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对于一个优秀的知识分中，你只有“国士待之”，他才会“国士报之”。
“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我这样作。”
“你考虑政治方面的事是太多了。”
“我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我必须这样做。同样一件事，在某些时候不能做，而
在另一些时候却非做不行。这就是辩证法。”
“你报告中央了？”
“当然。这件事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要你拿出一个具体的、可行的方案来。”
“我的方案都是具体的、可行的。”
“我顺便告诉你：马上就要开政协会了。我们议了一下，准备增补你为政协副
主席。”
“我记得在一九八三年就对你说过：当把一部分知识分子驱逐进市场时，有一
部分搞纯理论的知识分子必须留在市场外面。只有这样，才可以比较完全地保留他
们对人类的关心。现在是一九九○年，我仍然是这个观点。并且把它推广到官场的
范围内。”
“你的理论是矛盾的：现在你就是一个副局级干部。”
“我只有在职务有利于工作时才接受它。如果你真有一个空缺，那就把它给需
要它的人吧。如果你是在因人设事，那就把它废除，从而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方市长递一支烟给董一。他是一个适量的吸烟者，从不超越安全的上限。“你
就没有做过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
“不能这么说。但是我做事和你吸烟一样：把不愿做的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董一把“555”牌香烟堂而皇之地揣在自己的口袋内。
“我也仿效你这种形象思维的方法打一个比喻：你的脸上的五官，都是按照市
场经济的原则自由发展起来的，各自强调独立地位。而你的躯干却是严格服从中央
政府的约束。”董一是一个小个子，可头却出奇地大。
“一个上乘的幽默。可我告诉你：我这是五短身材，按照相面理论，就是福相。
另外从能量角度讲也是一个低耗高效的典范。”董一站起来。
“不用我给你批一些钱和人？”
“我认为一个竭力鼓吹‘小政府，大社会’的人是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的。
什么时候我们停止扩大机构了，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我到刘科那去一趟。他搬家了，约我吃饭。”常锐对郭夏说。
“房子好吗？”
“不清楚。”常锐明明知道，可不愿意说。别人的成功往往是本人无能的反证。
“少喝一点酒。”郭夏嘱咐道。
大概只有极其得意和极其不得意的人才配听到这样的嘱咐。常锐心想。
常锐在路边招呼出租汽车。可司机们一听他说话，就表示不去华侨新村。他明
白内中的理由：他们只喜欢拉外币持有者。而他一口普通话，一听就像是“内地人”。
他忽然记起郭夏对他说过：如果你拿人民币坐出租，开始千万不要说话，先上去再
说。
他依法炮制，果然很灵。
上车后他只和司机说了一句话，司机就探知他的底蕴，硬是走了三角形的两条
边。他没有去争，因为争也没有用。更何况S市的方言三年来他只学会两句“这个多
少钱？”和“厕所在什么地方？”S市的方言与普通话根本不是一个语系，有许多已
经死亡的名词和动词在这里依然存在：比方此地不是说“七角一分”而是说“七毫
一”。毫：银元的单位。他之所以不学，并不是学不会；他的英语说得极好，以至
于不止一个人以为他是从国外回来的。而是不愿意学，普通话是国语。在某种意义
上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当然目前它似乎有没落的倾向：北京的年轻人在表示惊讶
时，往往使用“哇”，这是标准的S市方言。而更使人悲哀的是一些从明清起就存在
的老字号饭店，现在也改用“酒店”和“酒家”之类的了。
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他按照司机开的价钱付账下车。“汉堡包”有什么好
吃？“肯德鸡”又有什么好吃？可就是门庭若市。因为它们是美国的。S市是“特区”，
有经济实力，于是它的文化就蚕食了伟大悠久的中原文化。
他取过明显不合理的报销凭证，暗自记下了车号。他对数字的记忆力特别强，
几百个电话号码就和刻在他头脑里一样。将来有机会，我就写封信到他的公司。
当走到拐弯处时，他又改变了主意，把单据扔到垃圾筒内。只有小人物的报复
才是这种办法。
“你给常锐打一个电话，让他回来时到银行把我的工资取回来。”郭天谷在房
间里来回踱着步。
“我不知道对您说了多少次：S市的银行是电脑化的，您的工资只要一到，它就
自动存入您的账户。再说就您……”郭夏本来想说：就您那两个工资，取不取关系
不大。父亲以前是十级干部，离休后变成九级，可总数不过三百元。而在S市即使是
饭店洗碗的女工，每月也赚四百块钱。这话太伤人，故没有说。
“还是取回来好。”钱总是见见面才放心。当年在设立储蓄网点时，他竭力主
张多设。有人以费用大反对他时说：“只要有利息，远一点人们也会去。”“如果
你做这样一个假设：有一个银行的利息高，可是远。而另一个利息低而近，你会选
择哪一个？肯定是近的那一个：既然钱不能放在家里，不能放到床底，那么只有放
在一个离家近一些的地方才能放心。”实践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我劝你不要大
相信电子计算机：那个东西也会出错。有一次邮局来算我的电话费，一看把我吓了
一跳。”
“把三十元错写成三千元了不是？”郭夏截断父亲的话。这是一个听滥了的故
事。“我给他打电话就是了。”
刘科是S市外贸局畜产科的科长。专门分管“牛”。所以常锐戏称他为“牛科长”。
此刻的刘宅从外表到内容呈现出严格意义上的焕然一新：
“分配给我的是三楼，可我偏偏要了这个底楼。”
“怎么？”常锐问。S市是亚热带气候，以潮湿著称全国。越高级的干部、越是
有身份、有钱的人就越住得高，这已是真理。
“以前人们常说：热是大家的，而冷是自己的。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热、
冷、潮湿都变成自己的了。”刘科带领常锐参观：地板是用方木支起来的，并且配
备着抽湿机、空调机。整个房间的墙壁都是用若干种类似棉织品的材料贴过；地上
铺的是土耳其地毯；墙角蹲着一个红木的黑人孩子像；过厅处是一个酒吧。一条纯
种狗正在酣睡。这是那种“观赏狗”，一条就能值台电视机钱。拐弯处是一个能装
一吨水的鱼缸，养的是名叫“龙吐珠”的鱼，这东西吃小鱼，而且必须是活鱼。
“你这东西挂倒了。”常锐指着墙上挂着的抽象派的大理石雕说。
“没有这个可能。我专门请教过美术家。”
“美术家也会出错。”常锐坐到真皮沙发上，“一切行头都是新的，只是人是
旧的。”
刘科按动一个很小但很艺术的钮。“出来见见。”
他的妻子出来了。
常锐以前对她非常熟悉，而此刻不禁有“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之感？她
做过大面积的整容。所谓大面积整容如果用房屋来打比喻的话，则为改造而不是装
修。这个过程无疑是经过全面的勘测、设计，并考虑到身高、体重等有关因素后，
由高级医生施行的。皮肤应该增加多少张力、鼻梁增加的高度、眼皮所割的深度……
无一不恰到好处。他开始怀疑起遗传理论的正确性。当刘科花枝招展的女儿出来后，
常锐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恭维话：“我真闹糊涂了：到底哪个是女儿了啊？”
刘夫人因为有人称赞她年轻笑了。
女儿因为有人称赞她已经长大而笑了。
刘科因为是这所有一切的创造者也笑了。
一片笑声后，多余的人退了下去。
“你是不是抢劫了银行？”常锐知道刘科有一些额外的收入：比如高级香烟，
名酒等。他虽然只是一个科长，但是手中的权力相当大：所有进出口的牛羊统问他
管，他说你的牛羊是什么级别，就是什么级别。而且“金口不开，开口不改。”这
是因为牛羊的级别和人的级别、职务、职称一样，没有过硬度的指标，随意性极大。
往往是一句话就能加减几万元钱。可眼前这一切，没有硬通货，光凭烟酒和人情是
拿不下来。
“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刘科说。
“甭管蛇鼠，有路也给我指一条。”刘科有一种罕见的能力：在插队时，一下
子就能找到最好的村庄；在上学时找到最好的学校和专业：然后又找到最好的——
以目前的观点来说，也就是最实惠的工作。这是猎狗一般的直觉。
“您是知识分子，不像我是利禄场中俗人一个。”刘科从酒吧取过一瓶XO级的
“人头马”白兰地，一下倒了一大杯。
“这种酒没有你这么喝的。”“人头马”白兰地是著名的法国酒。产于干邑地
区。两次蒸馏后，分别放入新旧橡木桶中存放六年以上。
“我从来就是这么喝的。”
“有钱人愿意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常锐慢慢地转动着杯子，细细地品。此
酒的价格在五百元之上，他还是第一次喝。“我哥哥告诉我：在香港只有他们社长
请客时才会出现这种酒。如果是港方请客，那只有港督或者霍英东、包玉刚之流出
现时才有。”他哥哥在香港新华社当处长。“这表示是‘红地毯’待遇。”
“你可以尽情地喝，临走时我还可以送你两瓶。”一个人如果富了，他就必定
要夸富，否则这富的意义就丧失一半以上。
“你如果把这张桌子放到门口，会有什么结果？”作为朋友，常锐认为有些话
必须说。
“放不住。”
“是的。钱和东西一样，应该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你如果非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