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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刘文典曾请陈寅恪命招生试题：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的学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李济认为对对子一类的传统的国学，过于狭隘。对对子，以增加生活乐趣，启发美感，从中所得的快乐可能不亚于解答几何习题，二者从精神价值上讲，或许可以等同。但是，“由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训练，就渐渐地发展了欧洲的科学，由司马相如的词赋的学习，就渐渐地发展了中国的八股”，“八股与科学真是人类文化一副绝妙的对联！”
这些宏言谠论，其他导师未必首肯。
李济的“阳春白雪”，在学生中也“和者盖寡”。他讲授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课程，除１９２３年起在南开讲授过外，中国的大学或研究院还无先例。这两门充满图版、图表、数据和计算，缺乏诗意的课程，也吸引不了那些热衷“乾嘉之学”的国学研究生。一次，国学院的助教章昭煌公然拒绝为李济抄写笔记。研究院四届七十余名毕业生，李济只重点指导了一个半研究生：一个是吴金鼎，另外半个是徐中舒徐中舒大多时间跟从王国维受业，故从李济指导的角度言只算半个。。学生对李济和他的学问多少有些敬而远之。第二届学生姜亮夫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给我们上课的还有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之几位先生。这几位先生中，只有李济之先生的‘考古学’不喜欢听。我后来才发觉，在清华不爱听李先生的课，是最大的错误。后来我发愤去国外学考古，想来弥补这时期的损失……”写这篇文字时，姜亮夫已是九十二岁高龄。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７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原清华国学研究院１９２６级研究生戴家祥在致李光谟的信中写道：
李老师所讲的考古学与我们过去所讲的考古，或者挖古董、收藏古董，实在相去十万八千里。我虽然听了李先生的考古学，由于自己水平不够，所以受益不多。但是记得他在课堂批评过安特生的仰韶六期的分法，认为它并不科学；特别是说到安特生的学术修养“是半路出家的和尚”（意思是说他搞地质的）。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10）
在第二届同学（中）只吴金鼎一个人选择这门专业。吴金鼎山东人，毕业齐鲁大学，看样子实在是个木讷君子，整天拿着本巨型的外文书。据寅恪师背地对我说：“吴金鼎英文好极了！”可是他没有写出论文，１９２７年暑假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找不到一个考古发掘的现场。戴家祥：《致李光谟的一封信》，李光谟、李宁编，《李济学术随笔》（附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７４—２７５页。
李济人最年轻，主张推进科学思想的心情最为迫切，他不会恋栈清华园混日子。几十年后，罗志田认为，“过去的学术史研究特别注重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其实当时仅任清华国学院讲师的李济恐怕对实际研究的影响还更大，特别是在地下证据由文字向实物转换这方面，李氏的划时代影响无人能及。”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４期。
也许，考古学在当时还过于“现代”。
第五节现代考古学与安特生
１９世纪末20世纪初，一门叫“考古学”的现代学科，悄然在中国降生。
１８９９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十二块有字龟甲，首次被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此前当地村民把它视为“龙骨”用作药引。王懿荣看到那些有字甲骨后，意识到这是珍贵文物，开始重金收购。一年后，王懿荣的甲骨转归刘鹗，刘的亲家罗振玉是金石学家，得知这些甲骨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就在第二年派弟弟罗振常赴安阳调查。罗振常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准确位置，并收购到大量的有字甲骨片，其中还有一块完整的龟板。据说出卖这片甲骨的人，用赚来的钱买了二十亩地。１９０３年，刘鹗的第一本研究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问世。一年后，孙诒让写成《契文举例》一书。此后，甲骨文研究渐成显学。安阳也开始引起学术界注意。
此时，欧洲近代考古学已走向成熟，自视甚高的西方人开始觉察到，只有对“中国史前古代文明的发现”和“亚洲部分地区旧石器时代研究工作的展开”，“世界史前学”才可能完整。G。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２５５页。１９０１年春天，瑞典人斯文·赫定来到中国，他想通过对中国西部的实地考察，解决当时悬而未定的罗布泊的地理位置问题。他在考察罗布泊西北一带时，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遗忘了千余年的楼兰古城遗址。１９０２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标志着西方学者开始把探险式“考古”的目光投向中国，特别是在古代世界文明交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西部地区。
１９１４年，王国维看到法国学者沙畹著的《斯坦因中亚所获中国古简与古文书》，开始意识到，现代考古学已超越了金石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同年和次年，罗振玉先后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和《殷墟书契后编》两部著作，他在注重有字甲骨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无字甲骨及石刀、石斧、骨器等其他殷商遗物。他在１９１６年编印的《殷墟古器物图录》一书中，一改前人喜用的“金石”一词而以“古器物”称之。金石学在中国历史悠久，西周初年已有了文物的收藏，西汉已有人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北宋出版了最早的《考古图》，我国的“考古学”一词即出自于此。但直到上个世纪初，中国的考古学还不是“科学的考古学”，“古器物”研究缺乏田野考古学的基础。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11）
催生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最大动力是地质学，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安特生 Andersson，Johan Gunnar，１８７４—１９６０。功不可没。
安特生毕业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１９０１年获地质学博士学位。１９１４年被北洋政府聘为农商部矿政顾问。李济在书中这样介绍他，“据说那时凡在中国有治外法权的大国都妄图把他们的科学家派到中国，以获取中国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列强之间为此竞争很激烈。但中国政府决定不从他们中间选择专家顾问，而任用了瑞典人的安特生。瑞典被认为是欧洲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这个决策大概是根据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建议。”李济著，《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３０页。安特生在张家口找到了龙烟煤矿，为此曾受到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见。１９１６年袁倒台，地质考察因经费短缺陷入困顿。这年６月，正在山西勘探铜矿的安特生偶然发现了一批古新生代生物化石，这一发现使事情出现转机。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争取了民国农商部的支持，安特生也从瑞典皇家争取到一笔经费，于是开始对古新生代化石的收集整理。安特生（左二）在河南考察途中。
１９２０年，安特生的助手、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到豫西调查，在渑池县仰韶村的农户家看到一些古石器，采买了六百多件运回北京。安特生见到这批石器大感兴趣。第二年春天，在丁文江的支持下，他随刘长山再到渑池。他们在仰韶村路边的断壁上，发现了一片红底黑花、打磨光滑的彩陶残片，又在一灰坑里发现了石斧。此前，虽有不少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者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等地采集到远古石器，但都被认为是异族的石器，与“中国人”——所谓汉人的历史无关章鸿钊：《石雅》，地质专报乙种第二号，１９２７年再版本，３９３—４０４页。。安特生开始想到，也许中国真有史前遗址。１９２１年１０月至１２月，他在获得中国政府的挖掘批准后，和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地质学家袁复礼袁复礼，河北徐水县人，祖辈为官。他于清华毕业后赴美，１９２０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硕士学位。１９２１年回国，被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聘为技师，同时在北京大学作兼职教授。等五人又来到仰韶村，共待了三十五天，挖了十七个点，发现最多的是彩陶。据袁复礼回忆，他们在仰韶村对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进行发掘，收集到带土的实物十余箱，其中有许多石器、骨器和陶器。安特生第一次用锄头刨开了覆盖在中国史前文化之上的沉积土，发现了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但这一发现如同孤岛，于是安特生设想，仰韶彩陶多半与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的彩陶有某种联系。１９２３年，他将研究的成果以《中国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１９２３。为题发表，他比较了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Anau）和特里波列（Tripolye）文化彩陶，正式提出了“彩陶西来说”。
彩陶既然是从西方传入仰韶，必然会在通向中原的甘青地区留下传播遗迹。安特生进而想到，也许是通过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向东传播的，他决定去验证这个假说。在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下，安特生从１９２３年５月开始，沿黄河西上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