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底？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我没有想到这个落差会这么大，有点语无伦次。一个亲吻我的男人，我要求自己相信他不是一个情场老手而是真的爱我，怎么会是这样时结局呢？但是他始终只说不合适、没有别的原因。我只要求见他，告诉他我的感觉，我不是那种跟他分手很困难的女孩子。他坚持不行，他说他在开会，我知道他在骗我。我告诉他我很脆弱、容易受伤。他听出来我的声音在抖，但是他什么也不说。
我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他居然说没有感情，那么我是什么人？我不是三陪小姐呀！这些年我一步都不让自己错，我明白很多东西付出了可能什么也得不到，但是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下场呢？我想当面告诉他，他不是人，他没有良知，不配我爱他，也许说出来我就痛快了。呼他，他不回。他给我的只是一个呼机号，茫茫人海我又到哪里去找他呢？我渴求他的消息，现在我得到了，就是没有感情和分手。
我觉得他是在耍弄我。如果是出于一份真爱，我不后悔，但是如果是耍弄，我就找不到我的位置，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轻浮的女人，只有轻浮的女人才会那样做。我觉得我自己真的糟透了，甚至不如我们酒店里那些陪人跳舞的小姐，她们至少心里还有一个准备。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骗子，那么也是我心甘情愿地上当。我怎么也想不通。
我想了很久，在他的呼机上打了一段话：“这件事对我伤害很大，你给我一种错觉，让我以为你非常喜欢我，所以我付出的感情也很多。我的家庭原本容忍不了商人的存在，我为你提心吊胆两个月，你竟然说没有感情。如果你认为深情的拥抱和接吻不是建立在感情之上的话，我只能以非人类来看你。我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你耍弄我。”我让他复台，我想如果他是爱我的话，他会给我电话，至少他会道歉。但是什么都没有。
很快就过春节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会对我有这么大的伤害。我过去男朋友的事情一旦想起来，我会认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真感情。付出了不一定得到，但是我到最后连一句话都没有听见。我把自己的灵魂撕碎了，就像一块抹布，别人拿来擦桌子，我自觉自愿地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但是这个擦桌子的人把我扔进纸篓里。
后来别人帮我介绍了好多男朋友，我见了不下十个，但是无论如何找不到原来的感觉。我现在觉得心里插了两把刀，动哪一把都是痛。我在一个月之内瘦了十几斤，走路就像一个灵魂在飘。
我好像一直在等什么，但是我不知道要忘记这一切又需要多少年。
萧萧讲完的时候，我还沉在她的那种即哀怨又非常凄美的语境之中。
但是我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认识，她对第二个男人的不能释怀其实是因为他和那个远走美国的男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种对相似的依赖几乎形成了她对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她在不折不扣地按照前一个人的模子来寻找今后的幸福，这注定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她的叙述语言来判断，萧萧是一个自视很高的女孩子，很难用普通人的眼光来单纯地面对挫折，然而不幸的是她恰恰过着最普通的生活，这种现实处境和理想心境之间的矛盾注定她将比一般的人更容易受伤和痛苦。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的这些分析，我怕这种过于理智的语言会再次伤到她。
我犹豫着。萧萧用一双红肿的眼睛凝视我：“可能你会批判我，没事，你说吧，我就是为这个来找你的。”这一到我觉得我没有理由隐瞒可能对她来说十分重要的真话，于是我一吐为快。
萧萧是在一种默默无语中离开我家的。走的时候她抓住我的胳膊：“安顿，你说了别人不敢说我的话，也是我心里不愿意承认的东西。谢谢你。”
当天晚上我又接到萧萧的电话：“我真的觉得我有了一些改变，当然这还要慢慢来。我准备换一个形象了，换一些鲜艳一点的衣服，而且我刚刚去办了一张美容卡，我想好好善待自己。”
我好像在电话这一头已经看见她不同于以往的微笑，应该是很放松的那一种。
第十九章 一辈子忘不了的是那个让你为她后悔的人
——从女人那里学习懂事
采访时间：1998年4月2日
采访地点：安顿家
姓名：王东
性别：男
年龄：35岁
大学外语专业毕业，任职于某外贸公司，后常驻法国，1994年回国后继续在该公司工作至今有些错误可以改，“改了还是好同志”，有些错误永远没有机会改，而且“不改才是好同志”——从她答应离婚那天起，我发现她成了我想得最多的人——我们离婚确实是由于我有外遇造成的，我们俩的矛盾没有大到必须分开——女人如果嫁给了一个自己不佩服的丈夫她就不会幸福，男人如果娶的老婆不佩服自己，他也一样不会幸福——我如果是一个没良心的男人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可惜我不是，我希望能不伤害任何一个人，想在这种一上也能玲珑起来——我不算是大款，但也绝对不一是穷人。可是在她眼里，我就跟穷人没有什么不——只有幼稚的男人才会们我这样，在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就抛弃了可能正是我要的东西
四年前认识王东的时候，他刚刚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从法国搬家回来。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王东实在是太傻了，就连靠打工挣学费的自费留学生都不愿意回来，像他那样拿着国内和国外两份工资、又带着妻子一起驻外的人怎么居然还会主动打报告要求回国，真是“有毛病”。
王东说他没有对任何人做过关于自己“没有毛病”的解释，他说：“谁难受谁知道。”
今年春节见到王东，他的身边跟着一个极是清瘦的女孩子，他介绍说是他的妻子黎楠，在香港工作。女孩子很矜持地点头，同时一只手搭在王东的胳膊上。我没有看清她的长相，却对那一只手印象极深，手指很长、指甲很尖、瘦得吓人。
王东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黎楠的假期已经满了，回了香港。王东解释说：“我现在又是一个人了，跟没结婚差不多。”说到这里我们就都没有话了，一条电话线牵着他的尴尬和我的欲言又止。终于还是我先开口：“田珉有消息吗？”王东沉默了一下：“有。”
也许就是我的提问终于促成了我们的谈话。1998年4月2日，王东开着他的本田车来我家聊天。开门的一刹那，我忽然发现有一把细碎的鱼尾纹洒在他的眼角上，漂亮的眼镜也不能遮住岁月留下的痕迹，我又想到了那只瘦手，心里涌上一种说不出味道的失落。
我也是想说说这些年的这些事，真是那句话，谁难受谁知道。我记得那时候咱们开玩笑说“假如时光能倒流”就会怎么怎么样，现在看起来实在天真，时光怎么会倒流呢？假如老天爷总是给人机会改正错误，那世界上就不会有“经验”和“教训”这两个词了。有些错误可以改，“改了还是好同志”，有些错误永远没有机会改，而且“不改才是好同志”，我现在就是坚持错误的那种好同志，我要不坚持，错误不仅得不到纠正，而且还会越犯越大。
王东笑了一下，给自己点上一枝烟。他的脸在烟雾里显得很有棱角，我们曾经是一起耍贫嘴的朋友，于是我说：“你说话的时候特有水平，跟思想家似的。”他笑着摇头。
思想家？你知道吗？思想是有牙的。我为什么这么瘦？就是因为太有思想。
我忽然觉得这不太像是一次通常意义上的采访，在以往的采访中，我已经习惯了受访者的伤心落泪、语焉不详，习惯于做一个善解人意的角色，在别人哭泣的时候无声地送上一张纸巾。然而王东却是一个例外，他用他那种惯常的幽默左右了整个气氛，那是一种明明让人笑不出来还硬要笑的、别扭的轻松。
其实我特别想找个人说说的是我和田珉的事，而且我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原来我们俩讨论离婚的时候，我几乎可以对她视而不见，可是从她答应离婚那天起，我发现她成了我想得最多的人，每次想起她都特别难受。你知道什么人是能够让你一辈子忘不了的吗？我告诉你，就是让你为了她后悔的那个人。所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田珉了。
86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一个部委的资料室，当时田珉已经是那儿的图书管理员了，她比我小4岁。同志关系，最多的接触就是在一个食堂吃饭、办公室在隔壁和偶尔一起瞎扯一会儿。我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份工作上。我一个学外语的大学毕业生，干的活儿就是抄抄卡片、给资料分分类，我觉得特别委屈。所以千方百计地调工作。那时候调工作也难，但是没有现在这么难。那时候大学生还“紧俏”呢。
大概我的机遇算是不错的，只在那个资料室耽误了一年多一点儿就找到了现在这家公司。我办完手续那天去跟大伙儿告别，同事一场怎么说也是个缘分。大家跟往常一样开一些不咸不淡的玩笑，说诸如“别把我们给忘了”之类的话。田氓也在，站在一边儿看着，什么也不说。我主动过去跟她说话，她忽然低下头哭了。
如果说有什么感觉的话，恐怕所有的感觉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么细致的东西了，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谈恋爱的时候我和她都特别开心、特别认真，我们跟所有的情人一样是抱着白头偕老的理想结婚的。
王东双手交叉从后面抱注头，半仰着脸靠在沙发里。他的样子多了几分颓唐，少了几分戏滤。找想他一定是非常想表现得无所谓，尽管他心里的感受正相反。
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好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我们先有了矛盾之后我才有了外遇，但是我们离婚确实是由于我有外遇造成的，我们俩的矛盾没有大到必须分开。
田珉没受过特别好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