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地质、社会科学、心理等研究所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为动植物研究所。。最初，并无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规划，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傅斯年傅斯年（１８９６—１９５０），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身出名门，家学渊源，在北大期间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为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后转而负笈英德留学七年，潜心于各门西学，并以历史学见长。赶到南京，说服蔡元培，决定在中研院筹创历史语言研究所。
１９３０年中研院召开首届院务会。（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以傅斯年为所长的史语所在广州东山柏园成立，下筹设史学、敦煌材料、文籍校订、汉语、汉字、民间文艺、考古学、人类学八个组。创办史语所的动机，曾见于傅斯年撰写的１９２８年度报告书：“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言语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北京：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年，６７—６８页。
如何办史语所？傅斯年提出：“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第二条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条是扩张研究的工具”。为此而罗列的研究工作计划有下述九个方面：一、文籍考订；二、史料征集；三、考古；四、人类及民物；五、比较艺术；六、汉语；七、西南语；八、中央亚细亚语；九、语言学。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3）
涉猎如此广泛的研究领域，单靠传统的研究方法已无法实现。傅斯年在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模式了。”在文章的末尾，他提出三个响亮的口号：
一、把些传统的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第一个口号表明史语并举的主张。他出版的著作《性命古训辨证》，便使用了由语言学入手进而讨论思想史诸问题的方法。第二个口号，傅斯年解释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史学的革命才带动了近代中国学术的整体变革。第三个口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显示了与列强抗争，为中华崛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傅斯年在给陈垣的一封信中，曾表示对西洋学术羡妒交加的情绪，既肯定他们在东方学研究上的成就，“并汉地之历史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同时又“惭中土之摇落”，希望能建立一个机构，聚合一群学者奋起直追傅斯年致陈垣函，转引自王汎森：《王国维与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为主的讨论》一文。。李济曾以相同的情绪分析当年的情势与傅斯年的心态：地质调查所倡导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协和医学校进行的体质人类学，以及以北平为活动中心的外国学术团体所遣送的各种科学工作远征队，皆是坚强的组织；气势极盛，愈来愈猛。主持这些事业的，除地质调查所外，都是外国的科学团体。这些外国人，挟其丰富的物质配备以及纯熟的科学技巧，不但把中国境内的自然科学资料一部分一部分地搜集走了，连历史的、考古的、美术的以及一般人类学的资料也引起了他们的绝大的兴趣。他们很坚决地跑到中国来，调查我们的语言、测量我们的身体、发掘我们的地下古物、研究我们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些“学问原料”真是一天一天的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
这些野心勃勃的西洋科学家，万里长征跑到中国来工作，不是专凭着他们的政治优势来的；他们更有一套学术上的理由说给中国人听，使听的人亦可感觉到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乱哄哄的中国能够拒绝这些学问上的访问么？残余的北洋军阀政府认识这些工作的意义么？并且他们所注意的资料，大半都是我们自己所忽视的。无论照什么标准说，我们找不出充分的理由，反对别人来检取我们自己所毁弃的资料。
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应该先从反对自己的愚蠢起。要了解自己的灵魂，应该先教育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懂得自己的语言。这些大道理，是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学术界所深知的；却是直等到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才得到有组织的表现。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６４—１６５页。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4）
１９３１年史语所与北平研究院部分同人摄于北平静心斋，右起：一排李济、吴稚晖、黄文弼、裴文中、徐中舒；二排赵元任、傅斯年、董作宾、□□□、丁山。（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傅斯年在找寻，在聚合一批同志；也在等待一位能够与他抬杠、吵架而最终不弃不离的诤友。
第三节济之找寻彦堂首掘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最后两年，李济开设的考古学人类学几乎被视为“屠龙之技”。西阴村发掘的成功刺激了他，他在寻思能不能有更大的发现，也在找寻一个理想的合作团队。１９２７年底，李济赴陕西作考古调查，受北伐战事影响，平汉铁路多处中断，只能从天津坐海船绕道大连、南京、上海，转溯长江去汉口，再走西北。首途大连，李济顺路拜访了退隐后的丁文江。他写道：那时他的太太有病；济瀛丁文江夫人史久元的侄女，后嫁给丁文江的胞弟丁文治。尚没结婚，与他们同住作伴。我进门时正看见她替姑父画地质图。与在君谈了数小时，我没有感觉到他做了一任大官的味道，也没有感觉到他有任何失意的气象。他仍是我在天津与他初见面的那个样子；想法子帮我完成旅行调查的计划；替我写了好些介绍信。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７页。船过南京，李济手持丁文江的介绍信去了新成立的大学院。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与他谈得很投机，对他的田野调查也非常支持。李济有一个想法，想尽快摸清中国地下文物和遗址的家底。为此，他邀请了清华的同事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梁思永，１９０４年生于澳门，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入清华学校留美班，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及人类学。同行，相约在开封会合。
梁思永的身份是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的研究生，他在父亲的安排下回国实习。梁启超对儿子耳提面命，他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０日写给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西阴村发掘，他说：“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１９２７年初，梁启超出席清华欢迎李济、袁复礼归来茶话会的当晚，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的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又说：“（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还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两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梁思永于是提前回国在清华担任助教，整理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出土的陶片，并以此准备毕业论文。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论文资料毕竟不是出于自己参与的田野发掘，他希望与李济一同外出，找到一处可供实践的发掘地。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5）
转眼就是１９２８年初，李济在开封焦急地等候迟迟未到的梁思永。１月２６日，李济写信给上海的胡适，请他将另附的一封信面交梁思永。李济在给梁的信中谈到，在汉口得知，襄河一带旅行“极危险”，来往商人需化装，且不能携带行李。本打算经鄂西去陕西的李济曾于１９２４年在鄂西做过体质人类学调查。，“据说：秦岭一带也是一个土匪窝。所以由长安入汉中现在不能做到。”信中没有明说此行的最后目的地，想必是形势复杂，许多因素难以估计。信中谈及有一个机会，冯玉祥打算派人从开封西去敦煌、南到叙州去照相，以作他的《十七年来国民军的纪念》一书的插图。照相的人有军队保护，李济因此有意“随这队人往甘肃走走”。从他托梁思永在上海代购“照壁画用”的照相器材推想，他当时还考虑去敦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