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政权的一切建设毫无国家风范，和步入衰败的清朝相比，还要相形见绌得多。例如洪秀全的王宫只是以廉价镀金装饰，在汗水、雨水和闲杂人等的腐蚀下，早就成了一片令人想起排泄物的黑黄。宫内绘上的龙画工粗糙，不久就剩下一团邪恶的黑影。王宫四周满布剩余的建筑材料，地上痰渍处处。
那些太平天国新贵们出巡时又极爱穿金戴银，特别是俗不可耐的阿婆式金银手镯，暴发味道浓厚，却又坚持老农式赤脚生活（因此《投名状》中苏州守将的赤脚造型是真实的），有时又穿上木屐。他们的军服基本上就是戏台的戏服，造型比八国联军更让人失笑，但配合了暴力政策，却能给予乡民真切的恐惧感和“尊重”。如此政府的文化程度和品味，充分反映了陶杰所说的“小农DNA”，不但让曾国藩等人引为笑谈，更成了洋人如获至宝的调侃对象。受科举文化熏陶的士绅、他们旗下的乡勇，都不希望日后的中国文化会变成如此状态。“小农DNA”这名词并非陶杰今天原创，百年前恩格斯就有专文研究以自给自足、社会宗法和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小农经济”（Petty Peasant Economy）。可惜更严重的文化浩劫，却是在一百年后的“*”出现了。
满清皇亲国戚有大局观
《投名状》的结局，说清朝的剿匪将军被鼓励要互相制衡、互不合作，这明显有历史根据。清廷*太平天国初年，正规军绿营兵经营的江南、江北两大营，和曾国藩自行招募的乡勇新军体系互相仇视，满汉将领分歧严重，后期的曾国藩和又名“败保”的满人大将胜保是公开的多年宿敌，胜保后来更因对捻军作战时“纵敌误国”而被赐死，可见朝廷的猜忌并非只针对汉人。本来和汉人军队抗衡的，还有蒙族大将“僧王”僧格林沁，他在大沽口击退英法联军而名震西方，在西方世界比曾国藩更知名，可惜还是“逆转胜”不了，在太平天国覆亡后死于捻军之手，自此满蒙嫡系军队已不成气候。
慈禧太后担心湘军尾大不掉，暗中鼓励左宗棠、李鸿章等自立门户分庭抗礼，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唯有像庞青云一样“如履薄冰”，也是他每一篇日记和《挺经》一类著作反复记载的事实。然而，以非民选产生的领袖而言，清朝权贵一向尚算有整体的大局观，不可能在1870 年亲手暗杀朝廷命官巡抚来损害朝廷威望，顶多只会改派那些他们担心会造反的人，当位尊而无权的文职。虽然慈禧有意压抑地方派系的势力，也厚着脸皮收回了咸丰帝当年“攻克南京者封王”的圣旨，但她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个人操守还是大致信任的，对他们的能力更是衷心欣赏。“七爷”醇亲王奕（即光绪生父）个人虽然无大作为，亦一直为各省督军说话，力阻保守派种种挑拨离间，否则洋务运动的多项改革根本不能展开，这在历史剧《走向共和》也有交代。30 多年后，摄政王载沣真的要杀袁世凯，却已杀不了，这也算不上是完全私怨，因为那时大清倒真的要亡国了。
这种无可选择的、并非建立于西式社会契约基础上的“互信”，多少是儒家鼓吹君臣思想的功劳，也有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影子，后人似乎不能单以一句“愚忠”或“权谋”交代一切。革命文学过分着墨朝廷的权谋、臣子的愚忠，反而显得革命的一方没有大局观，让今人怀疑已在自我完善中的清政府其实不值得被推翻—这信息在《走向共和》隐约出现过，这正是它受争议处之一。总之，《投名状》有太多引而不发的情景，令主角三人的兄弟情缺乏合理的时空维度，颇有被掏空了的不真实感，一切电影不便说的固然意在言外，但对观众来说，却是意犹未尽。
延伸影画：
* 《太平天国》＇电视剧＇ （中国/2000）
* 《刺马》（中国香港/1973）
延伸阅读：
* 《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赫连勃勃大王：同心出版社/2008）
* 《太平杂说》 （潘旭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呤唎/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1985）
印度之旅
时代背景 约公元1928 年
地域背景 印度（英属）
原著小说 A Passage to India （）
电影制作 英国/1984/163 分钟
电影导演 大卫·里恩
电影编剧 桑撒·拉米·罗
电影演员 维克多·班纳杰/ 詹姆斯·福克斯/ 朱迪·戴维斯/ 佩吉·阿什克罗夫特
剧情简介 两名同情第三世界的英国贵族妇女到印度探亲，通过新结识的印度人阿齐兹医生了解当地文化。在参观神秘的巴拉马古洞时，发生阿齐兹涉嫌*女主角的悬案，英印双方压抑的种族主义被唤醒，最后女方承认是幻觉，两族关系却堕入新低。
寻找“他者”的故事
近年，亚洲电影节不断推介伊朗、土耳其、泰国等国的电影，其实老牌导演大卫·里恩的最后作品《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 ），也是新一代阅读亚洲的进阶选择。有缘重温这电影，是因为备课时读过一本由学者王宁等编辑的《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的学术结集，内有陈红博士将电影同名原著小说的作者福斯特（），说成是“完全站在白人立场说话”，这立论和笔者从前的认知颇有出入，因此才找来VCD 进修。迟有迟得，我们迟至21 世纪才看这经典，原来更容易证实文化研究常说的“他者”（The Others），实在不可能是一个静止的观念。假如不同的人在《印度之旅》原版小说出版的1924 年、电影上映的1984 年、以及今天的21 世纪看同一出《印度之旅》，必会找出心目中的不同“他者”，从而释出不同的结论。
宗教古洞内的身份觉醒
未说“他者”前，我们应交待《印度之旅》原著的布局。表面上，它的情节不算复杂，但含义有颇多留白，更牵涉到不少深层心理学问题，就算是拍惯《沙漠枭雄》（Lawrence of Arabia ）、《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等场面壮丽的历史大片的一代名导演大卫·里恩，也难以将这个看似平平静静的故事/ 寓言轻易化成影像。故事的时代背景，设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开始动摇的20 世纪20 年代末，讲述一名英国妇女和她未婚夫的母亲结伴到英国统治的印度帝国本部旅游，探望在那里当地方法官的未婚夫/ 儿子。两个女人都算是“好人”、有心人，都同情被歧视的本土印度人，她们感到和当地高高在上的白人统治阶层格格不入，因此刻意打入印度群众。在这带有目的性的心态驱使下，她们视认识不久的印度医生阿齐兹为好友，并获对方邀请，参观神秘的传统印度宗教圣地巴拉马古洞。在参观过程中出现重重误会，两大文明社交联谊的目标开始迷失，老妇的体力逐渐不支，先告离开，少妇则独自前往古洞，在洞内听见重重回音，产生幻觉，居然以为印度医生打算对她性侵犯，大惊之下逃回白人小区、其实也是要寻回白人怀抱，在同胞簇拥下，决定控告阿齐兹。
于是，案件演变成印度独立运动的前哨*，双方剑拔弩张。想不到在法庭上，经控方律师重组案情，少妇忽然发现原来一切只是自己的幻觉，决定临时撤销指控。被告获当庭释放，成为印度民族英雄，但也因为所有私隐（包括丧妻后种种绝密的性私隐）被揭发而深受伤害，对英国人（和他们所代表的文明体系）彻底失去信心，选择逃离英属印度，前往依然由土王统治的“茅邦”（Mau），过着没有白人在左近的新生活。
现代心理学结合《大块头有大智慧》的“业”
为什么同情印度人的白种妇女到了个人独处的时刻，却产生被当地人侵犯的幻觉？ 为什么白人律师的走过场式盘问，却能让当事人从灵魂深处明了一切？ 她们真是“好人”吗？ 这些，都是作者的曲笔，更是导演的曲笔，值得玩味。上述属于现代心理学范畴的疑问，在电影的印度教婆罗门教授眼中，都成了因果报应的“业”（Karma）。他说，“不管我们怎么做，结果还是一样”，相信假如不是“业”，两名英国妇女就不会无缘无故来到印度，也不会发生这种意外。表面上，这论调相当宿命，而且消极。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电影的白人和印度人都主观地相信有不能解释的“业”的存在，他们才分别有了“种族优越”（因为英国人累积了优越指数）或“反抗侵略”（因为英国人其实并未累积够优越指数）等意识，才会做出种种主观的对应“业”的抉择，尽管什么是“业”、有没有“业”，谁都不知道。
英国妇女同情印度人，质疑英国人到那里是“作业”，但也认定了以前印度的“业”导致今日如斯田地，以为“业”足以解释何以毋须易地而处地为殖民当局或印度人设想。英国奶奶决定一个人在东方流浪至死，作为潜意识的赎罪，年轻贵妇则忽然对自己的真正心迹觉悟，发觉原来自己不爱那位为殖民地工作的未婚夫，这些“顿悟”都是和她们的个人心理状态有关的。尽管二人信奉的意识形态和面对的客观环境相当接近，但行为各异，这就是心理学的微妙之处了。将虚无缥缈的“业”和现代心理学结合在一起，让不同人的心理对“业”作出不同反应，这种处理，就不是纯粹的宿命。反观杜琪峰的港产片《大块头有大智慧》，单靠前世今生来解释“业”，前生是日本兵的大好人张柏芝，在今世并无修改命运的任何空间，始终难逃变成恐怖无头女尸的悲惨结局。应该说，《印度之旅》对“业”的处理，是更符合人性的。
电影改变小说，制造大团员和谐结局
然而同样的小说、同样的布局，到了内地学者眼中，却容易成了彻底掩饰殖*义的罪证，原本的个人或群众心理元素，就仿佛不见了。根据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