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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我可以二者兼顾。”塔伦蒂诺回答说，“我也许会成为下一个……”
洛克威尔回忆道：“当我谈到艺术的独立性时发现他双眼呆滞。我感觉得，天呐，这家伙就要出卖自己了。看看1970年代那批导演，真正优秀的影片都是他们拍出来的。可是，忽然间，这些人不再反叛。他们变成了体制本身。许多人不再是好朋友，许多人放弃了他们的艺术观点。我可以把去你妈的挂在嘴边，可是，如果我被招安了，我还向谁说去你妈的？向我自己吗？我们必须反叛。但是我觉得自己几乎是在跟昆汀讲外语。”
艾丽森·安德斯的运气好一些。她等昆汀回来后打电话说：“我真的很担心，你跟朋友们处成这样子，你想大家都在疏远你。”她说，“我很伤心。他是那么出色。他说：‘你认为我不会变，对吗？我说，你为什么不会变呢？’但是我觉得他会对此心安理得。这真让人沮丧。你想挽救他，但同时你也知道他头脑里固执地想着别的东西。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PAL录像机，他说：‘你知道，’——他显得特别严肃——‘我想知道它对电影管不管用，我可以替别人从PAL制式转录到NTSC制式上。’我说，太好了，宝贝，我很高兴你有做备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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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梦成真 1993—1994（13）
凯文·史密斯的那部小制作电影《疯狂店员》在圣丹斯电影节引起强烈反响，史密斯却在一旁挠头。“生活迅速发生了改变，但同时又没有改变。”他说，“我坐在那里说：我还不是待在便利店吗？谁知道这部片子最终能否成功？我决定继续在那里工作。当然，米拉麦克斯马上说：你还想在便利店工作吗？那里忽然间成为一个人人向往之地了。他们派全世界的记者到这里来采访。‘你们去看看他！他就是美国！在一个便利店工作！’我就说：‘我可不是冲着成为某种象征回去工作的。’”
史密斯和莫西尔回到纽约后，哈维对他们说：“我老了，这是一部年轻人的电影，我都不知道告诉你们该剪掉点什么，你们说要去掉10分钟的内容，那就去吧！”他让史密斯在没有人干涉的情况下自己剪辑，又说服他们搞一场盛大的巡回展映。“他们向我介绍了草根竞选的理念。”史密斯说，“在一年内我们从这个电影节跑到另一个电影节，从戛纳到科罗拉多电影节，再到第一届新奥尔良电影节。我们去大学做巡回展映。出去做这么多场活动我感到很开心。人们老说：‘来一段你在《疯狂店员》中的舞蹈吧。’或者‘你真的会吸你那玩意儿？’我坐在那里说：‘如果伍迪·艾伦去一所学校演讲的话，你们不会向他提这种问题的，不过，没关系，我不是伍迪·艾伦。’”
史密斯机智、本色、风趣，是一个出色的表演者。他对自己的工作显得特别坦率，绝不装腔作势，也不营造某种虚假的氛围。影迷们觉得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显得很真实。他也完全不是像塔伦蒂诺那种巨星的料子。但他有自己的尺度，在这个尺度内熠熠生辉。他有点像喜欢自嘲的乔治·卢卡斯，红岸就是他的天行者农场。他建了自己的网页，但网页上卖的是自己的商品，T恤、张贴画、玩具，什么都有——现在他每天还花四到五个小时在聊天室跟他的影迷们聊天，即便没有拍出新电影也到大学做巡回演讲。他说：“米拉麦克斯把导演变成了摇滚明星，因为请导演出去谈电影要比跟一个演员或者她的宣传员、经纪人谈判要容易得多，尤其是他们准备要拍下一部影片时。”
《疯狂店员》于1994年12月21日公映，票房总收入达到310万美元，超过了《懒虫》，也可能超过了《落水狗》，这两部是史密斯最喜欢的影片。如果一切顺利，这笔买卖应该会很不错。史密斯的另一个剧本已经准备就绪，对被称为基督原教旨的东西进行了讽刺性阐释，但这部影片的规模会更大一些，他并不急于执导，准备等更有经验后再动手。他把剧本拿给哈维看：“这是我下一步打算跟你拍的影片。”哈维读完剧本后回话：“不错，我喜欢，我们想在美好星期五（Good Friday，今天，英文称耶稣受难的那一天为“美好星期五”，而不是“黑色星期五”或是“悲情星期五”，本书以下这一表达法改译为“基督受难日”——中文版编者注）那天推出。”史密斯说：“几年以后，当我们真的开始拍这部影片的时候，他就不再开基督受难日的玩笑了。”
史密斯跟林克莱特一样抵制不住诱惑，想吃这只苹果，准备为环球公司的杰克斯和丹尼尔拍他的第二部影片《大厦鼠群》（Mallrats，又译《耍酷一族》——中文版编者注）。他回忆道：“杰克斯一直盛赞它像一部机智的《反恐精英》。”他很喜欢。他接着说：“我不是看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的电影长大的，伴我成长的是约翰·兰迪斯（John Landis）的电影。我只想拍一部没人再拍的青春喜剧。吉姆的脑子里一直想着这家大制片厂的计划。最初，我们打算用300万美元拍这部影片，他们说：‘你用300万美元是拍不出一部电影来的。’
‘可以，我们肯定能行。我们曾用27000美元拍过一部影片。’
‘那算不上真正的电影，没有哪部电影可以用低于600万美元的投资拍下来。’从此以后，你发现低于600万美元是拍不出一部电影来的，如果制片人要每张拷贝赚75万美元的话。我不想理睬他们给我提的一些建议，比如，影片中有这么一个场景，大家围坐在一起谈论舔阴时留下的伤疤。我们管它叫‘下巴戏’。他们提出：‘你应该去掉这个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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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梦成真 1993—1994（14）
‘为什么？’
‘因为没人觉得这有多么好玩，大家觉得这场戏会犯忌，这样拍会有人在剧院尖叫的。’
‘你这样会扼杀剧本中某些原创性的东西。’
‘不会扼杀什么，只是想照顾尽可能广的观众，你不想拥有最广泛的观众吗？’
‘当然想了。’”
‘你不想让更多的人看自己的电影吗？那难道是一件坏事吗？’
‘我想这个道理很好理解。’随后，你自我反省一番，觉得这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也没有必要让每个人都满意。这不是照顾最大观众的问题，而是照顾一群观众的问题，有些人就是喜欢讲故事，是一千万还是一千个人认可这部影片是没有关系的。这样会有某种艺术上的满足——没有更好的词来描述——吸引着他们去拍电影。我就是这样一种人。独立电影可以让任何人拿起摄像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但我觉得有些固执地想用自己的方式拍自己的故事，不想干涉其他任何人，也无意从别人那里领取小费。”
环球公司销售——或者说未能销售——《大厦鼠群》的方式显示出大制片厂和独立制片电影在营销方面的诸多区别。“坐失机会对我们来说是严酷的，但也不得不如此。”史密斯说道，“我跟四五十岁的记者谈一部不是为他们拍的影片完全是浪费时间。有了那次在大制片厂拍电影的经验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发展方向不在此，于是，我就说：‘噢，真混账，我们还是在米拉麦克斯干吧。’你慢慢会意识到米拉麦克斯在独立性方面跟环球公司一样。最大的区别……是你不会觉得米拉麦克斯是一个没有特色的公司，它有自己鲜明的特征。那不是一张衣冠楚楚、打扮得像新郎的封面男孩般的脸，那是一张你会在他妈的熟食店看到的给你切肉的脸。”
到1994年中期，由于迪斯尼的收购再加上《低俗小说》发行带来的成功，米拉麦克斯出现了许多新鲜的面孔。
米拉麦克斯公司无疑是在温氏兄弟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但员工们在以迪斯尼的收购而达到顶峰的成功中做出了极大贡献。按照惯例，一个达到米拉麦克斯那种水平的公司应该给员工们分红。温氏兄弟在特里贝卡的影片观摩室开了一个会，宣布了几个消息后告诉大家，肯定会拿到奖金，但不知为什么一直不曾兑现。
温氏兄弟在评估对手实力以及用一堆不管是出自真心还是故做激情的甜言蜜语策反重要主管跳槽方面可谓驾轻就熟，他们有一种奇妙的能力可以推测出潜藏在那只鸽子眼睛背后的对成功的迷恋心理，从而得知如何去说服他或她。他们把这种将电影和导演拥进自己怀抱的诱惑才华操练得相当成功。比如，当皮尔逊不顾哈维的坚决反对把《钓鱼去》卖给高德温，他让哈维明白了，对他的竞争对手来说，鲍尔斯是一个关键人物。哈维立刻威胁要把他挖来，第二年他果然这样做了。在萨拉索塔（Sarasota）电影节期间，哈维在海边遇到鲍尔斯时，用鲍尔斯的话说：“他穿着一件难看的套装，像鸭子般蹒跚地走过来，大口喘着气说：‘那是一件典范之作，很完美，我很喜欢。好极了。完美无缺，完全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作品。’”此后不久，鲍尔斯离开高德温加盟米拉麦克斯。“想到冲着名望去为温氏兄弟打工会让你感到不寒而栗，我不会这样干的。”鲍尔斯说，“但与此同时，我又很想去。”最初，他很喜欢米拉麦克斯。“在高德温公司，我拿出一个点子后，主管们就会说，那样做风险太大了，我们还是不要自寻烦恼。”他说，“在米拉麦克斯，我提出一个创意后听到的反应是，挺好，我们可以这样干，我们可以那样干，要克服一切障碍。我们像狗一样工作着。在那里不会有围坐在一起给你泼冷水的场面。”当然，一旦你拿了别人的钱，他们就认为你属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