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时至今天，不会再有什么卫护和过滤，这种悲剧结束了。
我们爬山会踩到很多碎石，我们游泳会碰到很多水藻，我们夜行会遇到种种惊吓，我们独坐会听到种种异音。这才是人世的美丽、生活的魅力。真好。
——读《学者追忆丛书》
藤葛飘飘
一棵大树如果没有藤葛缠绕，就会失去一种风韵，连画家也不会多看它一眼。
从这个意义上说，藤葛需要大树，大树也需要藤葛。
前不久与一群香港朋友一起，读到一家杂志对一位著名作家的批判文章，口气非常严厉，但香港朋友们说，是不是他自己化名写的？他们不是怀疑他在炒作，而是觉得一旦有阴影出现，这位作家就立即显得立体，显得真实，甚至产生了藤葛缠绕般的风韵，而藤葛缠绕的总是大树。他们认为每一个聪明的现代人都应明白这个道理，因此那个作家有某种故意的嫌疑。我说服他们，这是不可能的，然后立即给这位作家写信，祝贺他，说你真是荣幸，接着，又将我遇到的一些难办小事，向他请教。不久我收到了他以大树的风姿写来的回信，真可谓高屋建瓴、气度华贵。
这个感觉，我在读《学者追忆丛书》时又重新产生。
这套书收集了人们回忆世纪初一群中国学者的各种文章，归还给这些学者以真实的生态，读起来很有味道。夏晓虹主编，陈平原写总序，我感谢他们为中国文化界做了一件好事，让更多的读者从各个角度进一步了解了这些很重要的前辈学者。
很显然，这些回忆文章的作者，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真正懂得学者和他们的学问，哪怕有些作者还是学者的朋友。有一些，简直是以俗人的立场来看一个精雅天地，读后让人哑然失笑。对学者不恭的言词也时时见到，有的甚至有明显的记忆失误。这一些，丛书的编者都没有删掉，一是因为这些文章中常常保留着学者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细节，二是因为这些文章本身就反映了学者们当时所处的环境。
那么，这些无法与学者们对位的文章，是否会损害学者们的形象呢？不会。时间过去那么久，历史已经筛选过了一切，文化的品格等级早已显现，对那些文章的定位，时间早已完成。有的文章，连遣字造句都停留在一个陈旧、低俗的方位上，几句话就表明了自己的品级。
这就像前不久出了好几本鲁迅在世时报刊间批判鲁迅的文章汇编，读者读了，并没有因此损害鲁迅在心中的形象。相反，人们反而为鲁迅的喜怒哀乐找到了逻辑，鲁迅变得更可理解了。陈村先生有一次对我说，那些文章的作者今天看来确实是没有资格批鲁迅的，就像我们没有资格批判哪位桥梁专家和外科医生。但这样的书还应该出，鲁迅有了真实的环境，这像鱼有了水，活了。
我们现在不少传记，把传主周围的琐屑污浊全都洗涤了，只留下学术活动和重大斗争。其实，即便是伟大的传主，最缠绕他生活和心理的往往也是琐屑的事情。为此，我觉得读这样的回忆汇编，比读那些过于光鲜的传记更有意思。
刚读完，便被聘为香港文学奖评委到香港，遇到也是评委的董桥兄。与董桥兄谈话，每次都离不开书，他问我大陆最近有什么好书，我就推荐了这一套。告别董桥兄后回到旅馆，即接到陈平原先生的电话，原来他也在香港，于是就有了三人聚会。我们戏言，现在文化界争执、批评甚多，哪一位若有野心，真不如把批判自己的文章结集成书，销售行世，转眼就藤葛飘飘了，但现在谁也不敢这么自大。
反过来，想到这套丛书中的有些被回忆的学者，不知怎么，一生没有遭到太多的非议，回忆文章多为恭敬美言，现在读来就缺少质感，丛书编者到处寻找也找不到“另类”话语文本，颇为遗憾。他们活着的时候被时人供奉，几乎不可能挨骂受气，这是他们的福气，但祸福相依，站远了看过去，他们那里不仅没有藤葛，连村干中的水分都蒸发了，光秃秃，干巴巴，多么乏味。
真为这些学者可惜。我永远尊敬他们，没有任何撕破心中偶像的反叛欲望，只是觉得天地对他们不公，给了他们一个经过太多卫护、太多过滤的环境，他们过早地被“脱氧”了。
幸好，时至今天，不会再有什么卫护和过滤，这种悲剧结束了。
我们爬山会踩到很多碎石，我们游泳会碰到很多水藻，我们夜行会遇到种种惊吓，我们独坐会听到种种异音。这才是人世的美丽、生活的魅力。真好。
——读《学者追忆丛书》
游戏还是战斗
居然有一本书叫《游戏的人》，我一见书名便如遇故人。
作者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在我出生前两年出版此书，在我出生前一年英勇牺牲在德国法西斯手下。那时，离法西斯灭亡已经没有几天。
法西斯分子哪里知道，这是一个从游戏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的人。
他临死时，嘴角可曾浮起过微笑？
但是，连尊敬他的人也不大理解：既然已经把人类的一切活动看作游戏，为什么还会那么英勇？
这是出于我们对游戏的误解，已经误解了很久，很久。
是康德和席勒他们引渡了我，然后我再去引渡我的学生。但我知道他太晚了。
记得十余年前我在写作《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受到文化人类学的深刻影响，很自然地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中国戏剧发生学的重建上。这种重建是针对“劳动产生戏剧”、“经济水平决定戏剧”、“阶级矛盾造就戏剧冲突”等等凛然框架而言的，在当时风险很大，连能否出版都成了严重问题，因此只能借助于王国维先生的巫觋学说来艰难行事。因为由巫觋的扮演来说明戏剧起源，倒是有很多文化人类学的文章可做。但越写越感到避不开“游戏说”了，中国戏剧为什么比希腊戏剧和印度戏剧晚产生那么久，也可以从游戏说中找到答案。当然我又明白，学术研究不能满足于一个概念的引人，如果仅仅把康德、斯宾塞、席勒有关游戏的论述与中国戏剧史上已有的文字资料连结起来，那只是搭建积木而已，算不上像样的文化行为。因此，我在带着一系列疑问完成那部著作之后，立即打点行装投人对边远地区现存原始演剧方式的长时间考察，考察报告的英文本后来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报上，不少外国学者正是读了这篇考察报告后前来我国进人这一问题调查的。至此，我对游戏这个美学和人类学的命题掌握了不少感性材料，只是这些材料大多无法作年代论定，对中国戏剧文化史的修改仍无太大的实际补益。
有一次，我在国内一个研讨会上就游戏学说多讲了几句，报纸上立即出现了一篇批判文章，题为《是游戏还是战斗》，副标题点了我的名，但作者很客气，没说批判，只说是“商榷”。至于文章内容，我想一切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闭着眼睛就能想象。当时我还年轻，很想反驳，因为多数读者不可能分辨是非，只知道我成了“有争议的人”，这一头衔在当时麻烦甚多。但再一想，我如果反驳，由于缺少共同前提，“商榷”十年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大概也正是从这件事开始吧，我干脆养成了对一切商榷都不予回应的习惯，省了很多心。只不过有时闲下来无事，嘴里也会嘟哝出一句“是游戏还是战斗”，学着哈姆莱特给自己开个玩笑。
不管是我还是当年的批判者都没有想到，居然有一位西方学者早就提出，连战斗也可能是一种游戏，一种争夺荣誉的竞赛游戏；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游戏学者是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读了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之后，今后我在嘟哝“是游戏还是战斗”时，不会完全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了。
赫伊津哈把游戏看作是“先于文化的文化现象”。他以很大篇幅论述了游戏与典仪的关系，游戏的自愿原则和公平原则——即我们首先从鲁迅那里听到过的“费厄泼赖”，只不过他把“费厄泼赖”看成是把游戏做下去的基本前提。他又探讨了在十九世纪人类文化创造中游戏意识减少的原因，这使我很感兴趣。更感兴趣的是，赫伊津哈对游戏的前途表现出很大的不安，因此全书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不安，足以引导人们进人具有宗教意义的鸿蒙思考。此书最大的吸引力也在这里。
——读《游戏的人》
现代阐释
一九九三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和徐城北先生在大连棒极岛的海边游泳。水有些冷了，我们不敢游远，就站在近岸的海水中说话，他突然谈到了正在写的《梅兰芳百年祭》。开始我不太在意，以为那只不过是在他一本本专著后面再增加一本罢了，但听着听着，觉得应该对眼前这位戴着眼镜、不断用泳巾擦着背脊的中年男子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另有一番认识了，而且，我也因此对他今后的工作产生了新的建议。
以后几天，天气转凉，不能下水了，我经常一个人在沙滩上散步。我想，在一个历史悠久而又渴望现代化的国度里，拥抱传统和反叛传统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欲望各自都能找到一系列理由，因此我们周围一再地出现情绪性的对峙：或者把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看成是永恒的瑰宝，主张弘扬和振兴；或者把它们看成是旧时代的遗形，反对沉溺与把玩。后来这种对峙中间又出现了不少中介形态和暧昧形态，琳琅满目，然而遗憾的是，一直难于看到有人去做这样一项艰苦而重要的工作：为古典艺术提供切实的现代阐释。
当然，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保存、注释、讲解、评论，而是指从现代意义上的重新大规模地寻找、选择、破解古典，挖掘出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