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玉我不能跟你走，你忘了我吧！”我一直拽着她，拖出二十多采，坐在一个台阶上。我拽她的时候，樱桃洒了，红红的樱桃一粒一粒地滚了满地，我们俩个人一起弯下腰来捡。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洒了满地……那种破碎、一片一片正在裂开……就像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没有了，心和思想，都没有了。
文玉的声音变得有些尖细，他的眼泪流在脸上，顾不得擦。
我们坐下，她说她没有办法，在北京没地方可以容她，只有来找这个人。我问她离婚的时候说过的话，她不开口。而且她说：“咱俩已经没有关系了。”这时候男孩的叔叔来了，劝我走，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以前你们没离婚，你有这个权利，但是现在你们已经离婚了，人家不愿意跟你，你没有理由勉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她说的所有的话不过就是为了今天的一个铺垫。那种受欺骗的感觉，就是一个人的心被抓在手里揉来揉去的感觉，一切都不是真的，一切都不值得。我这些年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全都变得毫无意义了。最重要的是我的一片心被撕碎了。我转身就走。就在那一刹那，我眼睛里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听见我身边很急很急的刹车声和司机的骂声。我没有任何感觉，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我又是稀里糊涂地买票、回北京。其实支撑我回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父母。因为那个男孩给我父母打电话说我在西安出事了。我父亲当时就晕倒了。接下来他好了一点儿马上就打车到西客站准备来西安。我就是为了老人，才能够有力气返回北京。我在西安火车站给家里打电话，让人把我父亲追回来。而且我也马上呼了我爸。她一直跟我在车站。她说她和那个男孩住在一间房子里，分分合合，生活很困难，男孩没有工作，她的收入也不多。我没有什么感觉，对她的一切话我已经不相信了。分手的时候我什么动作也没有，她已经不是原来的她了，眼前这个人我完全不认识。就是那么一种陌生的感觉。
回到北京以后，我什么都不想做。回想发生的这一切，我几乎觉得我没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回来以后的第一个月，正好赶上捐款，我只给我自己留下几十块钱，我觉得够活了。就像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受欺骗、受伤害、被愚弄……还要面对周围不知真情的人们，我都要一个人来扛着。凭什么？我是爱她，可是离婚不是我的错呀！
说真话我不希望她跟那个男孩，他们不合适，他承担不了她的生活。可是我记得在西安她跟我说：“文玉，我不跟他我跟谁呀？谁还会要我？”
刚刚离婚的时候，我还有个盼头，可是从西安回来之后，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孤独。我举一个例子。我很怕过节，任何节日，只要是放假的，我就害怕，就连星期六和星期日，因为那时候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也不想看到电视上有两个人亲亲热热的镜头，也不想见同学和朋友，所有幸福美满的我都不愿意看见，甚至于憎恨。所以我稳定下来之后，我觉得像我们这一类人是很危险的，自己受到伤害、心理负担重还不说，时间长了就变成特别有报复心。我就有过。那段时间我甚至想过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当一次第三者，让别人也尝尝我这个滋味儿。而且我还想过到一个人多的广场去搞一次爆炸，那种阴谋、破坏我全想到过。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极为不安定的人群。我们自己承担了太多的东西，一旦承担不了怎么办？幸福与快乐可以和别人分享，但是痛苦和伤害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有体会，这样的人才能在一起沟通和相互理解。也许这样我们还可以更快地走出来。
现在我坐在这儿，好像已经平静下来了，其实我自己知道还没有。这种阴影一旦留下就很难抹掉。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有一天把我们这些人组织起来，或者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成立一个什么协会，我们互相帮助，因为从我的亲身经历来讲，我知道这部分人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可是现在并没有人认识到这种破坏性有多大。而且，我自己就是通过一个痛苦的过程才产生今天这种认识，这种人的破坏性经过正确的引导是可以转变成一种同样大的建设性。我真的希望你能做这件事。
面对文玉的热切，沉默的是我。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受访者，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然而我仅仅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记者，我深感自己的力不从心。我不可能告诉文玉，像他这样的一大批人，几乎永远没有可能成为媒体关注的主要部分，因为他们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弱势群体”，尽管他们迫切地希冀或者说乞求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没有受到过伤害的人永远认为受伤者的痛苦是不正常的，所以我才会听到有人说：“安顿采访的人都是有病的人。”甚至也由此认为我是一个心理不健康的女人。我从无从解释到现在终于不屑于去解释，同样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不可能对文玉讲出这一切。我的眼泪聚合在眼里，心理充满了委屈。也许在采访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感受太过于女性，在我，这是第一次。我们对视了很久，我告诉文玉，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会坚持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会一直做下去，只要还有人需要我做。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双倾听的耳朵、一双诚恳的眼睛和一颗善良的心。我一直觉得受过伤害的人比一直顺利的人更懂得贡献，因为他们从痛苦中走出来，他们曾经获得别人的帮助，所以他们更明白应该怎样帮助别人，我觉得我们可以比那些幸福的人做得更好。
我不知道该对文玉讲些什么，采访的艰难、写作的辛苦以及周围的各式各样的嘲讽，都不可能告诉他。甚至久而久之我已经在享受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感觉，好的、坏的，都使我的生命和内心世界变得饱满，饱满到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岔开了话题，问到他前妻的近况。文玉又有些黯然。
她已经结婚了，就是跟那个男孩。她没有办法，回到了她原来那个工厂，靠的是她父亲的关系。她家已经不跟她来往了，而且她家里拒绝接纳她现在的丈夫。他们收入不高，过得很拮据。她曾经来跟我要她冬天的衣服，我没有给，可能就是我狭隘吧。我总是想着十九岁那年她刚刚做完宫外孕手术、见到我就扑到我怀里，她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满眼里只有我，那时候我就发誓要一辈子对她好，可是现在，我做不到了。
我的屋子里还跟从前我们没曼离婚的时候一样，家具、照片、随手用的东西，都没有变。也许有一天我会改变，但是不是现在。
文玉离开报社的时候，犹豫再三，终于给我留下一个呼机号。他说：“如果我的口述发表了，有人与我有同感，愿意跟我联系，你就告诉他这个呼机号，我非常希望能帮你做些什么，能帮别人做些什么。人在被需要的时候才会有幸福感。”
我送他到楼梯口，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深深地看我一眼，然后说：“你一定想办法别让人看出她是谁。”
第十六章 什么都没有了还要替他还钱
——纯真是一份易逝的情怀
采访时间：1998年1月13日9：00A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未》办公室
姓名：松雨
性别：女
年龄：3l岁
北京某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
结婚后供职于石家在某公司，93年到广
州一家公司工作，曾旺该公司副总经理
，97年回北京，现在一家工厂任厂长。
到现在回忆起来，他到底哪一点吸
引我连我自己都找不到——我问了一句
平时想也不敢想的话：“你是不是在外
面有别人了？”他说“是的”。我真的
是五雷轰顶——我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
才开始懂得要善待自己——说实话我也
很失落，我怎么就会败给一个这样的女
人？一一我怎么也不能相信，10年的感
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急不可待地分手、喜
形于色地等待离婚——两个人像演戏一
样，就“一切符合法律程序，婚姻宣布
结束”了——有一个人在旁边关心着我
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这些年我真的很孤
单——我就这么走了。他从此就消失了
1998年1月10日，我收到这样一封信：
安顿：
您好！
压抑了大久，总想能找个人说说。从广州回到北京，却发现自己在故乡也是个陌生人。
每次读您的采访，都助长了与您谈谈的欲望。
在广州整整三年，经历了太多大多。本想回北京疗伤，谁知又添新创。我真看不懂、也想不明白现在这个世界及男人。
从96年9月起，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物质上，我一无所有，精神上更是伤痕累累。有时若不是看在年迈父母的份上，我真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我必须要活下去！
希望您听听我的诉说。谢谢！
松雨
97。12。16
我立即依照她留下的电话找了她。电话里她说她已经过了30岁，离婚了，没有孩子。在广州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在一家眼镜店当“店长”，她不喜欢这份工作，但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
1月13日上午，松雨很准时地来了。高个子，长相一般，皮肤非常白，笑的时候有一点羞涩。如果不是因为事先知道一些她的个人情况，我不会认为她是一个曾经“闯荡江湖”的女人。
各自落座之后，她没有马上开口说话，而是迅速地站起来走向她放在另外一张椅子上的皮包，同时她的眼泪已经流了满险。她蒙出的是厚厚一叠纸巾。这时我才发现松雨的眼睛很红，绝对不是眼前的泪水留下的印迹。找没敢问她，前一天晚上我们放下电话之后，她是不是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