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法官大人，”托尼说。
两人各自回到原位，即托尼回到原告席，伦道夫回到讲台前。
“反对无效，”戴维森法官大声说，好让法庭记录员能听见。“请证人回答刚才的问题。”
“你还记得刚才的问题吗？”伦道夫问。
“记得，”克雷格说。“可从何说起呢？”
“从头开始吧，”伦道夫说。“据我所知，你父母并不赞成你学医。”
“至少我父亲不赞成，我们家他说了算。他并不喜欢孩子，尤其不喜欢我。我哥小伦纳德是足球和曲棍球天才，而我不是。我父亲觉得我是个‘胆小鬼’，有几次当着我的面也这么说。我母亲很怕他。有一次她无意中说出我想当医生。父亲扬言只要他活着，我就休想。”
“这是他的原话吗？”
“一字不差！我父亲是个水管工，鄙视所有专业人士，觉得他们都是骗钱的。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变成这些人中的一员，更何况他自己高中都没有毕业。事实上，据我所知，我父母的亲戚中，连我哥哥在内，没有一个上过大学的。我哥后来跟我父亲一样，也成了一名水管工。”
“也就是说，你父亲对你的学术兴趣并不赞成。”
克雷格苦笑了一下。“小时候我不得不在衣橱里看书。有几次被父亲逮着我在看书，而不是在做家务事，他就追着我打。成绩单也要藏起来，不能给父亲看见，因为上面全是A，所以要让母亲偷偷给我签字。其他同学都是因为成绩太差才不敢给家长看成绩单。”
“等你上了大学，情况是不是好一点？”
“有些方面好一点，其他方面更差。他很讨厌我，对我的称呼从‘胆小鬼’变成‘傲气鬼’。他羞于跟朋友谈起我。最要命的是，我申请奖学金需要填家庭经济状况表。他不但拒绝填表，让我拿不到奖学金，而且一分钱都不资助我。”
“那你的学费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靠贷款和奖学金，而且我什么零工都干过。就这样，我还保持了平均分4。0的好成绩。最初几年主要是在餐馆打工，洗盘子做侍者。临毕业那两年在实验室里打工。一放暑假，我就到医院里打工。我哥哥有时候也会接济我。不过他那时候已经成家了，自己也不宽裕。”
“你对医学的向往和你助人的欲望是不是支撑你度过了这几年最艰苦的日子？”
“当然。特别是暑假期间在医院打工的经历。我很崇拜那些医生和护士，特别是那些实习医生。我迫不及待地想成为其中的一员。”
“等你上了医学院，情况是不是好一点？经济方面是更加困难了，还是有所缓和？”
“困难多了。开销更大。而且跟大学相比，课程更紧了，基本上天天有课，任务很重。”
“那你怎么办？”
“我尽量借钱；不够的部分就靠在医学中心打工，什么活儿都干过。值得庆幸的是，那里打工的机会很多。”
“你哪来的时间打工？很多人都认为医学院要全力以赴。”
“我基本上不睡觉。当然啦，也不是完全不睡，身体吃不消。我学会了随时随地打盹。确实很难，但上了医学院，总觉得曙光就在前面，所以不觉得太痛苦。”
“你都打过什么工？”
“都是医学中心常见的工作，比如抽血，验血型，血液配型，清理动物的笼子。总之任何能在晚上干的活儿。我甚至还在医学中心的厨房干过一阵。到了医学院二年级，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协助别人研究神经细胞和肌肉细胞中的钠离子通道。目前我还在做相关的研究。”
“日程安排得这么紧，你在医学院的成绩如何？”
“很好。我的成绩排在全班的前百分之十，还是阿尔法—欧米加—阿尔法荣誉学术协会的一员。”
“你觉得你最大的牺牲是什么？长时间缺觉？”
“不是！是没时间社交。同学们都有时间互相交流，讨论。医学院的生活非常紧张。三年级分专业，我不知道是应该选择基础医学研究还是做临床，当时很希望能跟其他同学讨论一下两者的利弊，听听大家的意见。但我没有这个时间，只好自己做决定。”
“你是如何决定选择临床的？”
“我觉得我喜欢照顾别人，做临床能给我一种直接的满足感。”
“也就是说，跟病人接触让你觉得愉悦，有满足感。”
“是的。还有随时做出各种诊断的挑战，以及缩小范围，确定病因的乐趣。”
“不过你最珍惜的还是与病人接触、帮助病人的机会。”
“反对，”托尼说。他显得越来越烦躁。“信息重复。”
“反对有效，”戴维森法官的声音有点疲惫。“宾厄姆先生，没必要纠缠这个观点。我相信陪审团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
“说说你做实习医生的经历，”伦道夫说。
“那段时间很愉快，”克雷格说。说着他坐直了身体，肩膀也挺直了。“因为成绩好，我被分配到最负盛名的波士顿纪念医院实习。那里的学习环境很好，而且我开始拿工资了，虽然不多，但至少有钱了。同样重要的是，我不需要付学费了，这样就可以一点点地偿还从大学到医学院积累起来的高额债务了。”
“医生和病人之间必须建立紧密的联系。你是否一直觉得和病人在一起很愉快？”
“是的。到目前为止，这是让我觉得做医生最有满足感的部分。”
“成为主治医生之后呢？据我所知，你好像有点失望。”
“一开始并不失望！一开始主治医生的生活让我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很忙碌但很充实。每天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去上班。不同的病人对我的业务水平是很大挑战。他们对我的努力也很感激。但是后来保险公司开始拖欠医药费，经常对收费项目提出不必要的质疑，让我们越来越难以为病人的利益考虑。收入开始减少，支出却一直在增加。为了收支相抵，我不得不‘提高生产力’，也就是提高单位时间的接诊量。提高接诊量并不难，但时间长了，我越来越担心诊疗的质量。”
“据我所知，这时你的行医方式开始发生转变。”
“彻底的转变。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医生在从事管家医疗，但身体不太好。他找到我，提出让我做他的合伙人。”
“很抱歉，打断一下，”伦道夫说。“你能再跟陪审团解释一下‘管家医疗’这个词吗？”
“管家医疗是一种行医方式。患者交一定的年费，医生同意限制接诊量，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里所说的更好的服务，是否包括出门诊？”
“可以包括。由医生和病人协商决定。”
“你的意思是说，通过管家医疗，医生可以根据病人的需要来提供医疗服务。是吗？”
“是的。良好的医疗服务有两个基本原则：病人福利原则以及病人自主原则。单位时间里接诊太多的病人跟这两条原则相抵触，因为实在太匆忙了。医生赶时间，就要加快门诊的速度，导致病人不能充分陈述病情，而诊疗的关键依据往往就隐藏在病人的陈述里。而如果是管家医疗，我就可以根据病人的需要和愿望，灵活安排诊疗的时间和地点。”
“博曼大夫，你觉得医学是艺术还是科学？”
“绝对是艺术，但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艺术。”
“严格按照书本，能够成为一个好医生吗？”
“不能。世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必须按照每个病人的特点确定诊疗方案。而且，书从写作到出版有个滞后期，书中所包含的信息可能已经过时了。医学知识更新的速度是极快的。”
“行医过程中需要判断力吗？”
“当然。医学上每个决定都需要很强的判断力。”
“根据你的判断，2005年9月8日晚上，针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病情，最好的选择就是出门诊？”
“是的。”
“你能否跟陪审团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她痛恨医院。我都不愿意让她去医院做常规检查。每次去过医院都会加重她的病情，也会让她变得更焦虑。她更希望我去她家里。在她去世前八个月，我基本上每周去她家门诊一次。每次都是虚惊一场，其中有几次乔丹·斯坦霍普在电话上都说她觉得自己快不行了。9月8日晚上，没有人告诉我她觉得自己快不行了。我确信这次门诊像往常一样是虚惊一场。但作为一个医生，我不能完全排除她确实病危的可能性。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直接去她家。”
“莱特纳小姐在证词中说，你在去她家的路上提到，这次门诊可能真的有情况。是吗？”
“是的。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小。我只是说我有点担心，因为我注意到斯坦霍普先生的声音里比平常多了一丝焦虑。”
“你有没有在电话里告诉斯坦霍普先生，你觉得斯坦霍普太太是心脏病突发？”
“我没有这么说过。我告诉他，任何胸部疼痛，都必须首先排除心脏病突发的可能性。但之前斯坦霍普太太也有过胸部疼痛，事后都没有大碍。”
“斯坦霍普太太有没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她去世前几个月，我曾经为她做过一次压力测试。结果模棱两可，不足以说明她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我极力主张她去医院，由心脏科医生做一个更为深入的检查。”
“你跟病人建议过吗？”
“我多次向她建议，可她一再拒绝，因为做检查必须去医院。”
“最后一个问题，博曼大夫，”伦道夫说。“是关于你诊所里PP，也就是问题病人编号的。这样编号的病人得到的照顾更多还是更少？”
“当然是更多！这些病人的问题在于，无论他们的病痛是真的，还是他们臆想出来的，我都无法减轻他们的症状。作为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