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低桃花大约自宋开始。苏武曾在一首咏海棠诗中，拔擢海棠，诋毁桃李。诗曰：“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前句说海棠，后句说桃李。他这样讲，是基于海棠在当地仅有一株，“只有名花苦幽独”，物以希为贵，而桃李漫山，便是俗滥。东坡此言一出，附合者甚众。如陈与义《梅花》诗：“一时倾倒东风意，桃李争春奈晚何。”又盛贞一《梅花》诗：“桃李未曾争艳冶，半窗疏影自徘徊。”桃李成了争风吃醋的尤物了。自然，与梅花相较，桃花的品格自是差肩，但“粗俗”一辞，尖刻峻厉，语意颇重，很不公允。以至后来竟发展到有人指斥桃花为娼妇，究其始，东坡应负其责。宋人程棨于《三柳轩杂识》评花品时说：“余尝评花，以为梅有山林之风，杏有闺门之态，桃如倚门市倡，李如东郭贫女。”倚在门边的娼妓，亏他想得出来，简直是口血喷“花”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毕竟世上大多数人是眼###亮的。桃花的好处，赞赏者古往今来，终是居多。此处仅举一例。明钱塘人闻启祥在《募种两堤桃柳议》中持论中肯，颇能服人。他建议西湖苏堤和白堤广种桃柳时说：
花族甚繁，梅种特贵。今但种桃不及梅，何也？曰：选花如人量才及地。梅如高士，宜置丘壑；桃如丽人，宜列屏障。梅以神赏，正不嫌少；桃以色授，正不厌多。况已有柳点眉之黛，何可无桃益眉之彩！舍彼取此，亦各其宜耳。
桃花春日花色可人，红者妩媚烂漫，白者清逸淡雅，自有其长处胜处，岂可任加贬损。更何况，早在汉代，刘向、韩婴都说过，春种桃树者，夏日可以遮荫，秋天可以收获果实，（见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七，刘向《说苑·复恩》）其利多多。虽然文人士大夫们在桃花的品格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桃花依旧是兼具神秘力量与实际功能的花，以“丽人”比喻桃花，毫不为过。
七、唯有牡丹真国色……唐·刘禹锡（1）
牡丹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最得中国人的喜爱，朝野上下一致誉为国色。
相传，女皇武则天在寒冬里突发奇想，要游览上苑，命人专门宣诏：“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面对武则天甚为霸道的宣诏，百花无不赶紧准备。第二天，武则天游览花园时，看到园内众花竞开，却独有百花之王牡丹拒不开放。武则天一怒之下便命人点火焚烧花木，并将牡丹从长安贬到洛阳。谁知，这些已烧成焦木的花枝竟开出艳丽的花朵。“焦骨牡丹”因此得名，也就是今天的“洛阳红”。
牡丹花容端妍，花色绚丽，历来受到人们的厚爱。自宋代欧阳修第一部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问世以来，已不知牡丹有多少品种被记录下来。其中名品，单听介绍已令人为之动容，如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说：“姚黄尤惊人眼目。花头面广一尺，其芬香比旧特异，禁中号一尺黄。”要知道，宋代一尺，约合今30厘米。如此品态高雅的“一尺黄”，盖非“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等赞辞莫能当之，可悟牡丹别称“富贵花”之名不虚也。
吴中俗谚云：“谷雨三朝看牡丹”。谷雨一至，牡丹盛开，此话是很灵验的。不过，这并非只是吴中（今苏州）的“专利”。牡丹原产我国，是一种较耐寒的花木，南北各地均有分布，而以江、淮、河流域的载培最为适宜。在这些地区，牡丹一样信守谷雨的节气。欧阳修早已提到：“洛花以谷雨为开候”，这里的洛花即指洛阳的牡丹。故牡丹又有谷雨花的俗名。牡丹被认为是开候相宜的花。谷雨时节，值三月暮春之际，料峭春寒既已决别，炎炎夏日尚未莅临，草长鸟飞，气候最是和煦宜人，自古以来正是踏青的大好时光，牡丹乃天生尤物，当此节候，殿春而开，怎不令游赏的人们更添意兴。例如，唐人舒元舆《牡丹赋·序》载：“京国牡丹，日月寝盛，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泗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邀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叙说的就是当时长安京城晚春的繁华胜景。
然而，也只是从唐代开始，牡丹才被视为奇赏，此前名声并不显赫。
关于牡丹的初名，今学界多以为称“木芍药”。即以新近出版的《汉语大词典》为例，“牡丹”一条释云：“著名的观赏植物，古无牡丹之名，统称芍药，后以木芍药称牡丹。”（更近的例子有《新民晚报》1995年4月24日“夜光杯”版“文史新说”专栏载林肖《长安牡丹甲天下》一文，内亦云：“牡丹……最初无独立名称，而被呼为木芍药。”）原来，晋人崔豹《古今注》曾称：“芍药有二种，有草芍药，有木芍药，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为牡丹。”于是古人以此为依据，推衍成“牡丹初无名，依芍药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药”（见《广群芳谱》引《通志》）这种说法便流行起来，至今常被引征，几成定论。其实此说论证乏力，似是而非，应予推翻。
其实，牡丹最早是作为药物见载于《神农本草经》中，即关于“丹皮”（牡丹的根皮）的介绍。成书于秦汉（一说战国）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内中所记药材丹皮，其“丹”字是对民间早有本名的牡丹的省称。而《神农本草经》这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所总结的都是先秦的药学成就，可见牡丹之名的问世就更为古远了。东汉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一书中所记录的“大黄牡丹汤方”，内中详载其药材配伍是“大黄四两，牡丹一两……”，可见，“牡丹”一名早在东汉即已出现，且已通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牡丹自唐代方才为世人所重，然而此前也并非寂寞无闻。唐代学者段成式在《庐陵官下记》中曾考索道：“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惟《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按，“前史中无说处”，说得武断，不确）谢康乐即南朝宋诗人谢灵运，这说明，他已留意到牡丹的美丽了。无独有偶，同时代稍后的北齐人杨子华，还画了一幅线条分明的牡丹图。（见唐·李绰《尚书故实》）这就证明南北朝时期，牡丹已进入人们的观赏领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七、唯有牡丹真国色……唐·刘禹锡（2）
我们有理由相信，也就是这一时期起，牡丹作为观赏植物，已开始了人工的栽培。牡丹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它具有令人瞩目的非凡的美艳状貌与气质，而这一切又有赖于许多代花工艺匠长期精心地选种、培育，决非可一蹴而就的。杨子华生活在北齐，离隋代并不遥远。《玉海》引《海记》载：“隋炀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頳色、鞋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软条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等名。”西苑是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所辟的御园，所引进的牡丹佳种产于地处河北的易州，而从令人眼花缭乱的牡丹品名看，绝不可能在短命的隋王朝那么一段短期内便可突然冒出来的，其培育的历史足可往前推……北周，再往前推……北齐……，又有什么可惊异、怀疑的呢！
话又说回来，牡丹虽在隋炀帝时“发迹”，进入宫廷，但只是群芳中的“一枝”，尚未获得后来的那种荣宠；牡丹真正的大繁荣局面出现在唐宋时代。
唐代，牡丹首先受到皇帝的青睐。高宗皇帝曾召聚群臣设宴，观赏双头牡丹（古人称之为“宴赏”）。武则天亦下命令将西河精舍的牡丹佳品移植内廷。开元中，皇宫内兴庆池东沉香亭前牡丹盛开，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乘夜游赏，诏来翰林学士李白命赋诗助兴，李白即以牡丹喻贵妃，遂成“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红艳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清平调》辞三章，极是脍炙人口。太和、开成间，唐文宗还特为打听京城传唱的牡丹诗中，谁者第一，得到的回答是，中书舍人李正封，句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文宗闻之嗟赏移时，从此，牡丹有“国色天香”的美誉。帝王的知遇，朝野的推重，令牡丹身价扶摇直上。《唐国史补》曰：“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暮春，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园外寺观，种以求利，春有植数万者。”当朝诗人亦有描述，如“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柳浑）、“此物疑无价，当春独有名”（裴说）等。牡丹被誉为“国色”、“花品第一”，舒元舆的《牡丹赋》说得明白：
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脱落群类，独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满室。叶如翠羽，拥抱比栉。蕊如金屑，妆饰淑质。玫瑰羞死，芍药自失，夭桃敛迹，秾李惭出，踯躅宵溃，木兰潜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让其先，敢怀愤嫉！
北宋时期，牡丹继续获得最高的推崇，有“花王”之称，培植中心则由长安移至洛阳。洛阳牡丹甲天下，以致那时洛人独称牡丹为“花”，而决不会与他花混淆，发生误解。吴越王钱俶之子、西昆体诗人钱惟演为洛阳留守时，曾特地将洛阳牡丹贡奉京城。洛阳牡丹之盛，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周师厚《洛阳花木记》和《洛阳牡丹记》、丘濬《牡丹荣辱志》、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都有专门的记述。此外，陈州（今河南淮阳）牡丹也是一个著名的种植点。
到了南宋，虽有梅花后来居上，名压众芳，毕竟花期各有限，风流难独专，你占你的春消息，我候我的养花天，（《花品》：“牡丹开日，多有轻云微雨，谓之养花天。”）自有不相干处。每至暮春，牡丹开处，观者云集，追慕之力，未见稍歇。皇家苑囿，更是精心呵护，铺张安排。周密《乾淳起居注》载：“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车驾过宫，恭请太上太后幸聚景园，次日……至锦壁赏大花，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