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讲的是有关“四人帮”的内容。
丁一三幽默地说：“这样抄袭，连‘四人帮’也会笑话我们！”
抄袭者的另一个“挡箭牌”——“合理使用”。
诚然，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是允许的，但这种引用必须适当，不能毫无节制。为创作一部作品，参考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以另外的体裁更新构思、重新表现，也是允许的，但这种参考和使用必须适当，不能把他人的作品内容原文照抄。
任何人的创作都不可能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实现，但既然压着前人的肩膀，就应当记着前人的贡献并作出说明。如果连这点诚意都没有，怎么能称作是“合理”呢？
有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叫《名伶之死》，发表在《青年文摘》上。其记述的是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的生平事迹。
剧作家郭启宏认为，它抄袭了自己创作的评剧《评剧皇后》和传记体连载文章《评剧皇后——白玉霜》。
《名伶之死》的作者在答辩时说：《评剧皇后——白玉霜》是传记文体。它其中的一些内容应当视为公有财富，人们完全可以在其基础上写理论文章或创作文学作品。
作者与作者（7）
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搞传记文学多年，历来都是将调查材料和报刊上已有的材料综合起来进行编述。他说：“这是写作的通行方法，没有什么不妥。‘天下文章一大抄’嘛！”
然而，如果这种“通行方法”成为固定手段，如果“天下文章一大抄”成为日常习惯，它就会弥漫出一股懒堕的习气，给投机取巧者以不劳而获的环境，给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作者造成侵害，折损创造精灵飞扬的翅膀。
时下由抄袭引发的版权官司中，权延赤、阎涛及阎长林之间的“连环案”格外引人注目。
权延赤创作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多部关于毛泽东的纪实文学作品，给热遍全国的“毛泽东热”加了温，也给作者自己带来了声誉。
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系列作品引起的著作权官司，给他的声誉蒙上了一层阴影。
纠纷是由河北作家阎涛挑起的。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权延赤是不是中国文坛的剽窃大王？》，遣责权延赤的作品抄袭了他先前出版的著作《东行漫记》。同时，他将有关权延赤的抄袭材料向版权机关和文艺界作了反映。
而且，据说抄袭的字数相当多，初步估计达三十二万字。
阎涛为此要求赔偿六万元。
这可是一个爆炸性新闻。
权延赤对此当然是否认的。面对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他说：我使用的是史实资料。
中国作协权益保障委员会调解，无效。
北京市版权处调解，无效。
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一场公堂对簿必不可免。
据仔细对照过双方作品的同志介绍说：双方的作品中确有不少地方是雷同的。
权延赤的律师张赤军说：就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言行的作品而言，雷同是难免的，因为历史不能随意粉饰修改。
站在阎涛一方的同志说：由于阎涛的作品发表在前，权延赤的作品难免抄袭之嫌。
律师张赤军说：权延赤在创作过程中翻阅了大量作品和史料，并不一定是引用阎涛的。
阎涛说：权延赤抄袭的字数多达三十一万字。
权延赤反驳说：你的《东行漫记》总共才二十万字，抄袭字数怎么会比你的书的总字数还多？
阎涛方面说：权延赤把《东行漫记》中有关历史记录中的一些笔误也抄袭了。
权延赤方面说：那毕竟是史实的笔误。在作品的思路、情节和语言这些别具匠心的创作上，才能判断是否存在抄袭问题。
这场法庭论战将是一场“证据仗”。
而双方都认为自己手握着大量证据。
这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场官司又突然横生枝蔓。已逝毛泽东卫士阎长林的家属要求加入诉讼。她诉阎涛的《东行漫记》本身也是抄袭作品，抄袭了阎长林的《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指责别人抄袭的阎涛也被指责为抄袭者。
原告忽然间变成了被告。
被告又反戈一击指责原告。
权延赤向自己的律师提出这样的陈述：他作品中的部分史实直接取自于《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引用时作了一定修改；而阎涛则是在稍作修饰下对《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照搬照抄”。他是在阎长林同意之后才使用其作品的部分内容，而阎涛没有征得阎长林同意。
阎涛则否认抄袭了阎长林的作品。
是非曲直尚待法庭作出公断。广大读者则站在一旁，静观这场轩然大波。
普通的人们关心的并不是当事双方的谁胜谁负，而是法律对抄袭行为到底会作出怎样的裁决。无论这官司最后怎样结局，都无法从人们心头抹去这样的印象：现在的抄袭问题实在太严重了。也无法改变人们这样的疑问：现在的文坛果真是你抄我，我抄你，你抄他，互不尊重，互相侵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吗？
强者与弱者（1）
· 《我的前半生》：李文达与皇帝争权利 · 教授与学子的不公平交换 · 大学校园风波：老师，你不该…… ·《中华神圣图》与《群仙祝寿图》：大画家与小画家 · 《太阳部落》：弱女子状告舞剧大师 · 《径阳之战》：犯人也有著作权吗？
李文达要与皇帝争权利！
如果末代皇帝溥仪还活着的话，李文达也许会当面向他发问：溥仪，你自己说说，《我的前半生》到底是谁写的？我为它花费了多少心血？著作权该不该有我的一份？
如果溥仪还活着，也许会爽快地回答：是的，有你的一份。也许他不会这么爽快，尽管他把稿酬分给李文达一半，在实际上承认了李文达是个不署名的作者；尽管他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亲手赋诗相赠。这诗写道：“四载精勤如一日，挥毫助我书完成。” 这里的“精勤”一定是指文达的精勤，但又明明白白地写着：“助我完成” “我”才是书的作者，而你李文达不过是帮助我的一位助手罢了。
好在他已不再称自己为“联”。如果依旧是万人之上的皇帝，李文达敢争这个权利吗。
即使在十年前，李文达大概也不敢争什么著作权，尽管溥仪已不是皇帝，但忽视作者权利、剥夺作者个人权利的社会影响还在。
但现在，他头脑中的权利意识觉醒了。他懂了，作为一个人，一个直接创作了智力成果的人，有法律赋予自己的一份权利。
他只好与皇帝的###李淑贤来争。
这场争论持续了七八年，仍在继续。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群众，都关注着争论的结果。香港人、外国人也等待着它的结果。
争端最初就是外国人引起的。
意大利的罗马想象影业公司要将《我的前半生》改编成电影。中国方面在合同上签字的是出版社。意方从合同上发现了问题：怎么没有作者的授权呢？没有作者个人的授权，合同等于一张废纸。著作权是作者个人的权利，改编、转让都只能由作者授权。在这里，作者个人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于是，出版社叫来了李文达。李文达以作者的名义在授权书上签了字。
李文达到底有没有权利签这字？这成了此后旷日持久的争论的一个爆发点。
李文达也许根本没有想到会惹起麻烦。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书的当然的作者。
早在1964年群众出版社关于《我的前半生》稿酬支付意见中，就明确指出作者是两个：一个是溥仪，一个是李文达。溥仪是署名作者，李文达是不署名的作者，稿费一人一半。
李文达的作者资格，其根据还在于，他不是以编辑身份帮助溥仪整理成书的，而是以合作者的身份与溥仪共同研究，舍弃了溥杰先生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代写的那本自我检查性质的《我的前半生》原有骨架，另起炉灶创作的。
李文达和溥仪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溥仪虽向他叙述了自己的全部经历，但不详细，也不具体，而且有些事根本就说不清楚。为了搜集素材，李文达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和知情者，并去了长春、沈阳和抚顺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他执笔苦干几年，三易其稿，终于在1963年完成四十二万字的《我的前半生》。
我们是否应当把李文达视为作者呢？
如果说他不是，我们怎样看待他长达四年的深入采访和辛勤创作呢？
群众出版社说：李文达是作者。
溥杰先生也说：李文达是作者。
但李淑贤说：李文达不是作者。唯一的作者是溥仪本人。唯一的继承人是她自己。
因此，当群众出版社和李文达授权意大利罗马想象影业公司将《我的前半生》改编成电影之后没多久，李淑贤又以著作权继承人的名义，将再版、翻译成其他各国文字及电影、电视的拍摄权卖给了香港导演李翰祥。
香港和意大利也展开了争论：到底谁得到的授权是有效的授权？
1985年11月14日．国家版权局对这场纠纷作出裁决：事实和大量的其他有关材料证明此书是溥仪和李文达合作创作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作者与编辑的关系，而是合作作者的关系。著作权应归溥仪与李文达共有。
应当说，这样一种裁决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它摒弃了传统的等级观念和其它陈腐观念，正视了现实，正视了真正创作者的存在，体现了著作权保护中的根本内容。
强者与弱者（2）
但是，李淑贤拒不执行这个裁决。她多次向有关方面写信，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否认李文达是《我的前半生》的作者之一。
随着《末代皇帝》电视剧、电影的播放和引起的轰动，这场版权纠纷又一次掀起轩然大波。
看来只能由法庭作出判决。
官司终于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