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奉这种以人为贵、治病救人的生动事迹，为人们交口称道。随着董奉美名的传扬，杏林的佳话不胫而走，遍及天下。“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杏林春满”、“杏林望重”等等，成为古今病家借以表达对医家感激和尊敬之情的共同语言。古今许多医家则以“杏林”自励，以致出现过一些以杏林命名的医院、药房和医学团体，诸如杏林医院、杏林堂、杏林学社等等。
从“尝百草”到“杏林春暖”，再到当代盛赞的“白求恩精神”，这其中虽然间隔着千百万年，但是“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中国医学始终一贯的宗旨，也是中国历代良医奉行不悖的最高道德准则。
◎医德比医术更重要
古语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医生自古就是一项极为崇高的职业，今人更称其为“白衣天使”。但是，因为经济利益的冲击，医德已经逐渐不为“天使”们所重视，救死扶伤的“天使”变成谋财害命的“恶魔”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所以说，当今为医之要不仅在其医术高超，更在乎医德高尚也。因为对于少数无德之徒，其医术愈高，害人也愈深，病人遇见他，说其是身披白衣的恶狼，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有人说，医德缺失的根源依然乃钱字当头，若要名医高手执刀，先得“红包”开路；医生为捞得暗中回扣，不问病人病情，只管以大处方侍候……医界恶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着实是令病人谈医而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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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祥去疑，信医不信巫（1）
远古时代，慑于自然力的威胁，先民们被神秘恐惧笼罩着，几乎是一个巫术的世界。无论是战争，是人事，还是生活，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无不蒙上巫术的阴影。
但是，在军事领域里，荒诞不经的符咒逐渐被人们识破。兵学家孙武从无数历史事实中清楚地看到，战争是力量的拼搏，智慧的较量，最终的胜负取决于人的智慧和力量，而不是取决于神的护祐，提出了“禁祥去疑”的主张。
“祥”是古代祸福吉凶预兆的通称。“禁祥”，即不得以占卜问筮等各种迷信活动疑惑人心。而且，他还要求将帅侦察敌情时，“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应取于那些了解敌情的人，因为战争的胜负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和军民的生死。
同样，医学关系到人们的健康与生死，在医学产生与发展之初，排除迷信观念显得尤为重要。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这样写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至德，就是指医学理论；至巧，是言针刺、砭石等治疗疾病的技术与措施。“不可与言”，表明医学科学与迷信鬼神的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势不两立。
战国时名医扁鹊，“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他医术高明，专心致力于为群众治疗疾病，从不计较名利地位，声名远播。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特为他立传。因此，扁鹊是我国正史中第一位有传的医学家。他曾提出“六不治”的原则，其中明确宣称“信巫不信医不治”，这对当时的有神论是一个有力的挑战。
《史记？扁鹊？仓公》中记载着一则颇为有趣的故事。一次扁鹊路过虢国，听说虢国太子病死已有半日，大臣们别无他法，只是祈祷，请求神仙让太子转世回生。扁鹊即往王宫探视。在问明发病情况后，扁鹊说他能让太子起死回生。一个名叫中庶子的大臣对扁鹊说，“我听说古时为医的俞跗，能按治脑髓，持取膏肓，令死人复为生人，你难道有他那样的技法吗？”扁鹊回答说：“……子以吾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中庶子闻言入禀国王。虢君大惊出见扁鹊，说：“吾儿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扁鹊告诉虢君，太子患的是“尸蹶”，并没有真死。虢国君主抱着一线希望允许扁鹊医治。扁鹊便立即着手救治。他先命一弟子给太子针灸三阳五会穴，过了一会儿，太子便慢慢苏醒过来。他又命另一弟子用药物热敷，熨帖病人两侧胸胁部，太子终于慢慢坐起身来。接着，扁鹊根据太子的康复情况，每天让弟子给太子按摩、煨汤药。二十多天后，太子终于恢复了健康。众人纷纷称赞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扁鹊却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越人（扁鹊之名）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汉代末年的名医张仲景进一步发展了扁鹊的思想，他《伤寒论》中说：今世的许多人，不大留心医药，不去深入研究医术，以便上疗君亲之疾，下救贫贱之厄，中保自身健康，而是竞相追逐荣华和权势，企求成为大权在握的豪门贵族，因而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如此弃本求末，欲华其表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结果必然是既不能爱人知物，也不能珍惜自己。一旦遇上风邪之气、非常之疾便无法抵挡，当病患在身时方才震惊。然而由于平时对医学无知无识，此时便一心企求巫祝祈祷。将百年之寿命，宝贵的生命，委付于巫医，任其摆布和玩弄，自己却只能暗自悲叹。至于身死之后，变为异物，被深埋进土里，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荣华富贵呢？ 。。
2．禁祥去疑，信医不信巫（2）
这些饱含唯物思想的言论，既针砭了重名利、轻养生、弃本求末的时弊，又揭示了信巫不信医的恶果。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这些观点也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我们平时即使没有患病，也必须学习和掌握一些医学基本常识，以便有意识地调养身心健康，一旦有疾也便于主动与医生配合，增强医治效果。
◎医疗科学与巫术迷信
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医生与巫师都是同一种身份，医学与迷信的较量从来没有断过，特别在传染病广泛流行的所谓“大疫”期间，其较量也就更加直接。
“大疫”即是大面积的疫情，一般为恶性传染病，随之而来的，常常是人口大量死亡，接着就是田地荒芜，经济衰退。在古代可以说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对付这种“大疫”。在完全无助的情况下，人们转而求助于鬼神。于是古代就有所谓驱除疫鬼的仪式，也有向神灵祷告的祭礼。儒经《礼记？月令篇》说，人们假如不按上天的意志办事，该秋天办的你春天就办，就有大疫发生。所以在汉代，即使大科学家张衡，在一次大疫来临的时候，也要求当时的皇帝，要“取媚神祇，以求多福”。一般的臣子，则往往依据当时的礼仪，要求皇帝检查自己的行为，看有没有不合天意的地方，以修饬自己的德行，平息上天的愤怒。
祈福之后疫情就会好转吗？当然不会。因此，后来的医学就逐渐脱离巫术，独立门户，并且与巫术进行较量和斗争。汉代以前，我国医学已经有了分科，著名医学家仓公认为：“信巫不信医”，是疾病不能痊愈的六大原因之一。仓公的话，成为后世医生们的格言。
在汉代，人们虽然相信大疫是上天降祸，但在大疫期间，医药仍旧是对抗大疫的主要手段。汉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赐棺木”；元嘉元年正月，“京师疫疾，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建宁四年，“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光和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自汉代以后，每逢大疫，中央政府派遣官员督导医疗，已经成为常例，求神活动已经少了很多。到了唐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柳宗元在谈到《礼记》中大疫是上天降祸的内容时说，这不过是那些巫婆神汉的言论，不是圣人的教导。此后的历史记载，虽然遇到大疫，民间求巫拜神的事时有发生，但由于神巫不断露丑丢脸，往往成为有识之士嘲笑的对象。元末明初思想家谢应芳在《辨惑编》中说，天历年间大疫，家里人和亲戚们都病倒了，但他们“务求医药，不事祈祷”，后来大都活了下来，而那些求神保佑的，几乎都死掉了。巫婆神汉们自己的死，就是对巫术效果的最好说明。于是陶宗仪问道：“然则俗巫岂足恃乎？”
明代俞森作《荒政丛书》，对付大疫，被列为重要的一条政策。在同疾病的斗争中，人们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防护办法。明代副都御史虞谦在督运木料时，民工中大疫流行。他令民工“散处之”、“疫遂息”。这是简单的隔离措施。
用医药对付大疫，在第一线的当然是医生。南宋初年，在著名的海州抗金战役中，战士中发生了大疫。名医王克明当时在军中。由于他的及时治疗，“全活者几万人”，即差不多有一万人。
古人也不断寻找着对付大疫的方法。明朝末年，医生吴有性根据自己长期在疫区工作、治疗病人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温疫论》。
总结两三千年中我们的前人和传染病斗争的经验，惟一可信的就是医学，对付疾病只能靠医学。而所谓靠医学，不是说依靠以前的医学结论就够了，而是说，靠医学那经过千百年实践所总结出来的探索精神和寻治手段。这是前人付出了多少精力和生命的代价才取得的教训，更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牢牢记住的格言。
3．战必选将，疾当择医
“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史记？高祖本纪》），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善于任将而闻名的汉高祖刘邦的名言。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说得更明确：“将必择有识、有谋、有仁、有勇者。”（《明太祖宝训》）打仗要选将，是因为战场之上有良将，也有庸将。秦赵长平之战中，因为赵王选将不当，任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帅，赵军惨败长平，险些亡国。又比如，三国时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