瘢贫顺て诨箍罴苹�
当然，银行家们的努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制约。他们的力量也远远不足以实现他们的目标。短短几年之后，银行家就不得不放松了对政府改革的要求。
但商人们依然想要实现国家政治结构的彻底改革。1922年3月，商业公团联合会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国是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把商人们召集起来，研讨如何使国家重新回到辛亥革命不久后的那种共和国状态。为此，会议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包括：确定政治体制，保证全国统一，解散多余的军队，整理财政，等等。可是，会议实际的结果并不如人意。商人们最终仅仅提出了几个宪法草案。随着几个月后曹锟成为总统，恢复宪法合法性的努力即宣告终止。国家政权依然虚弱不堪。商人们希望的那种良好法律秩序依然如水中月那样可望而不可即。 。。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8）
上海商人由于实力突出，并且紧邻租界，在自治方面走得更远。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宣布独立。以往的类似行动往往意味着国家*和地方割据。但这次上海商人独立，并不以领土占领和军事实力为基础。商人们所做的，仅仅是宣布与信誉扫地、无法信赖的中央政府决裂。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民治委员会，以此来实现地方上的*和自治，并进而实现理想的公共秩序。
许多人对上海商人的独立表示嘲笑。他们认为商人们太天真了。“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热情……根本已错。”确实，商人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们的独立甚至没有被政治势力认真对待。不待军阀们有所动作，商人们的自治组织就流变为目标有限的联合会，仅仅满足于减少军阀战争的危害。
种种的建立自由主义体制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持久的效果。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商人们的努力方式。他们的做法往往是谈判、协商和妥协，公开发布文告，通过各种宣言，这些方式的确符合自由主义的本意，也是自由主义本身发展的表现，但在1920年代的中国，这种方式确实有理由被人讽为“与虎谋皮”。但那些采用更激烈方式的人又怎么样呢？也许，在短时间内，他们取得了商人们无法企及的政治成功，但从长远看来，他们并不成功。他们无非是把中国固有的治乱循环再次重复而已。
相反，倒是商人们遭到挫折的努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总有一天，人们会再一次面对1920年代的商人们曾经面临的问题。当他们寻找答案时，当初那些商人们的选择就有着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包括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
商人们提供的最大教训可能是，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自由社会建立的基础条件。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和基本稳定的社会中，实现自由、自治和政治权力的分享可能格外困难。在市民社会建立的过程中，一个稳定有效的国家政权可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虽然国家的作用不可替代，但国家也往往会成为实现自由的最大阻碍力量。也许可以说，在不自由的基础上建立自由社会，人们注定就要面对这种两难局面。身处两难局面的人们会找到出路吗？没有现成的答案。一切取决于人们的努力和耐心。
纱厂危机
在工业化的社会里，农业虽然不占据主要的产值，但由于生产的是基础消费品和工业原料，所以，农业仍然处于社会的基础支撑地位。农业的落后，不仅造成农民收入低，还将极大地妨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从1922年10月开始，中国国内市场，纺织业的原材料——棉花开始涨价。到1924年6月，棉花价格上涨了73％，从每担两白银上涨到49两。棉价上涨大幅增加了纱厂的生产成本。大部分纱厂从1923年起开始亏损。不堪重负之下，不少纱厂不得不减少产量。超过三分之一的生产能力被闲置。上海25％…30％的纱厂干脆歇业。一些纱厂被外资企业吞并。一时间，危机笼罩着整个中国纺织业。这就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著名的纱厂危机。
棉花为什么会涨价呢？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是因为棉花出口太多，尤其是对日本出口太多。舆论界呼吁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限制棉花出口，以降低国内市场棉花的价格，确保中国纱厂的原料供应。。 最好的txt下载网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9）
确实，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出口棉花都销往了日本。1923年，中国一共出口原棉万担，其中有万担被日本人买走了。看起来，大量出口日本的确是棉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不过，换个角度看，结论恐怕又有所不同。中国出口原棉只占当时全国原棉总产量的10％…13％，也就是说，虽然日本人占了很高的出口比例，但大部分棉花还是留在了中国国内。
从日本人的角度看，从中国进口的棉花只占其总进口量的5％…10％，其他棉花主要来自于美国和印度。所以，在棉花上涨的原因里，日本人的因素固然存在，但并不是最主要的。棉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毕竟日本人在中国大量收购棉花，这是明明白白摆在所有人眼前的事实。而且，日本的纺织企业往往采取集体行动，他们拥有较充裕的资金，在争抢原棉方面比中国企业更有优势。中国产业界对此自然非常紧张，认为日本人必定有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
商人们开始向政府上书，要求禁止棉花出口。1922年底，经过华商纱厂的倡议，中国政府批准了禁止原棉出口的禁运令。不过，这个禁令注定作用有限，许多日本纱厂已经在中国开设工厂。他们采购原棉的行为并不会受到出口禁令的影响。
尽管出口禁令的作用有限，但它还是遭到了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对。这种对贸易的限制明显违反了许多中外之间的国际条约。各国在北京的外交官们纷纷出动，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国际条约不能不遵守，中国政府不得不在1923年5月废除了禁运令。棉花出口禁运令仅仅在1923年的春天发挥了作用。
其实，中国的纱厂主们心里也明白，禁运令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面临的危机。他们只是把这个办法当作“暂时的补救办法”。纱厂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农业，在许多方面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工商业的需要。而这种工农业之间的不平衡解决起来非常困难。工业的发展始终受到农业收成前景的严格限制。
当时的中国农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产量不高，受天气等自然因素制约大，除了农业人口自用以外，剩余不多。这样一来，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农业能够提供给工业的基础产品就会不足。当时快速发展的中国轻工业，比如纺织业，在原料方面对农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原料以外，中国社会还需要通过出口农产品换取资金，购买外国的工业机器设备，提高工业化水平。
在工业化的早期，农业对工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实际上，这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都经历过的历史阶段。要想成功实现工业化，整个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工业是不可能在落后农业的基础上一枝独秀的。
1919年，农业大丰收，为当年的工商业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持。可是，从1921年开始，许多地方先后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这时，中国农业技术落后、产量低导致的弹性缺乏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农民当然要首先保证吃饱，然后才能考虑挣更多的钱。于是，农民纷纷放弃了棉花等商业作物的种植，改种粮食。棉花产量大幅下降。即使1923年以后棉价大幅上涨，棉花种植的不景气状况也没有改变。这一时期主要增长的是粮食产量。直到1927年，棉花的种植面积都没有恢复到1919年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依赖棉花生产的纺织业自然难逃一场危机。。 最好的txt下载网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0）
当时的一些批评家指责中国农民的懒惰和无知。他们认为，中国农民不愿意接受更现代化、更灵活的市场信号，不愿意主动融入工业化体系中去，只愿意固守传统的耕作方式，不寻求任何变革。这种指责显然过于简单化了。一个明显的反例足以推翻这种指责。1919年至1923年间，山西这个远离沿海纺织工业中心的地方，棉花种植面积一直在稳步增长。原来，山西产出的棉花，在市场中一向有很高的声誉——产量高、洁白度高。这种优质高产的声誉显然赋予了山西棉农更有利的市场地位，有助于山西棉农获取更高的收益。这足以抵消自然灾害带来的对粮食作物的强烈需求。相反，在离纺织工业中心天津近得多的河北等地，棉花的种植面积却因为自然灾害明显减少。更多的耕地转而栽种粮食。
中国农民在种植方面的保守态度，实际上是他们面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存危机的正常反应。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反应是无可指责的。真正的问题不是怎样改变所谓农民的“懒惰和无知”，而是怎样降低中国农业生产工业原料时面临的风险，并尽可能优化农民在市场中的处境。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农业技术的革新和普及。
当时的中国农业，由于技术落后和承载人口众多，很难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化经营。分散的小块耕地必然优先用来满足耕作者所需粮食作物的生产。在这种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民才会考虑生产那些可用于工业原料的商业作物。这种低弹性的农业生产结构显然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中国工业。如果风调雨顺，这种矛盾还不突出，一旦发生大一些的自然灾害，农业对工业的支持能力就会大幅衰减。1923年前后的纱厂危机就是一个例证。
造成纱厂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国内纱厂的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同样面对原材料大幅涨价的情况，英国和日本纱厂所受到的影响就要小得多。许多外资纱厂不但没有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