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摺薄�
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历史中，类似这种官僚草率决策，甚至胡乱决策的事情层出不穷。“学费”一直在交，却总不见“学生”学成毕业。在洋务运动的历史中，找不到一个官员经过“公费学习”，从外行转变为内行的例子。但即使如此，清政府也一直坚持官办企业的原则，拒绝把企业交给市场中的企业家。结果，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可说始终未上正轨，没有形成真正强大、先进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
除了瞎指挥以外，贪污浪费、任人唯亲也是洋务企业无法解决的弊端。当时人说：“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称洋务企业对于官员，“正如肥肉自天而降，虫蚁聚食，不尽不止。”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这种种弊端之下，洋务企业虽然看上去规模庞大，但企业质量非常低下，产品难以满足军工或者民用的需要。不过，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恶果并不明显。当时的中国市场基本还对外封闭，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市场要受到种种限制。这是一个垄断专营的时代。在强势领袖李鸿章的大力保护和享有垄断经营权的条件下，洋务企业得以维持其表面的正常状态。
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洋务企业的军工产品不能满足军事需要的现实。清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洋务运动的信心大减。但这不是洋务运动终结的真正原因。真正终结洋务运动的是随后的市场开放。
《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屈辱的对外条约之一，诸多条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是，其中也有一条，虽然目的是为了扩张日本的利益，却在客观上使中国市场实现了对外开放。条约第六款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由于清政府和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都有最惠国条款，对某国的条款自动对其他国家生效。这样，对日本人开放市场也就等于对所有外国人开放了市场。因此，这个条约实际上为外国资本打开了通往中国之路。开放市场宣告了垄断专营和保护主义时代的终结，为那些官办、半官办的低效、*、管理落后的洋务企业打响了下课铃。
1895年开始，外资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每年增速达到10％，各国资本纷纷涌入中国市场。以往英国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1895年，上海仅有4家外资纱厂，到1910年，已增加到了13家。垄断时期属于不合法创办的大企业，如上海自来水公司、公共租界的电力公司，现在都有了合法的身份，开始大力扩充资本和增加产量。
中国本土企业家也得到了自由进入市场的机会。他们先是推动洋务企业的私有化转型，用各种办法从官员手中接管了这些企业，把这些国有企业转为私营。1901年，清政府的新政改革进一步帮助了本土企业家，他们发展的速度更快了。1895年到1911年，仅上海一地，就有66家中资企业先后创办。20世纪初，上海的27家缫丝厂中，有24家为中资。
当中外企业家进入市场以后，洋务派的国有企业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洋务运动终于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无可挽回地宣告终结。 。 想看书来
古代中国（12）
所有的国企，都只有在这种或那种垄断条件下才能生存。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为有垄断存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国企还会发展很快、规模很大。但无论多快的发展速度、多大的规模，国企背后的垄断条件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一旦垄断条件被打破，一旦和私营公司在平等条件下竞争，国企无一例外地会败下阵来。洋务运动就是验证这个规律的例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的终结是一件好事。在官方主导现代化进程三十多年以后，私营力量又一次了主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从此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更重要的是，这次恢复不是简单地回到了中国的历史传统——政府不与民争利，还多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对外开放。因此，私营力量主导经济发展的局面，其基础要稳定坚实得多。正是由于这种稳定性，在政府力量卷土重来再次控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前，中国私营工商业得到了几十年相对自由的发展时间。
遗憾的是，洋务运动虽然终结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却挥之不去，始终潜伏在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一旦执政者感到他们有能力主导经济向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时，官僚资本主义模式就会再次出现。1895年以后的清政府，失去了对社会的主导能力。他们只能知难而退，不再奢望更多。他们的退让使民间私营力量有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和时间。
但国家的力量终会不断增长，国家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欲望并没有得到制度的有效遏制，于是，在以后的岁月中，国家资本主义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某些时期甚至发展到全面极权的程度。在中国，怎样从法律上、从制度上为那种以企业家、私营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确立可靠的保障，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纳税人会议
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很有名气，不少著名的人物和事件都与之有关。但法租界巡捕房当初成立的过程颇为曲折。这个曲折的过程为人们展示了某些政治哲学核心观念的现实图景。
1857年3月11日，上海的法国领事馆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当时在上海法租界租有地产的十三个租地人中的六个，以及法国领事爱棠。会议的议题是有关法租界市政管理的一些事务，其中重要的一项是要不要办巡捕房。
1842年上海开埠以后，外国人开始来到上海居住和经商。由于实力原因，英国人在上海占据了优势地位。但法国人并不甘落后。在英国人建立了租界以后，法国人与清政府达成协议，建起了法租界。
租界位于当时的上海县城以外，基本上都是人烟稀少的地方。起初，来到租界定居生活的外国人很少，租界的建设进展很慢。后来，太平天国战争波及到了上海地区。战争的结果是，上海县城以外的地区几乎都被夷为了平地。战事平息以后，由于土地成了空白状态，来这里租地定居的外国人开始多起来了。
和英租界的自治制度不同，在法租界，法国驻上海领事的作用很大。他几乎成为法租界各项事务的最高领导者。在他的主导下，法租界的市政建设逐步展开。首先由驻上海的法国海军士兵沿黄浦江修了一条道路。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外滩的一部分。随后，其他的一些道路也开始兴建。街道上还装了当时很先进的煤油路灯。
古代中国（13）
这一时期，市政建设的费用由法租界内的租地人以自愿捐助的形式支付。这种筹款形式虽然在初期满足了市政建设的所需，但为未来的财政紧张摆下了伏笔。
随着租界的发展，辖区内的治安逐渐成为一个问题。为了躲避太平天国的战乱，许多来自内地和南方的逃难者涌入租界。各种治安事件时有发生。按照条约规定，租界仍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仍然保有在租界地区的主权。这个规定在确保中国主权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应该承担维护租界安全和秩序的任务。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把维持租界的治安和秩序看作是自己的法定职责。他们对此并不关心。于是，租界的外国人自己承担起了维持治安的任务。这种局面持续的结果就是中国政府最终在事实上失去了租界地区的主权。
为了维持租界的秩序，保护租地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1856年，法国领事爱棠设立了一个“巡捕房”，用来执行警察的职能。巡捕房招聘了几个欧洲人，在法租界巡逻。由于租地人自愿捐助的费用中并没有这一项。因此，巡捕房所需的费用只好主要由爱棠垫付。
时间一长，爱棠就感到无力承担这种费用。他需要召开租地人商议，讨论一下怎样解决市政建设和巡捕房的各项费用。于是，就召开了本文开头的租地人会议。
在会议上，爱棠报告了他为市政建设和巡捕房垫付的资金数目和开支清单，要求租地人把这笔钱还给领事馆。对于市政建设的费用，租地人没有意见，愿意偿还。但是，在巡捕房的费用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一个租地人说，巡捕房没什么用处。租地人自己都有看夜人，而且已经支付了费用。另一个人补充说，他自己已经雇用了三个人看守自己的产业，因此根本不需要额外的保护。第三个人则说，他的地产周围都有围墙，既不需要自己雇用看守，更不需要什么巡捕房。
结论是，巡捕房是多余的，即没有什么用处，又费用昂贵。大家对之没有什么兴趣。不过，领事馆先行垫付的资金的确应该被偿还。有人提出，那些在租界内拥有仓库和洋行的人才是从安全保护中得到利益的人，因此，应该由他们来分摊这笔费用。至于一般的住宅，不应该承担这方面的费用。
经过讨论，最终租地人达成一致意见，由所有在租界内拥有房地产的人分摊领事馆先期垫付的费用。至于巡捕房，目前并不需要，所以也没必要继续维持。如果以后有人感到需要，另行商议。对于市政建设，大家倒是意见一致，同意成立道路管理委员会。同时，会议确认，修建道路的费用以后均由租界内全体租地人按产业价值纳税支付。
由于形成了上述决议，这次租地人会议实际上就是一次租界纳税人会议。会议的决议就是纳税人和政府之间就公共开支和税收达成的协议，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宪法。根据这个基于各方自愿的协议，从此以后，租地人开始承担税收的义务，而公共开支的种类和数额也被正式规定下来。
会议结束以后，由于没有得到纳税人的同意，领事爱棠只得有些沮丧地解散了他一手创立的巡捕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