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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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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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认为,徐世昌辞职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曙光,终于出现。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文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但孙文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予理会。      
  孙文既不肯让步,陈炯明又不肯低头,一干政客复从中兴波作浪,添油加醋,军人肆意干政,骄横不可理喻,以致双方的关系,变成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最后酿成国之大故。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沸反盈天。5月8日,孙文委任陈氏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叶举并不领情,亲率60多营粤军,以“清君侧,除宵小”为名,突然开入省城。      
  广州的情势,险象环生,一触即发,而陈炯明则继续滞留惠州。各界吁请其回省的函电,好像雪片飞来,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孙文对北伐无故受阻,极其愤慨。他电召程潜到韶关,令他回省和陈炯明协商,无论如何要先稳住他再说。程潜回广州后,与汪精卫、居正一道赶往惠州,和陈炯明反复讨论,达成妥协:一、由陈炯明担任陆军总长,驻肇庆;二、陈炯明于本月28日回省,欢迎孙文回省见面;三、关于后方秩序,由陈炯明完全负责。      
  当即拟好电报,请陈炯明拍发。陈炯明先是勉强同意,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表示28日他不能回省。谈判落空了。      
  孙文决定回广州镇压。胡汉民竭力劝阻,他列举了孙文回穗的三大害处:一、总理去定受包围;二、如受包围,消息就要隔绝;三、如果陈炯明毫不听命,前途不堪设想。孙文不以为意,轻蔑地说:“陈炯明不敢造反,他的部下都是一班利禄之徒,若是造反,无异自掘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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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大国的迷失(36)        
  6月1日,孙文以惊人的勇气,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占据的广州,并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声称,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将不踏足广州,免招外界猜疑。陈炯明深知,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避之惟恐不及的。然此时大局的恶化,已成下坂走丸,无可逆转之势矣。陈炯明想独善其身,也是一厢情愿的妄想。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文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透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文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文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陈炯明虽设法阻止,但政变仍然发生,徒呼奈何。粤军本来就是一支良莠不齐的军队,未脱草莽习气,陈炯明既身为统帅,无论粤军从善从恶,成王败寇,他都不能置身事外,而要咽下这颗苦果子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短兵相接,炮火乱轰。孙文脱险登上军舰,宣布和粤军开战。      
  南方,在叛乱中战抖。      
  第二部 北方,帝国龙脉所系第四章 沉寂的帝都当袁世凯定都北京时,已决心维护帝制了。因为北京具有最雄厚的专制文化基础和成熟的官僚政治体系,新旧政府只要办理一下移交手续就行了。说到北方,不能不从义和团说起。      
  有关义和团的来龙去脉,已有无数学术著作论及,史料也基本上搜罗俱尽,罔有遗漏,在此亦无庸赘述。然则在历史上,没有哪一次类似的社会运动,会引起那么多、那么复杂而激烈的争论。有人说它是伟大的反帝农民运动,有人说它是盲目排外仇教的暴民运动。这种争论不仅发生在后世,即便在当时,也已经引起统治集团的分裂,不少朝廷重臣,因为支持拳民而血溅法场,丢了吃饭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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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大国的迷失(37)        
  义和团的开坛老祖朱红灯,是山东泗水县柘沟镇宋家庄一个贫苦农民,据说曾参加过白莲教,为此遭到政府通缉,遂遁入江湖,专门结交天下豪侠、捻军余党、大刀会首领等,深受流行于山东的八卦教影响。不少论者指出,后来他创立的义和团,与八卦教是有其思想渊源的。甚至有人指义和团为白莲教的一大分支,亦有人说义和团是洪门的支派,是由洪门后五祖之一的洪太岁后裔创立的。      
  不管这些说法是否成立,但这伙北方的草莽英雄,最初是从山东西北平原崛起,则确实无疑。义和团老家93%的人口都是农民,“是山东省最纯粹的农业地区,但却毫无繁荣的景象”。 从最纯粹的农业地区,便孕育出最纯粹的农民暴动。      
  1900年义和团把北方闹得天翻地覆,是中国与东西方列强多年积怨的一次大爆发。义和团极端仇外,认为中国的一切灾难,都是洋人带来的,洋人都是妖魔鬼怪。干旱是因为教堂遮蔽天空,外国人蓝眼睛是因为他们都是乱仑的产物。(乩语有云:“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语虽荒诞不经,但反映了当时民间对洋人和洋文化的认识水平,亦无可厚非,史家不能以今天的认识水平,苛求古人。      
  然朝廷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洋务新政、戊戌变法,与西方接触频密,毕竟比民间清楚得多,却妄想利用这些草莽英雄,替天行道,扶清灭洋,挽救日渐衰败的大清江山,则是病急乱投医,吃不成羊肉,反惹一身膻了。      
  1900年春,山东义和团大队人马,在朝廷的默许下,把孔夫子的“尊王攘夷”口号变化一下,变成“扶清灭洋”,从孔夫子的家乡出发,像蝗虫大军一样,掠过故城、景县、东光、阜城,杀入直隶。“仙出府,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沿途攻打教堂,拆毁琉璃河至涿州之间的铁路,烧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车站;继而又拆毁琉璃河到长辛店100多里铁路和桥梁;火烧了京津线上的黄村车站。      
  义和团自称会画符念咒,刀枪不入,最擅放火,据说可以用刀枪向房屋门上指画,再向地上指画,一声吆喝“着”,立即火鸦火鼠乱窜。拳术练三个月就有神附体;红灯照练五个月即能飞天,随意取物;沙锅罩练成后,空锅能够生出食物。京城哄传大师兄已派遣红灯照飞往各国,阻击来敌,然后再将中国境内的租界一扫而平。      
  江湖公开提出要扶助庙堂的口号,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而庙堂居然也公开扶助江湖,则更为罕见了。慈禧太后对义和团采取招抚之策,并命令义和团开进北京抗洋,与官军实行联合军事行动。义和团在京城奉旨团练,设坛作法,烧毁洋宅、教堂、施药房、医院,杀死传教士和教民,最后发展至配合官军进攻外国使馆,闯下弥天大祸。1900年8月,由英、法、美、德、意、日、俄、奥组成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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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大国的迷失(38)        
  事后有些江湖人物为义和团表功,称义和团实际上是在“间接反清”,他们烧教堂、杀洋人,并非灭洋,恰恰相反,是想激怒洋人来灭清,后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他们的目的已达到了,便不辞而行,回山西太行山息影去了。这种天方夜谭,见诸坊间《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一类书籍。殊不知,如果义和团真的有预谋地借洋人来打北京、灭清廷,那就比“扶清灭洋”更可恶了。秘密会党要充大头鬼,把义和团拉来壮声威,实不足采信。      
  事实证明,所谓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其实距离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甚至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君不见朝廷的六部、五寺、四院官制,在江湖的山堂里,亦有袖珍的微缩版。哥老会的内八堂、外八堂,其组织架构之严密,分工之明确,等级之森严,与北京皇城内的各大衙门,不相上下。那些帝王将相、国家栋梁,也不全是满腹经纶、阳春白雪的鸿儒硕学,当国家遭遇大故时,照样露出一身下里巴人的江湖味、痞子味来。直隶总督裕禄不也把黄莲圣母接到官署里,下跪叩头,请求拯救天下苍生吗?大阿哥溥儁在颐和园里,不也是一副义和团装束,头裹红布,趾高气扬,自称二师兄吗?老佛爷慈禧一怒之下,下诏同时向西方11国宣战,不也充满了草莽英雄的豪气吗?当满朝文武高唱着“外国有你的格林炮,中国有我的红灯照”壮胆时,这些庙堂上的当权者,与江湖中人,竟是没有多大的区别啊。      
  义和团既没有能够杀尽洋人,也没有能够救活大清,但在朝野两面,却各有深远的影响。在野方面,刺激到大江南北的秘密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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