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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组织以为大伯早已和罗明接上头，就再也没人来联络过了。而罗明也再未出现，直到80年代涉及到大伯的党籍恢复时，武大党委多次找顶头上司和当时的直接证人罗明，罗皆说大伯自动脱党，不能恢复。武大动员大伯自己去找这个当年的当事人，两个情敌才有了又一次谋面。但是罗明明知大伯这个当年的老革命，已经受尽了新中国的折磨，却依然坚持说他当时给大伯打了暗号，大伯不接。大伯说那时根本没有暗号一说，更不知道他是党员。
但是两个人的事儿谁来做证，一个还是炙手可热的高官，一个是潦倒落拓的摘帽右派，组织的秤杆则依旧只能向权力倾斜。虽然那时大伯还没有找到王冰松，还无法破译这个历史隐秘；但是心高气傲的他，一生都快完结，他又怎肯去向这个“青救”时代他都未曾高看过的官痞再三俯首仰乞。于是，他终于戴着脱党的帽子，走完他的余生。不过这个时候，他对这个党实在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只是因为朋友们的怂恿，他原本试图讨回一个公道而已。
十四
他虽然一直无法理解王冰松何以如此对他，但是男人的自尊心使他只能三缄其口，从此将爱的火种雪藏在心底，他再也没有去信找她，沉默地坚守着一个贫困学生的最后尊严。组织也始终没来找他，他只好倾心于学业，在比较宪政，哲学，经济学，逻辑学上用功甚深，至于英语，则完全成了他仅次于母语的本事。
抗战胜利之时，正好他也毕业。民国政府以及各校班师回朝，他也顺利地分配到了湖北省直接税局工作，旋即被委派到沙市直接税局。这个时候国共果然开始分裂，内战的狼烟又即将燃遍整个国土了。他是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上有老母，他的薪资还要用来周济全家。中共整体转入地下，他再也无从寻找，自然也未想再去延安了。
但他的反骨犹存，毕竟他从思想上是坚决反对专制的，更不要说这个政府和他还有杀父之仇。而他的二弟，则早在他的支持下，投奔大别山的新四军了。他时刻注意着局势，在群众中宣传民主思想和共产党的好处，并在暗中和几个哥们组织了“应变会”，准备紧急时刻尽量保护好税局资料和财产，以便迎接等待解放军的到来。1948年底，解放军一度占领襄樊，要向沙市进攻，局里要员皆逃跑，他开始主持“应变会”来维持局面。结果解放军又撤出襄樊，沙市又恢复秩序，他听说江陵专员公署要逮捕他这个组织应变的共党，只好连夜逃亡武汉。
1949年初的武汉，在下江的渡江战役之后，国军已基本弃守。民国政府虽然还在勉强维持秩序，但整个社会已经在等待易帜了。大伯很容易就找到了地下党员王达勋和余开先，并在他们的指示下开展工作，加入了他们实际掌控的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为大军进城做好接收工作的准备。至于他的组织关系，武汉的地下党支部说，要由四川方面来认定，反正解放在即，一切很快就会得到重建的。于是，他开始满怀信心地等待他父子两代人所舍命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到来。
十五
改朝换代，江山易帜，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一定的乱局。但是共产党的从东北开始，就已经积累了很多接收城市的经验，多半分派原来在该地从事地下工作和原籍的党员干部来主持接管事宜。30岁的大伯终于迎来了他梦想已久的新中国，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因为那些接收大员，不少是他青春革命时期的同志。
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都从延安杀回来了，魏泽同，孙士祥，密加凡，闻黎智，陈约珥等等，几乎每个人都在军管委员会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老领导钱瑛大姐，现在是武汉组织部部长。还有一个人也回来了，那就是罗明。他幼稚地认为，这些人都是清楚他历史的，那他找这些老朋友，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组织关系，并得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于是他自信地去找了，却很快发现时移世易，世界的炎凉冷暖远非他的想象了。
钱瑛大姐很热情的说你放心，你先去找一个工作，等局势稳定后，你不来找党，党也会去找你的。其它更多的老同学都是说我们当然能证明以前的你，但是四川时期的事情，还是要等那边的组织来确认。毕竟社会复杂，叛党投敌甚至暗藏做匪谍的现象也很多，一切还是要按组织原则来处理。
大伯顿时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他发现组织的嘴脸原来竟是这样的莫测。当年那些并肩战斗的朋友，似乎也都失去了旧日的纯情，甚至言语中不免视他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我们浴血奋战终于成功之日，你们这些在白区享福偷生的人，还想来分享胜利果实吗？更何况党内在天下底定之后，是要重新论资排辈分封建侯的。对于洁身自好的他来说，如果再去死乞白赖地寻求认同，那也确实是一件有伤自尊的事。
幸好他还有一技之长，幸好他的老同学孙士祥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他父亲是烈士，于是他得到了新社会的第一份职业在武汉铁路局扶轮中学教政治课。而且根据他的水平，定了中教四级的工资待遇，每月85元。在那时，这也算不菲的了。
之后他又调到郑州铁路局，50年夏天又调回武汉一中、湖北省实验师范、武汉市教育局等等；最高职务当过教导主任。总之，新社会于他暂时尚未任何祸福，他也就“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乐得苟且偷安了。党还会来找他吗？党还记得这个当年的民运学运精英吗？他基本不再期待了。
可是，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真的能从此苟安吗？党当然还会来找他，却是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于是1955年这个最初的凶年开始向他严峻地走来、、、、、、
十六
共产党建国之后，大伯最初几年的生活应该还算是惬意的。这时他的大弟已工作，二弟是解放军团级干部，妹妹是志愿军文工团员，三弟四弟由他资助上学。三十多岁的他英俊成熟，潇洒迷人，是很多少女的追逐对象。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唯一略感幸福快乐的时期，他开始试着去遗忘王冰松，遗忘那一段沉重的初恋。
他大约换过几个女友，其中最让他动心的是一个白俄姑娘这个十月革命之后流亡到中国的白俄贵族之后，有着高贵的教养和血统，相貌美丽自不待言。50年代苏联要求中国把这些白俄送回，这个女孩希望为他留下，但在最后的时刻，他还是放弃了。按他晚年对我所说他每到真正要决定婚否之时，王冰松的影子又神奇地冒了出来。整个心灵的空间，都被这个魔幻般完美的女人占据，他没有办法能够去再爱别人。
一个女人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可以在伤害了他多年之后，还令他如此痴迷这是我多少年来的困惑。他既然如此爱着她，那为何不去再寻找、再试探解开当年的谜团呢？问题在于，抗战胜利之后，所有流亡者都归来故地，但是王冰松却没有归来，她突然消失在整个南方中国了。另外，以我对大伯的了解，他就是一个愿意默默爱着的人。天性浪漫的他，并未在意爱情的世俗结局，他觉得真正的爱情，不以能否相伴作为尺度来考虑。只要他还在爱着，他内心就在享受着其中的甜蜜与苦涩。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他爱上的是一个幻象，都觉得他毫无希望的等待没有意义；但是他自己仍旧执迷其中，仿佛冥冥中有谁在提醒，他爱的那个人，也在经受和他一样的苦难，他不能独自去幸福。即使他们今生不再聚首，那他也要遥远地去分担她的孤独和折磨。现在看来，他爱上了爱情本身。
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你错过了某个机缘，也许你就错过了你的一生。1955年对他而言，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命运分水岭。他在此前未婚，则预示着他在今生再难获得世俗的生活了。因为那一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了。
这个运动似乎是建国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革命开始要吞噬自己的孩子们了。大伯不是胡风那个圈子的文人，尽管他和曾卓等人是朋友。但湖北是这个运动的重灾区，自然各界都要配合揪出几个分子。那时他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谈哲学的文章，教育局就组织专班发文批判，说他也是胡风集团的观点。年轻气盛的他不服，申诉到省教育厅，虽然到底没有把他打成胡风分子，但与官方的仇隙却是结下了。
十七
民间谚语说跑得过初一，跑不过十五。这是指在劫难逃的意思。新中国为何要一再开展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呢？尤其是那些党内知识分子，那些过去革命的急先锋，为何要重复历史的兔死狗烹，被逐步剪除呢？
失去组织的大伯，早在50年代初就以槛外之身，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时他的切身感受是，他那些经过延安回来的同学战友那些当初的民主斗士，怎么现在都判若两人了？他只听说过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没有亲历，因此无法想象他的学长李锐他们，是怎样在那种残酷斗争中，被非人地洗脑的。他是研究比较宪政的，自然精通各国政治制度和结构，他发现所谓新中国的现实是远比旧中国还要禁锢。革命和革命的结果，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他们那一代理想主义青年，之所以要舍命加入与他们原不相干的农民革命运动，是因为他们听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相信毛泽东所说的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联合政府，相信多党共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