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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福的退出迫使范瓦根伦在财政上与卡罗尔科公司合作，而后者也巴不得消除在1987年春天充当由《兰博》创建的大厦的印象，范瓦根伦选中瓦内莎·雷德格雷夫（Vanessa Redgrave）作为女头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搭配，如果鲍勃支持我做导演就好了。”范瓦根伦抱怨说，“我们马上就要拍摄了——距离拍摄前期准备启动仅有10天，鲍勃来了个釜底抽薪。”根据当时安排担任制片人的迈克尔·豪斯曼说：“雷德福告诉卡罗尔科：‘我认为这部影片根本就拍不出来。’他认为我们财力不足，这太荒唐了。他制造了那么多障碍，恰好没有财力方面的障碍。”厄尔说：“雷德福不许斯特林自己出去闯荡。要他做自己的小当差。”范瓦根伦的董事身份一直保留到1988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范瓦根伦回顾在他的协助下精心打造的这一切时，他的看法变了。“也许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成长于1960年代，我们设想了一种会引起争议的严格的独立电影人参与的开放结构。”他说，“我记得早期开会还有维克多·努内兹（Victor Nunez）、莫克特佐马·埃斯帕扎（Moctezuma Esparza）、拉里·里特尔伯德（Larry Littlebird）、安尼克·史密斯参加，他们对于圣丹斯怎么发展有着很明确的看法。这些人后来都被逐一剔除。我最后一次参加圣丹斯董事会议是在CAA比佛利山庄的一间会议室。乔·罗思（Joe Roth）坐在我这一边，迈克·奥维茨坐在另一边，我环顾了一下四周，会议室里居然没有一个独立导演。”由于范瓦根伦一门心思做制片人，他跟雷德福的关系事实上已经结束。现在，雷德福都不接他的电话了。蒙受损失的是圣丹斯学院。前董事、洛克菲勒基金部的霍华德·克莱恩（Howard Klein）说：“从1984年到1986年，学院一直没有负责人。”
1985年，雷德福聘来原华盛顿的说客加里·比尔（Gary Beer）来解决管理上的混乱。比尔矮矮胖胖、相貌平平、戴一副飞行员戴的那种巨型眼镜，留着一头时髦、蓬乱的暗褐色头发，几丝乱发随意地搭在前额上。他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像一股清新的空气，让人们感到了某种冲击。1989年到1990年间担任圣丹斯主管的苏珊娜·威尔（Suzanne Weil）说：“他比当时在职的许多员工有趣和时髦。”
比尔当上了执行副总裁，没过多久，日复一日地经管一个财政困难重重的非营利组织的耗人现实与需要跟名流们套近乎以达到在好莱坞筹资需要的光鲜外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据说，一年挣10万美元的比尔开始表现出一个大电影制片厂主管的奢靡作风来。比尔聘请的玛丽亚·谢弗说：“加里·比尔拿出这种做派的理由是要让人们知道他在为鲍勃·雷德福工作。他愿意做他认为鲍勃想做的一切，那就是：‘是的，鲍勃，是的，鲍勃。’”不少人责备雷德福重用比尔。“鲍勃其实对加里一无所知。”有人说。比尔就像“那个完全操纵着这位英俊王子的驼子”。
现任Smithsonian风险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比尔断然否认有任何不妥之处。圣丹斯“不像那种90％的预算都用于企业一般管理费用的组织。它在这方面的预算比国内平均低15％或者17％”。比尔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圣丹斯的前财务主管约翰·雅科布（Johan Jacobs）认为，问题并不像比尔说的“学院、娱乐场、圣丹斯集团（非营利组织，组建目的在于拓展雷德福的商务机会）之间的界限从来就不清晰。很难说谁是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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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 1989（7）
的确，这些开支也许都是正当的，财务程序也没有错误，但是不管正确与否，浪费总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也是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圣丹斯那些高高在上、呼吸着财富和名望的稀薄空气的主管们与年轻、收入微薄、未脱理想主义气质的员工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这些员工感觉自己被忽视了。“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半后鲍勃才叫出我的名字。”谢弗说。其实大家都在为了让各个项目运转起来实现目标努力工作着。1990年初期曾担任电影节程序安排员的凯西·舒尔曼（Cathy Schulman）说：“积怨太多了，因为你让合作方的人过着这种奢华的生活，却在电影节和工作室上抠门儿。你都拿不出钱请某个导演吃一顿午饭。我们经常跟需要打交道的人乘最糟糕的时段的最差的航班。舒尔曼甚至跟一个男人同住一个旅馆房间。这真是太荒唐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住一间房，他甚至还是个同性恋。他说：‘就权当我是另一个女孩。’如果他的男朋友来约会，他们两个加上我就得同时待在房间。”
雷德福最初打算由以营利为目的的度假胜地支持学院的运作。但是滑雪场生意一直很萧条，于是学院反而变成滑雪场唯一和最大的客户了，花费着工作室每年将近一半的预算用来租借小木屋和伙食服务。“我们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东西（从外面的摊贩那里），但却不允许，因为我们得从财政上扶持滑雪场。”谢弗说。所以最初的模式反了过来：一个非营利组织来支撑一个不赢利的企业。
雷德福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大家的不满。“我快要疯了。”他说，“关键是要营造一个平等的氛围。我绝不允许特权行为。我提醒加里留心。”但是，大家对加里的憎恨也许是被转嫁过来的。圣丹斯一位前主管说：“让加里或者其他任何人做单位内部冲突的导火索有点像一场骗局。鲍勃在转嫁责任方面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天赋。因为他始终躲在幕后。鲍勃做起这种事来游刃有余。”
1988年，雷德福任命汤姆·威尔希特（Tom Wilhite）担任常务院长，他曾任迪斯尼制片部副总裁。比尔被调整到圣丹斯集团。威尔希特并不费心与跟雷德福培养亲密关系，也从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刻意仰人鼻息，没过多久，两人就开始干起仗来。奇怪的是，让威尔希特倒霉的也许恰好是1988年到1989年间由他和作曲家戴维·纽曼发起的大获成功的系列“优秀电影音乐”活动。据说，本应成为在纽约林肯中心集资高峰的音乐会变成了一场痛苦而又充满争议的闹剧。一群名人出席了这场豪华活动，好莱坞顶级作曲家默里斯·贾瑞（Maurice Jarre）、马尔文·汉姆里希（Marvin Hamlisch）、亨利·曼西尼（Henry Mancini）提供了赞助。
但是，雷德福很不高兴。据一位员工说：“雷德福觉得这样做过于好莱坞化。”他不停地抱怨，因为他不想穿燕尾服。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理事长查尔顿·赫斯顿（Chalton Hesston）掺和进来也让他十分生气，虽然办事人员说他在这次活动前的许多场合都露过面，从未被遭到过拒绝。不管怎么样，雷德福拒绝在林肯中心那间绿色房间出来答谢捐资人。这位明星解释说：“我说过了，‘别把我置于今晚活动的中心’。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种核心的嫌疑。我讨厌这样。”也许比别人更了解雷德福的范瓦根伦这样来解释他的行为：“鲍勃确实有一种基本的正直感。本能告诉他，有些事情需要具有眼光和影响力的业内人士去做，以支持独立电影人。但他本性上并不是一个公众人物，当把他放在一个发挥公众作用的位置时，他就会生气，有时会愤怒。”
从一开始雷德福简直就是一块金钱磁石，学院全靠他来筹资。但是他觉得伸出那只铁杯子时颇有些屈辱。1980年代初期，有一次他拜访当时掌管福克斯公司的马尔文·戴维斯（Marvin Davis），请求给他一点施舍。戴维斯正在看电视转播的足球比赛，对比赛的兴趣似乎远浓于雷德福。“他说：‘嗨，你瞧，我会给你钱的，因为你为此特地来见我。’”雷德福回忆道，“他接着说：‘外面的游泳池里有几个女人，你干吗不跳进去和她们一起玩呢？’要命的是我真的照做了。但是那些日子，我们需要得到一切可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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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 1989（8）
那场音乐会获得极大成功，筹到60万美元，雷德福却想取消在洛杉矶举办的另外一场类似活动（已经卖出票的好莱坞鲍尔剧院威胁要打官司后他的态度才有所缓和），接着他又取消了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的芝加哥音乐会。那些对自己筹办这些活动感到很自豪的工作人员觉得“这简直是抽了一耳光”。前财会主管加里·布尔（Gary Burr）就是这么认为的。开发部副主任玛丽·克兰尼（Mary Cranney）补充道：“人们常常觉得雷德福的态度就像鲍勃常说的那样：这是我的梦想，我希望让你赞助，但别打扰我。”
“雷德福不会开除什么员工，他只是不再理睬他们。”萨福德说。他开始不跟威尔希特说话。当他晃动自己的脑袋时，圣丹斯的员工会被激怒，但并不吃惊。现在圣丹斯又没有领导了。1988年岁末，阴郁的雷德福在学院的刊物《圣丹斯人》（Sundancer）上向员工发表贺词。“圣丹斯，”他写道，“是一个运气不佳的地方，连鸟都不会来这里筑巢，除了口头应承，得不到地方的支持，这里水源枯竭，连雪也像逃避瘟疫般回避我们，债台高筑就像防火梯上积累的烟灰一样深厚。但是，托上帝的福，我热爱它，我也热爱你们，有这些就足够了。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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