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他必须这样，这样我们才觉得是对的，这才是他绝世的风姿，否则他和一个市井无赖有什么区别？
但为什么，宋襄公在公元前638年的那一天成了蠢货，而在2006年一个武侠小说迷的想象中会成为英雄呢？
今天中午，晒着太阳，我和楼下的李大爷探讨了这个问题，李大爷正遛狗呢，他的狗尊号球球，看上去正是一只可爱的毛球，该球每见了我都呲牙咧嘴，极为勇猛，但据李大爷揭发，实际上这厮胆小得很，见到面目雄壮的陈哥尾巴便摇得花枝招展，“你呀，面善。”——不说狗了，且说人事，李大爷听了我的疑惑，沉吟半晌，问，那打仗的时候，是宋什么人多还是人家人多？
噢，我忘了，当时宋襄公的参谋长对形势做过评估，叫“敌众我寡”。
李大爷又想想，说，那比武的时候是宋什么的武艺高还是人家武艺高？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宋大侠武艺高。
李大爷曰：球球，咱回家了，让你李叔好好想想。
不用想，这就叫醍醐灌顶啊，我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症结：宋襄公在这场战争中是弱者，所以，他必须按弱者的逻辑行事，不能思考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能温良恭俭让，只有当他是个强者时，他才会留意姿态、程序、自尊之类的审美和伦理问题，才会在追求目的时坚持手段的正当和体面，坚持他的价值观他对正义的信念，哪怕他可能会因此遭了暗算，因此失败和倒霉。
历史教给我们的是弱者的哲学，武侠小说教给我们的是强者的哲学。那么我该信谁的呢？当然是历史。我是武侠小说迷，可我也知道武侠小说探讨和想象的其实是生活中的“不可能”，那些大侠们，从小说里走出来就全是宋襄公。
得了李大爷的启发和教导，我踏实了，打算回去睡个午觉，但是，这一觉终于没有睡成，因为我忽然想起，如果每个人都受了教育，决心实行弱者的哲学，时刻感觉寡不敌众而不择手段，那么结果会如何呢？是不是我们就会在每一场战斗中胜利？我们都胜利了失败者又在哪儿呢？那些失败者是不是就该像块肉一样无怨无悔地被吞下去？或者说，如果我们集体实行弱者的哲学我们会不会就真的集体变成强者？
所以，古书读多了不是好事，午觉睡不成而且变糊涂。比如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以来被我们的知识分子百年如一日地洒狗血，批评古人讲文明、讲礼义，温文尔雅，个个都是宋襄公，完全不能适应全球化的竞争要求，阻碍中国的现代化。但现在我怀疑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否读过中国书，鲁迅是读过的，而且读通了，但据他说只读出两个可怕的字，那两个字其实也就是如今大行其道的狼的精神，就是要知道肉在哪儿，该出爪时就出爪，别管什么风度和信念。
当然，即使在阐述弱者的哲学，知识分子们也是铿锵雄壮、深沉智慧，不会像我这么俗，比如，关于肉在哪儿的问题，我好几次看见我们的学者纵论天下大势时征引一句西哲名言加以阐述，大意是，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利益”也就是狼眼里的肉。他们说的时候其状如肉在口。
我不敢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怕他们以为我会抢肉，当然我也永远不会和他们做朋友，但是第一，这句话据他们说是邱吉尔所言，我记得似乎是十九世纪一位英国首相说的，本来想查查，但查洋书是他们的特长，建议他们去查。第二，我也建议他们顺便把邱吉尔当年当上首相时的广播讲话也重读一遍。那时希特勒已经席卷欧洲大陆，聪明人都该为了自己“永恒的利益”赶紧设法和新主子搞好关系，但邱吉尔说，他要傻到底、干到底，干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寸土地——也是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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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的梵音
……《长阿含经》
《长阿含经》为《四阿含》之一种。后秦弘始十四年至十五年（公元412…413年），由记宾（今阿富汗南部、克什米尔）僧人佛陀耶舍诵出，凉州僧人竺佛念译为汉文，道士道含笔录。
2002年，在去云南中甸的飞机上，我读《长阿含》，见晚年的释迦牟尼为肉身所苦，他说：“吾患背痛”，他独自坐在一棵树下，这时，一个名叫波旬的妖魔蹦出来叫嚣：“佛意无欲，可般涅磐，今正是时，宜速灭度。”
佛说：“止！止！波旬！佛自知时，是后三月，于本生处拘尸那竭娑罗园双树间，当取灭度。”于是，“魔即念：佛不虚言，今必灭度。欢喜踊跃，忽然不见。”
……我忽然觉得，此时的佛是软弱的，那是类似于受难的耶稣的软弱。释迦或者耶稣，宗教创立者包容和承担着人类的软弱。
“止！止！波旬！”这是佛的声音吗？翻成现代汉语，那个名叫释迦的老人也许正说：“且慢，别急……”他的声音是慈祥的、宽容的、疲惫的？
《四阿含》是声音的奇迹。佛陀入灭后，弟子迦叶在灵鹫山召集五百罗汉共同编订释迦训诲，编订的方式今日看来匪夷所思：先由侍佛二十五年的弟子阿难诵出释迦一段言行，迦叶提出质询，阿难答出相关的时间地点、前因后果，最后众人合诵，确认无争议、无讹误，遂定为一经，如此形成了汉语译文长逾百万言的《四阿含》。
也就是说，整个过程不立文字，佛之言阿难听了，阿难之言众人诵之、传之，神圣的经文存于声音之中、口耳之间，存于记忆，存于心。
……文明的普遍趋向是对声音越来越不信任，声音是风，是水，是红尘，是身体，是人类生活中比较嘈杂、比较混乱的部分，是世俗和大众，相比之下，书写是浮出海面的礁石，它稳固、超越，更像“真理”。人类曾力图以字迹覆盖声音，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主要困难之一是听不到明朝的“声音”，他不知那时的人怎样说话，他意识到，落在书面上的一切已远离人的身体和人的心。
然而，在文明的上游，几个人安详地发出声音，释迦、孔子、苏格拉底、耶稣，他们说出真理，他们坦然地以转瞬即逝的方式呈现永恒。他们何以如此？他们是绝对的天真还是绝对的悲凉？难道正是由于声音之脆弱、微渺，他们成为了人类的伟大导师？
天花乱坠。读《长阿含》，遥想当日我佛说法，必是绚烂、壮美。即使是家常情景，只要释迦开口，你一定会目眩神移。如果释迦和耶稣坐在一起，耶稣就是个寡言的木匠，而孔子或苏格拉底则是简朴的夫子，释迦也许是其中最具神性光芒的一位，他曾是王子，他的声音中有浩大的富丽，是无穷无尽、汹涌澎湃的繁华。
……可以想象，一千几百年前的中国人将为之迷醉。两汉是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雄浑，然而单调，想起汉代、想起三国，你肯定不会想到“缤纷”、“丰饶”、“繁复”，佛经的传入不仅是宗教事件，还是一个审美事件，热带的思维、感性和想象如暖湿气流灌注我们的心灵。
我一向认为印度人是最罗嗦、最烦琐的民族，多年前读佛经，总是惊叹于他们可以在一个点上纹丝不动而任由言语四外蔓延，他们是能指游戏的高手，他们要用八万四千只狗去追一只兔子，他们的耐心举世无双，你会感到，那经文无论是被书写还是被念诵，书写和念诵行为本身就是对“永恒”的模仿。
《长阿含》是佛教原始经文，比较而言，它本色、质朴，但读它依然需要耐心。我在中甸读完了《长阿含》，但我一再自问，为什么读它？它对我有何意义？
没什么意义。我不是佛教徒，我迷恋世间苦。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倾慕释迦庄严而安详的语调，那种梦幻气质，那种博尔赫斯式的玄思，当然，准确合理的说法是，博尔赫斯有释迦式的玄思。在《者尼沙经第四》中，关于“摩竭国人命终生处”，整个叙述隐含着令人晕眩的时间回环，你越往下看，越找不到逻辑上和时间上的起点和终点，一切都是在终结之处开始，或者说此时的一切都已经发生……
但这终究是遥远的，与我无关。远处是大雨中的中甸草原，这里已经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一个西方人的梦境覆盖和篡改了这座高原古城。
我听到一个长须飘拂的僧人正流水般咏唱，他的面容就像电视新闻里阿富汗群山间的老者，他的音调低沉悠长，让我想起印度电影里热烈的歌曲，我一直觉得印度的语言最具音乐性，在我的想象中，印度人说话就像唱歌一样。
佛陀耶舍在背诵，他的声音通过另一个人变成另一种声音，第三个人让这声音落在纸面上。这个场面令人震撼，也令人惶惑。佛陀耶舍的声音是千年以前那个人或佛的回声吗？对此我们如何确证？而当这声音转为汉语、落为汉字时，什么留下了，什么消失了？留下的一切在什么程度和什么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语言？
……想想是有趣的，当我们使用“思维”、“觉悟”、“成就”、“欢喜”等等无数词语时，公元前六百年北印度的阳光、树叶上的露珠、吹拂衣带的风、一个人的微笑，也许一切都隐秘地存于我们的声音里……
黑夜之书
…… 《酉阳杂俎》
我在谢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中隐约看到《酉阳杂俎》，这部研究唐代外来文明的书灿烂、淫靡，书读完了，如夜宴散了，惨淡的白昼降临。
（谁能把一部学术的书写得灿烂、淫靡？）
《酉阳杂俎》散落在《撒马尔罕的金桃》的引文和脚注中，像一根细而长的金丝，在锦缎上闪烁不定。那时，在我的想象中，《酉阳杂俎》是一本秘密的书，它有一种魔鬼的性质，它无所不知，它收藏了所有黑暗、偏僻的知识。
（我断定，王小波肯定读过《酉阳杂俎》，我甚至看见，在博尔赫斯的图书馆里，在月光伸不到的角落，也有一本《酉阳杂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