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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题为《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的论文终于完成。随后，李济将论文的主要内容及搜集资料、准备过程中的一些思考浓缩成一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的短文，投寄给美国巴尔的摩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月刊》杂志，该刊于１９２２年２月发表了这篇文章。皮博迪博物馆的老师和同学鼓励李济，就此题目作一次公开的学术报告。当年１２月波士顿举行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与会者都是北美的一些知名人类学家，如博阿士、威斯勒、克罗泊、狄克森等，李济的学术报告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资深学者认为言之有物，人们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学子的独特见解，报以阵阵掌声。不久，这篇同样的文章又在１９２３年的《哈佛研究生杂志》第一百二十三期上再次刊登，这是一份难得的殊荣。李济在文章中提出要从考古学、民族志、人体测量学、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人类学和上古史，特别指出拼音字文明与象形字文明各自的优缺点及其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并首次探讨了中国现代化步伐之所以缓慢的基本原因在于方块字不能检索的问题。其中谈中国语言研究的重要性，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中没有专门涉及的一个问题，但他认为这对于“了解中国文明的本质”是必需的。
他的意见，引起了哲学家罗素的极大关注。罗素在１９２２年出版的《中国问题》Problems of China。一书中，引用了李济的两大段文字：欧洲科学家总是惯于把语言看作声音的集合体，而不是看作某种比发声器官本身所发出的东西更内在、更深刻的内容的表达。语言符号对人的心智形成所起的日积月累的影响，尚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如果以此为根据对世界现存人类文化进行划分的话，人们就会觉察到：拼音文字使用者和象形文字使用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两种文字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虽然我们极为尊重拼音字文明，但却不得不坦率地说，这种文明由于缺乏稳定性而具有严重的、固有的缺点。拼音字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最易于发生动荡起伏的人们所居住的地区。西方国家的历史就不断重复这种现象。希腊人的盛衰就表明了这一点，罗马的盛衰也表明了这一点，*人的盛衰又重复了这一点。古代闪语和含语各民族基本上都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民，因而他们的文明也像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缺乏稳定性。当然，这一现象可以部分地作这样的解释：由于拼音语言过于飘忽流动，不能指望它作为保存任何稳定思想的工具。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其人民的思想感情或可比作瀑布和激流，但却不能比作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比别的民族丰富，但别的民族的人却不像他们那样动不动就放弃自己的一些有价值的观念……。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13）
汉语无疑处在拼音语系的对应面。它缺少我们在拼音语言中可以看到的很多长处，但它作为最终的、简单、明瞭、确凿的真理的化身，却不会因任何风暴和巨变而改动。它保护着中国的文明已达四千余年之久。汉语正如它所体现的精神一样是稳定的，充实的，优美的。当然，究竟是这种精神产生了这种语言，还是这种语言促进了这种精神，问题还有待研究。罗素还提到，从李济的论文中“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他对此作了如下评价：我们并不想彻底卷入对上述理论的探讨中去，它洋溢着中国人的爱国激情；然而却必须承认，西方人也不是安于把所谓“拼音字文明”当作自己唯一的文化。我虽无权判断表意文字在决定中国文化的别具一格特点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但我却毫不怀疑这一价值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它或多或少正如上述引文中所说的那样。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６—４７页。罗素被誉为“２０世纪的伏尔泰”，是位只服从真理而不向权势低头的哲人，他在书中大量引用并赞赏一个尚不知名的青年的文章，实属少见。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费慰梅在一次访问李济之后写道，伯特兰·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大段引用了李的这篇文章，这就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子李济“一下子出了名”。１９５５年６月，李济在美国加州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又谈到这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学生论文”，他说：“此次在美半年余，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为仍有好些人注意我的那本学生论文。这是卅余年前的一本我自己并不十分满意的著作，今日忽然得到若干人的欣赏，真有啼笑皆非之感。但是细想想，那本书的‘看法’似乎还是站得住……可惜……除了几个外国人外，大半的中国历史家，仍是对（此）……感到隔膜。”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３５页。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这莫非正是故乡传说的宿命？
清澈的查尔斯河水，不舍昼夜，流过三个寒暑。李济在哈佛大学苦苦钻研，一本折合中文约二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终于完成，并于１９２３年５月１０日以“极佳”的评语获得正式通过。此为中国人写的现代人类学的开山之作。一位历史学家说，“自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及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书”。这年６月，二十七岁的李济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１２月，被美国人类学会吸收为会员。
１９２３年夏，李济返国途中拜访了美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体质人类学泰斗阿列士·赫德利奇卡教授Ales Hrdlicka，１８６９—１９４３。。在得知李济只有（哲学博士）而没有（医学博士）学位后，赫德利奇卡敦劝其不要继续体质人类学的专业工作。也许正是这番忠告，改变了李济的人生。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穿越浩瀚的太平洋，李济回到曾赋予他青春梦想写博士论文时（１９２３年前后）的李济（后右一），在美国麻省剑桥的查尔斯河畔与哈佛人类学研究所师生们合影。左一为同窗好友印度的B。古哈博士；左二为导师虎藤教授；衔烟斗者可能为狄克逊教授。（李光谟提供）
的古都北京。喜出望外的父亲尚不知道如何衡量儿子“博士”头衔的价值，但他不久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博父”的别号，并在诗词和书信中公开使用。李济后来的一些朋友如傅斯年、赵元任等，都善意地笑称他“李博父老先生”。赵元任搞汉语方言调查，１９３６年编写《钟祥方言记》一书时，他请李权提供了方言材料，还在序中一本正经地表示对“李博父老先生”的感谢之情。从那时起，国内外的一些熟悉李济的朋友（包括他们的先生或者夫人，以及后辈中的一些大孩子），都习惯地称他“Dr·李”（达克特·李），李济也从中感受到了朋友的真情。
此时的李济豪气干云，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他将自己的表字“受之”改为“济之”，一字之易，昭示了回报祖国，造福人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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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1）
第一节矿科教授与“丁大哥”
１９２３年秋，李济回到北京，席不暇暖，就经学长凌冰举荐，应张伯苓之聘，去了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自第二年起还担任了南开大学文科主任。李济曾说，当时他教的人类学这门“新鲜”学科，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学生李纯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响走上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之路的，可惜天不假年，两人都英年早逝。
据说，李济还担任过南开矿科教授，有人在文章中写道：“在民国十年（１９２１）以后，国内各大学鉴于需要，也纷纷讲授矿课，以南开大学经李组绅捐助设立的矿科，由薛桂轮主持，李珠及李济等为教师，最为驰名……因经费不济，数年后遂停办……”还有一篇文章写道：“……（矿科）聘李珠、李济、孙昌克等清华同学为教授，誉满全国……”《传记文学》（第１７０号），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70年代出版。“李济未必就是矿科教授，也许是矿科的教学计划安排有人类学的课程。”李光谟曾如此分析。
那时人类学（尤其是考古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最早的源头就来自地质学的“掘地”。地质学因工业文明对能源材料的需求而兴，地质学家常受雇企业主寻找矿藏，其间不时发现古生物遗骸、古代石器和陶器，于是古生物学和现代考古学应运而生。１９世纪中期，这些在西方刚起步的新知识，通过地质学著作的译介与传播也逐渐进入国人视野，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编译的《地理全志》，１９２４年李济在南开大学。（李光谟提供）
上海总税务司署印的《地学启蒙》，“格致汇编”刊出的《地学稽古论》等。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号曰石史），下自昨今之新闻，皆史家研究所当取材。”１９１０年，中国第一种地学学术刊物《地学杂志》创刊发行。地质科学的研究方法，影响到大学教育，大学课程中专门开设了地理学和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