上过高小，后来他这个中农受气“眼子户”的子弟，参加了方志敏领导的农民运动，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便随着工农红军第十军，转战赣东北的广大山区和丘陵之中。在整个的战争期间他是方志敏随身的警卫员和小文书。１９３４年他随队抗日北上，那时他刚满２５岁。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堵截、阻击。次年一月，方志敏在德兴县陇首村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半年后在南昌英勇就义。消息传来，他哭得死去活来。从这以后，更坚定了他革命到底的意志，他发誓要给培养爱护他的方志敏烈士报仇，并以方志敏为他终生学习的楷模。此后，党委派他在几个大城市里做了城市地下工作，一直到今天。李大波还发现，陆晓辉和朱丽珍还真是假配夫妇的关系，不像他和红薇。这更引起了他对他们那种难能可贵、坚贞情操的无比尊敬。
①方志敏（１９００—１９３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创建人之一。江西弋阳人。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江西领导农民运动。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权，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第十军，历任中共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闽浙赣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和红十军政治委员。１９３１年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同第二、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坚决斗争。中国共产党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途中遭国民党反动派阻击。１９３５年１月在江西德兴县陇首村与国民党军作战时因叛徒出卖被捕，狱中贤贞不屈，７月在南昌英勇就义。遗著有《可爱的中国》、《狱中记实》等。
陆晓辉身穿一件烟色丝绸小棉袄，头戴一顶毛线帽，故意打扮成“上海小开”的模样，以掩人耳目。他的仪表和他的内心世界、谈吐，是多么地矛盾。朱丽珍则留着齐耳短发，穿着李大波送给她的那件天蓝色的毛衣，衬托着她那焕发着青春的脸是那么宁静而艳丽，完全是一个恬静的贤妻良母型的温柔女性，和方红薇的山野气息、淘气调皮的气质，形成了显明的对照。
那一天他呆得很晚，才恋恋不舍地告辞，回到他的住处。照例是董道宁还在舞场留连，没有回来。他独自躺下来，回味着刚才的谈话，内心倍感充实。自从离开根据地和天津的工作岗位，他已经有很久没有这种感受了；随后他又计算着日期，想象着梅思平回去汇报，周佛海和汪兆铭又该怎样地忙碌和伪装逃出重庆，最后他又想到了天津的家，想起爱妻红薇，想她投入他的怀抱时那逗人喜爱的娇嗔小样儿，他实在想她了，如果不是重任在身，他早就跑回天津了。进入１２月，事情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历史之树的年轮上，留下了这样一串永远洗刷不掉、永远也不能被风雨剥蚀、像刀砍斧刻一般不能泯灭的疤痕：
１２月５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情报工作”为名，离开重庆，飞往云南的昆明，在那里焦躁不安地等待汪精卫的出逃。
１２月６日，蒋介石突然从前线返回重庆。
１２月７日，秘书长陈布雷往昆明给周佛海拍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说蒋总裁催他“火速返任”。周胖子摇着肉球似的脑袋，疑惑着：“哎呀，是不是我们的计划已被蒋介石知道了？要不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返回来了？！……我不能再回重庆了，我也要飞河内。……不行，汪先生还没有逃出来，这会连累他的出走，那么，这样一来，我们的全盘计划便成了泡影……”
他急得简直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他立刻发了一份电报：
“视察尚未结束，请宽限几日。”
一星期的光景，他陷入了困惑的窘境，真是度日如年。
１２月１８日，蒋介石正在他召集的少壮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上训话，汪兆铭逃避了这次会议，乘着蒋介石无法对他监督，他就向云南军的参谋长，要了几张富裕的飞机票，连同他的夫人陈璧君、陈公博、林柏生、陶希圣、曾仲鸣，一块儿钻进飞机，飞往昆明。
云南军的首领龙云，到机场迎接，把他们这伙逃亡投敌的汉奸，接进龙云公馆，密谈了好几小时，……
１２月１９日，一架包机，把他们这群败类，秘密送往安南的首都河内。
１２月２０日，去东京汇报的今井武夫，一直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准确消息，他急得突发了红眼病，经过福冈、台北，抵达香港，找到高宗武探听虚实，而日本驻香港领事岩井英一，却告诉今井另一种令他泪丧的消息：“汪的出逃，不过是个谎言而已。”这使他又陷入了心神不定的烦恼。
１２月２２日的早晨，董道宁从“米高美”舞场回来，街头巷尾正热烈地叫卖：“号外，号外！看报哩，有重大消息哩！
……快看报哩！……”
董道宁虽然跳得头晕脑胀，听到叫卖“号外”，还是驻足抢购了一张，他暗想：“说不定是汪先生出逃的消息吧？”他急于打开一看，只见大标题是“首相倡议建设东亚新秩序，发表《近卫第三次声明》”。他有点失望，一进门正看见李大波正襟危坐在桌旁抄写文件，便把报纸扔给他说：“近卫这公子哥儿，又发表声明了，你先看吧。”倒头便躺到床上进入梦乡了。
李大波接过报纸，立刻就急切地看下去：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因为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的势力存在，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区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华经济关系上，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也不要求中国对理解东亚新形势而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加以限制，始终只求通过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即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以上是日本对中国所要求的一个大纲。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
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我操他日本国的姥姥！”李大波读完这个伪善的一副奴隶主嘴脸的声明后，几乎骂出了声音。“他们用武力、屠力杀害了数十万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