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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该如何帮助人们确立信仰等精神需求，恐怕就不是本书所能回答的问题了。笔者想说的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高层次精神需求的形成的确有其客观规律。只有掌握了这些规律，企业文化建设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对此问题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关注一下新形势下宗教传播的规律。看看同样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同样面对精神疲软、信仰迷茫的现代青年，宗教领袖是怎样传道，并且让人们接受很难用理性加以证实的教义的，又是如何组织活动，以不断巩固信徒们的宗教信仰的。
2企业家有可能将创造顾客作为唯一宗旨吗
企业宗旨实际上与企业家的精神境界有关，一般来说，会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变化过程。企业在起步阶段，多数企业家确实是一心想赚钱，因为活下去才是硬道理。只要能赚钱，干什么，怎么干都可以。用联想公司柳传志的话说，企业家最初都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要想让企业家像当年毛泽东等革命者那样，一开始就以为人民服务作为价值追求，是不现实的。《基业长青》的作者也认为，“并非所有高瞻远瞩公司创业时都有明白规定的核心理念”，“早期只是设法起步，开始向前冲，一直到公司逐步演变后，理念才渐渐清楚”。实际上，许多企业都是在创办10年左右时，才明确写出公司宗旨的。
创业之初，难见宗旨。可是，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要想持续发展，做大做强，企业家就必须在价值追求方面有所超越。这时，虽然企业家每天也在赚钱，但已不是为个人赚钱而赚钱了，而是将赚钱视为实现远大目标的一条途径、一种标志。实际上，一些著名企业家都有这么一个思想变化的过程。
松下幸之助有一定的代表性。松下幸之助本人1918年开始创业。经过努力，他把一个只有几名员工的小厂，慢慢发展成有相当规模的松下幸之助电器公司。随着事业的发展，松下幸之助个人及其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再也不用为衣食而忧了，可这样一来，反倒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干吗还要继续努力去经营企业。直到1932年某一天，松下幸之助参加了一个宗教活动，深深地被信徒所表现出来的虔诚所感动。晚上回家后浮想联翩，他突然想到企业与宗教的共同之处：宗教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企业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二者都是造福社会的神圣事业。企业家应该通过向顾客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这种方式来服务社会，这才是办企业的意义。想到这里，松下幸之助豁然开朗，兴奋不已，“我懂得了真正的使命，心情无比激动，这同以前曾有过的无数次创新时所感觉到的喜悦心情一样，是无法形容的。我全身热血沸腾，深深感到工作的崇高和严肃”。第二天上班后，松下幸之助将全体员工召集在一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宣布了松下电器公司的宗旨，强调公司从此有了新的生命，并将那一天即1932年5月5日，定为公司的诞辰。此后，每年的5月5日就成为松下公司正式的创业纪念日。
松下幸之助当年的困惑，现实生活中许多企业家也遇到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内确有相当一批企业家走出了艰苦创业阶段，手中积攒起巨额财富。有钱之后，经常萦绕他们心头的，也是还要不要继续奋斗，为什么而奋斗的问题。不过，似乎真正想明白了的企业家还不太多。几年前，张瑞敏在与记者的一次交谈中，谈到现在不少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南方一些企业家，已感觉不到办企业有什么乐趣了。因为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秩序越来越规范，经营企业的难度明显加大。而企业家手里的钱已经不少了，完全够花了，再干下去实在没多大意思，还不如随便玩玩，享受人生。因为，花出去的钱才是自己的，放在账上的只是数字。张瑞敏认为，这可不是好现象：国企管理者因为钱少而不干，民营企业家因为钱多也不想干了，中国的经济怎么发展？张瑞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真正成大事的人，要有一种觉悟，一种境界，有一种为国家、为民族、为本企业员工甘愿奉献牺牲的精神。“我们在市场竞争中首先战胜的不是对方，而是我们自己，战胜自身的缺点，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松下幸之助的醒悟，张瑞敏的感叹，是否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呢？
无数事实表明，凡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企业家，大都跨越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精神境界。对他们来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是主观为顾客，为社会，客观上成就了企业，成就了自己。
核心价值观有什么用15
3企业员工有可能实现个人价值方面的超越吗
企业家在办企业的过程中，精神境界会发生变化，员工其实也一样。要求员工像当年热血青年参加革命那样，一心一意到企业中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肯定是不现实的。其实，当年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上井冈山时，也遇到了类似问题。现在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肯定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当年的红军队伍的成员比较复杂，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毛泽东的办法是：一方面，明确并坚持建军宗旨，强调我军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考虑到官兵大都是拿枪的老百姓，真正认同我军宗旨会有一个过程，因而从满足官兵的基本需求入手，先把他们吸引进来，稳定下来，然后再通过长期的思想教育和环境熏陶，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形象地说，开始阶段是“打土豪，分田地”，“保卫胜利果实”；以后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最后才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关于这个问题，聂荣臻同志在个人回忆录中讲过一段话：“‘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是斯大林关于政治工作的名言。我在中央根据地的工作实践中，也有深切体会。试问我们的每一个红军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再进一步地问他，他会回答你：‘为了苏维埃新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更进一步问，他会回答你：‘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每个农民参军，都经历了一个对革命目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由初步具有这种认识，随后就变成每个革命战士终身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政治思想和斗争信念。战斗力就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许多人可能看过电影《红色娘子军》，片中女主人公吴琼花的思想转变过程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吴琼花上山参加红军，最初的目的就是杀南霸天，为亲人报仇。正因为她报仇心切，所以才在第一次执行任务时暴露了目标，犯了错误。后来在连队党代表的耐心帮助下，她认识到消灭一个南霸天远远不够，世界上还有无数个南霸天、北霸天，要想让天下的穷人都过上好日子，再不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就必须推翻整个旧制度，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
一些人不相信员工可以实现价值观方面的超越，很大程度上是受思想教育理论中一个传统观点的影响，即认为青少年时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一个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大都会在这个阶段定型。从抓紧对青少年思想教育的角度看，这么讲是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对此不宜作绝对化理解。实际上，成年人的思想和价值观也会随周围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以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来说，近代史上有名的反派人物，曾大肆鼓吹帝制，为袁世凯当皇帝造舆论的“洪宪六君子”之一——杨度，晚年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而前些年一些曾经对共产主义非常虔诚的老党员、老革命反倒失去信仰，痴迷上了“###功”。由此可见人的可变性、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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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不强调宗旨行不行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分析企业家不讲宗旨行不行。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在国有企业或跨国公司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将民营企业做到一定规模的，都是有点本事的人。当事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要想持续进步，做大做强，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笔者认为，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市场，甚至也不是本人的知识、能力和智慧，而是精神境界。所谓精神境界，通俗地说，就是看问题的视野和高度。企业家创业之初，精神境界一如常人，考虑的大都是个人利益和个人前程。这很自然，对事业的发展也有好处。可当事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企业家仍将眼睛紧紧盯在个人利益、个人前程上，那就有问题了。人的精神境界不提高，就无法正确看待已经取得的成功，无法正确总结事业成功的原因，无法正确使用成功带来的巨大财富，无法确立新的更远大的目标，无法始终把握好经营准则和规范，无法一如既往地识人、用人、容人、育人，无法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中的恩恩怨怨，无法豁达地对待个人的进退去留。为什么企业家成功之后，会感到矛盾不减反增，步子越走越难，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凡是成就大事业的人，一定是高境界的人。而企业家提高精神境界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