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璋如回忆：靛花巷位在云南大学隔壁，离北门很近，一跑出北门就是乡下了。当天九点响起空袭警报，我跟高去寻先生两人一起跑，藏到一个挖好的战壕，战壕的形状很像田野的坑，我们看见敌机本应从东往西，却在上空绕了一圈从西往东，九架敌机在上空缓慢盘旋，整队飞往昆明城，不久就清楚地听见机关枪、高射炮、炸弹的声音，我们在战壕内也丝毫不敢动弹，听见声音结束后才起身，看见敌机轰炸完毕之后成群结队离开，却见我方有一架飞机起飞追击，只见一架敌机冒烟，我方飞机见敌机冒烟就溜了。……
我们从战壕出来，回去昆明城内，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往小西门方向走，那一带有昆华师范学校，被炸得很厉害，听说死了不少人。我们研究院的天文所也有损失，我不知道天文所在那里，只听人说天文所的研究员（可能还是所长，很有名气）李鸣钟的妻女都被炸死了。董先生作《殷历谱》时经常一起讨论的天文所的研究员陈遵妫，他的母亲跟弟弟都被炸死，太太跟儿子被炸伤。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９９—２０１页。秋天，史语所迁往昆明郊外的龙泉镇。镇因黑龙潭而得名，倚五老峰，有盘龙、金汁两河向南流入滇池。此时，中研院社会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迁到落索坡，中央地质调查所到瓦窑村，北平研究院在黑龙潭，中博院设竹园村，史语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暂栖棕皮营的响应寺，中国营造学社迁麦地村，一时间龙泉镇俨然一座学术城。
傅斯年领头在棕皮营村长赵崇义的西院弄了块原种竹笋的地，预备盖五间房子。李济因家眷较多，在傅宅的斜对门，房子盖得更大些。两家之间有条路，李济在路北，傅斯年在路南。１９３９年昆明龙头村响应寺史语所驻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六章 流寓西南（5）
董作宾、梁思永在响应寺后山墙的后边盖房子。董作宾爱写字，傅斯年曾题赠“平庐”，有人说是暗喻董作宾的夫人熊海平。梁思成、林徽因自己设计，请人用未烧制的砖坯，盖了一生中唯一为自己建造的房屋。
石璋如拍摄的龙泉镇烧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陈述是带着未婚妻一起逃难来昆明的，他匆匆央请傅斯年为他证婚：“生待婚妻吴富荣新由北到滇，只身住此，食宿多不方便。生拟聊备点酒，介其一拜诸师友，就可算结婚了。为法律上之郑重，谨制婚纸两份，敬恳吾师证之。……际此非常，不敢铺陈也。”陈雯怡：《从“以书为本位”到“历史问题”的探索——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学术发展》，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４９５页。此时办喜事的还有另外两起：一起是全汉升的婚礼；一起是董同龢与联大的学生王守京女士在龙泉镇响应寺的梅树下举办的一个茶会，请了李济的老父亲李权当证婚人。他们是真正意义的“患难夫妻”。
龙头村地处城郊，手工艺制作和民族民俗文化资源富集。瓦窑村有一个烧造陶盆粗碗的窑业基地。昆明城北门至龙头村沿途，打铜壶的、卖玉器的、铸铜佛的、制金器和镶嵌的，比比皆是。梁思永、石璋如等兴致很高，他们组织了一个“天工学社”。石璋如写道：李济先生因为兼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对手工业很有兴趣，便很赞成天工学社，也赞助我们的工作，说我们可以找社员，也资助我们的工作费，不过他不是社员。我们便在工作之余从事手工业调查。
棕皮营隔壁就是瓦窑村，瓦窑村就在史语所对面，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调查瓦窑村，测量瓦窑村的窑，天天去看他们和泥、烧窑，平常下班后就去看，星期天就用一天的时间看，也就是在自家门口，随时都可以进行的工作。李先生则问起，除了瓦窑之外，昆明是否还有其他烧陶器的地方？四组有位华宁的临时工作人员，说华宁县还有烧窑的地方，建议我们去调查。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２０４页。了解“天工开物”，可“通古今之变”。李济了解当下的制陶烧窑工艺，意在分析研究三千多年前殷墟的制陶工艺及其流变。他还从昆明郊外农田灌渠两边的木桩加固上发现，“其作法相似的安阳小屯发现的地下沟的遗迹：这些地下沟也是作网状形联结，并用木桩加固两壁。”龙泉镇盖临时住所，土建筑师破土奠基和立第一根柱子时，要祭献牺牲，最隆重的仪式是在上房顶的主梁和整个建筑落成那天进行，往往以杀一只公鸡或一只羊表示庆祝。李济写道：“这些观察到的资料和其他许多资料，一般说来是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所熟悉的，但对在华北搞过考古发掘的考古学者也是非常有益的。在华北，古代某些老方法早已被新技术所取代，但这些老方法在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仍存在于中国西南部。所以在战争初期旅居云南的两年里，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利用一切机会收集这些古代遗留的资料，以提高我们对安阳发现的认识。”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０５页。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章 流寓西南（6）
流寓昆明，李济的心思还在殷墟。他在龙泉镇中博院办公室设立了简单实验室，他又开始案头的繁琐考证。石璋如回忆：他住在史语所附近的棕皮营，中央博物院则设在二里开外的竹园村的李济１９４０年在昆明龙头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土主庙内，在那里有一间实验室，设置着一架极准确的比重天平，每天或隔一天去作比重实验的工作。他的方法是：（一） 先量陶片干燥时的重量。（二） 然后浸入蒸馏水内三十六小时。（三） 先用马尾缚住陶片在蒸馏水中称重量，次取出擦去其上的水痕，离开水再称一次。每块陶片要称三次，作出一个公式，求其比重。这工作我曾帮他作过，所以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把各种质地及颜色不同的陶片选出代表，一一加以实验，以求出各种陶片的吸水率。这个研究的结果，在所著《殷墟器物甲编》上辑第二章中，比重吸水率，有很清楚的说明。石璋如：《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１５１页。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就请求中研院其他研究所协作。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１日，史语所致函化学所：“敝所李主任济现因研究殷代陶釉问题商请地质调查所代为化验分析，兹请借给所需药品十四种。”同日，再致函工程研究所：“敝所李主任济为研究殷墟陶釉问题前曾承贵所惠允代为将釉刮下，兹派李光宇君送带釉陶片四块，乞接洽办理。”所档：昆２０—４、５。李济正是在中研院同人的协助下，才完成《小屯陶器质料之化学分析》一文。他根据化学分析结论证明：殷墟白陶原料的质地与现代江西瓷品原料的质地几乎完全相等；殷墟硬陶、釉陶（世界最早的陶器上釉例子）实质的化学成分，不但与汉代带釉陶器的内体相近，且与清代瓷器内体亦无大差别。
三、 战火催生的中博院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１９３３年４月在南京中山门内成立，其宗旨是“提倡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任务是“系统的调查、采集、保管、陈列，并说明一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现代工艺之材料与标本”谭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经过·王世杰序》，台北：中华丛书出版编审委员会，１９６０年，２页。。筹备处首任主任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１９３４年７月，李济接任中博院主任。
建立博物馆，以之推动科学的普及，是李济毕生的心愿。
他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已深知博物馆对于传播科学知识、保存珍品、进行科学研究和实施教育的意义，那时他们的许多课就是在皮博迪纪念博物馆上的。参加考古工作之初，中博院院徽。
李济跟弗利尔艺术馆签订的合作协议条约中有这样一条：“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１９２６年６月５日，李济串联沈兼士、翁文灏、葛利普、袁复礼、步达生、周诒春、颜惠庆、曹云祥、蒋梦麟等，写信给来华考察的英庚款董事会的咨议委员会，要求从英庚款基金中拨款建一所人类学和考古学博物馆，并设想了如何用较少的经费建立一个高效能的新型博物馆。七年以后，中博院筹备处大致就是按照这个蓝本建立的，基本建设也受到英庚款的直接资助。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章 流寓西南（7）
李济上任中博院主任伊始，聘请了梁思成为中博院建筑委员会专门委员，开始了博物院在南京的选址建设事宜。１９３６年，中博院在鞭炮声中举行了仿辽式建筑一期工程开工仪式。与此同时，文物采集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先后接收藏于奉天及热河行宫，后归内政部所属古物陈列所的南迁文物，购进闵侯何氏“绘园”、东莞容氏“颂斋”、庐江刘氏“善斋”等地古物计二千余件，接收了瑞典人斯文赫定及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的大宗文物和标本。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原存放在上海的南迁文物又运至南京保存，原属中研院的北平历史博物馆连同其收藏的文物一同并入中央博物院。
１９３７年春，李济在欧洲讲学期间，详细考察了德国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真是如入宝山！看了十天，尚未尽兴”，他印象最深的是，飞行器的陈列竟是从昆虫及飞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