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来的时候已经是我做完手术的第四天了。桌子上的药和化验单他一看就明白。他居然会流眼泪，还说那句老话：“你这样让我觉得心里疼。”我忽然就无所谓了，疼和不疼，都只有自己知道，医生给我看从我身体里拽出来那块小肉的时候，我疼死过去，现在我不懂什么叫疼了。他给我买了一堆吃的，坐在床头的椅子上看着我。我闭着眼睛躺着，一句话也说。他拉我的手的时候，我说了唯一的一句话：“快回家吧，你太太在感冒。”
这是丁力最后一次来我的小屋。
慧娟用力揉了几下眼睛，站起来到另一个房间去回一个电话——同一个人已经呼了她三次。我听到断断续续的英文，好像是说她今晚不在家，让对方明天早晨来这里，越早越好。回来的时候，她的表情又显得跟我们重逢之初一样的春风得意。
我是在96年春天的时候辞职的。我没有别的选择，主要是没法面对那样一个环境。我的要闻版竟然经常报有关丁力的消息，他平步青云了。他的个人生活其实就是他事业的一部分，他才不会为了我这样一个离婚女人去改变他的状态，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除了爱情什么也不要，他只要有地位就可以不要爱情。这样看起来不如宋老员外。
慧娟又一次大笑。没有凄凉，只有嘲讽。
假如说我最后到他的办公室要我的家门钥匙是为了报复他，那就算是吧。我跟他的秘书说我是什么报纸的驻京记者，我叫Julia，他们马上就答应了。我按照约定来到他的办公室，秘书把我送到他的面前，他吃了一惊。但是他的确老练，等秘书出去了才皱着眉头责备我。他像批评小孩子一样说我：“你太任性了，怎么能到这儿来找我？回去等我，下了班我就过来。我已经没那个心情跟他纠缠了，我和我自己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玩笑，我爱的人就是这么一副嘴脸，从他的脸上我找到了害怕和恐慌。我告诉他我只是来要回我的钥匙，我又要搬家了，而且我会按照我说过的那样“一生为你守口如瓶”。我真的很悲哀，我要求的那种关系注定是不可能存在的，也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小政客所能给予的，我忽然就想逗他一下，我说：“你不会以为我是来威胁你的吧？你爱人的感冒好一点儿了吗？”他不说话，愣在我面前。我发现他有些见老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我伸出手来想摸摸他的脸，他躲开了，非常本能。那一刹那我几乎可以说是彻底死心了，那些夜晚。蓝色的丰田车、一语双关的问答以及每次都投入的做爱，全都变得没有了一点光彩。我还是伸着手。他从抽屉的最里面摸出我的小屋钥匙，我用力抓住它，握在手心里，真的是握着我的前世今生。
我离开丁力的办公室之后到了我原来住的地方，就是我和林枫的家，也是我和丁力做秘密情人的时候每次告别的地方。从形式上和感情上，我都是了然一身。我很希望能碰上林枫，但是没有那么巧。
慧娟在讲述她的经历时总是停下来问我是不是觉得她很傻，我都没有回答。这时她又问到这个问题。我摇摇头，反问她：“你后悔吗？”她笑着吐出一口烟：“人只会为了说谎后悔，我这么真实，有什么可后悔的呢？”问她是否爱这个同居的金发青年，她闭上眼睛慢慢他说：“爱和不爱，又怎么样呢？我们是最好的搭档，任何方面，足够了。爱情对于我来说太奢侈，还不如一张绿卡实惠。”
她打开音响，于是那首曾经让她泣不成声的歌充满了房间：“你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你是我眼中唯一的身影＼你是我梦里永远的故事＼你是我耳边辗转的叮咛……”我不敢问她，那个反复出现的“你”，究竟是谁。
第二章 就算是偷来的辛福也要拥有它
最纯洁的良心债
采访时间：1997年4月
采访地点：建国门外日坛公园
姓 名：刘荔
性 别：女
年 龄：29岁
四川人，北京某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曾就职于北京某国营公司，现为某跨国公司北京公司职员。我几乎从来就没好好看过我自己——我们这么一个世代农民的家庭从我开始有希望了——我遇到了我一辈子最不应该遇到的人——那是我一辈子最羞耻、最见不得人的日子——那种很深很深的自卑紧紧地抓着我不放——越是我爱的人我越是对不起他——这是最好的结局。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他如果什么都知道了还会对我好吗——这种事情是不能去试的。
认识刘荔是一件极其偶然的事情，那是1997年4月阳光十分明媚的一天。我因为感冒到北京东大桥一带的一家药店买药。等着交款的当儿，我看见一个披着一头又长又直的黑发的女孩子站在买避孕工具的柜台前面，久久地不开口也不离去。
女孩迟疑了半晌，指着一只不太大的方盒子：“要这个。”
售货员没有像以往一样先开票，而是把包装非常普通的那盒东西摆在了柜台上，女孩一愣，之后马上迅速地用手中的小皮包盖在药盒上。就在这极短的时间里，我惊异地发现药盒上写的是这样几个字：“还我处女膜”。
也许是出于职业的敏感，第六感觉告诉我，眼前这个眼神凄然的女孩子一定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她默默地交钱、默默地在售货员明显的蔑视的注视下把药盒收进皮包、默默地转身走出药店。我本能地追了出去。春季的阳光在上午11点的时候穿过刚刚泛起绿色的大杨树，晃得人一时目眩。我尽可能平稳地叫她：“小姐！”她停下来，没有回头。我走上前，还没有开口说话的时候看见她满脸都是眼泪。我递上了我的名片说：“想和你做个朋友，你觉得难过的时候，如果愿意聊天，可以呼我。”女孩子接过名片看也不看地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凝视她的背影。
大约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我的呼机上出现了一个叫作“刘荔”的陌生名字。我回电话，对方是一个很温存的声音：“我看过你编辑的版面和你写的文章，我想跟你聊天。你记得那天在××药店吗？”我的眼前马上浮现出那个秀气的女孩子。
我们相约在日坛公园。她穿了一套红色的西装和短裙，头发是烫过的，脸部化妆很精致、严谨。我们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她说：“我上个星期结婚了。可是有些话我必须找一个人说出来，不然，我一辈子都会不安的。”她说她叫刘荔，现在是一家外国商社驻京办事处的职员。
整整一个下午，刘荔保持着身子挺直。目光低垂、音调低沉的同一状态，直到夕阳西沉。
我19岁那年是我们家乡唯一的一个考上北京的大学的人。我们家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里，小得不能再小了，也穷，那种穷说出来让人没法相信，北京的好多小保姆、嫁到北方农村的媳妇儿还有到广东干洗头妹之类的女孩子，都出自我们那儿。我上学的时候家里特别困难，有了吃的就没有穿的，我上学那么好几年，几乎都没吃到过肉，过年也不例外。我们家是卖了猪送我到北京读书，那几头猪就是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在北京上大学的四年，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最多的时候是60块钱，少的时候还不到30，也有时候干脆这一个月就没有钱。最窘的时候吃的是白饭就咸菜，四年的时间我只买了一件衣服．就是一件灰色卡其布面的老式棉袄，因为北京太冷了，我没有衣服过冬。
刘荔的手平放在腿上，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纤细的。镶着蓝宝石的戒指。她如果走在大街上，应该算是那种衣着非常得体、生活很有品位的女人，清贫并没有在她的身上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迹。
我是我们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全部精力都在功课上。我离开家乡的时候，老师和家里人都嘱咐过我，我们跟人家城里人不一样，人家从小没受过什么苦，上学不费劲，分配有人帮忙，这些我一条也不占，除了靠刻苦给自己谋一个出路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且你可能不了解农村，我每年的学费都在我家养的那几头猪身上，卖了猪才能给我寄钱来。大学里的女孩子谈朋友的很多，而且正好是刚刚开始爱打扮的年龄，同学之间也悄悄地比谁漂亮，可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机会。上大学四年，我没有自己的镜子，每天早晨梳头的时候是就着别的同学的镜子，所以我几乎从来就没好好看过我自己，更不用说什么好看不好看了。
毕业的时候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考研究生，清苦但是可以留在北京，另一条就是争取一个留京的名额，后一种不是很有把握，因为除了要有好成绩之外还必须要有门路，我是不可能有任何门路的。所以我一方面准备研究生考试，一方面参加各种招聘会。我大概还算幸运，北京的一家外贸公司来学校挑毕业生，先看成绩单，选中了我，然后被选中的人参加面试。来招聘的是公司的人事处长，姓刘，他对我非常好，问了我家里的情况之后就决定要我了，这样我就成了北京人，你是本地人吧？
我在刘荔的注视下点头。她释然地一笑。
所以你不会理解我们这些被你们叫做“外地人”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一个人进了大城市，就算是这个家庭在城里有了一个根据地，从此就可以开始向城市移民的过程了，不管是到城里打工也好还是干什么别的，反正比待在农村一辈子要强得多。我当时也很兴奋，我们这么一个世代农民的家庭从我开始有希望了。我有时候经常会想，假如我没有后来的遭遇，是不是会在那家公司，跟一个差不多的人结婚、生孩子，然后就那么过一辈子？我也不知道。进北京改变了我的一生，但是同时也改变了我一贯看人的眼光，我变得谁也不相信了。
刘荔的话有些没有头绪，但是可以猜想的是那所谓“遭遇”绝对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经历，而且一定和她买的那盒药有关。
我刚参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