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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身材一般，在小腹上还有一道手术留下的伤痕。我问：“怎么回事？”
“小时候得过阑尾炎，动了手术。”
按照日本的规矩，在这个时候，女方要给男方清洗身体。她也照样做了，但手法明显不够熟练。就在这时，我的心里充满了焦虑和懊恼。满脑子想的是也许久美子正陪着儿子在看电视，或者在听音乐吧。我们家的窗户朝向繁华的都市，夜里总是可以远远地望见歌舞伎町的霓虹。不知道儿子会不会攀在窗前，张望我的这个方向？！
她擦干了身体，躺到我身边，静静地没说话。我用遥控器打开电视，卫星台正在放一部好莱坞电影……
我伸出胳膊把她搂在怀里：“算了，今天我不做了。”
“那……一会你和我回去，我看老板娘也认识你，让她把钱还给你。”
“不用了。”我笑了一声，“我既然带你出来了。”但是，她的态度给了我很强烈的好感。
“谢谢。”她说，“你是我的第一个中国人客人。”
“是么？你每天都来这里上班？”
“差不多。但不是每个晚上都会陪客人出来。我不大会说话，日语又不好。”
“说实话，我一见到你就觉得你是个学生，怎么会做这行呢？”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提出了这个容易伤人的问题。
她沉默了片刻，一字一顿地说：“为了赚钱。”
我隐约觉得她的内心里有什么不愿说出的话，或许她是身不由己，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我不想更加触动她的痛处，就装作无意地岔开话题：“以前没有中国人要带你出来么？”
她想了想：“有一次。我没敢去。”
“为什么？”
“他的样子很凶，我有些怕。店里的小姐说一些客人很变态，叫我要小心。”
“怎么变态？”
“有的客人好像吃了什么药来的，还有人说福建的客人很粗鲁，脾气不好，小姐不照要求做就挨骂。”
“没办法。要是你玩命坐着船偷渡上岸，然后又整天提心吊胆害怕被警察抓住，时间长了肯定会变态的。”我给她讲了个真实的故事。福建来的偷渡客其实主要就是福清、长乐等县的人，那几个地方因为有亲友出来，寄回去大量的钱，所以几乎是整个村子的人都想着到这边来淘金。为了这个梦想，他们不惜借上几十万元人民币，也不惜在海上颠簸冒险，不远万里来到日本。但这些地方的偷渡客普遍没受过什么教育，有的连自己的中文名字也写不出来。我在语言学校上学时，班级里有个福清的同学，按入学要求应该是受过十二年以上教育的，可是他竟然基本上不识字。有一次他和同学约好见面，说自己“站在什么土银行下面”。同学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见到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头顶是富士银行的招牌。这位老兄不认识“富”字，又把“士”念成了土。
第十二章 真相（3）
女孩听了笑起来。但我表示，文化程度的高低并不能说明一个人品质的好坏。为了赚钱，可以有各种手段，但不论如何，不能总想着欺负人、坑人、害人。
时间过了快一个小时，她开始用手抚摸我。我说：“不必了。就当我找你聊天。”她欠起身：“要不你可以不戴套子。”
我说，“那可不行。”
“你是说会得病？”
“得病也好，怀孕也好，都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你如果不保护好自己，早晚会吃亏的。”
她的神情紧张起来：“那我该怎么办？”
我的脑海中飞速地搜索了一下，说：“你换个店吧。我介绍你去一家不用陪客人出场的店，那里是会员制的俱乐部，只要聊天喝酒就够了。赚的钱也许没有现在这份多，但对你来说比较安全。在这个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安全是最重要的。”
她点了点头：“谢谢你，哥哥。你真像我的哥哥。”她笑了，单纯的笑。
我下了床，找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上那家酒店的电话和名字，递给她：“明天晚上你就去面试吧，和老板娘说是我的朋友。”她接过来放进衣服口袋里：“那我先走了。”
她重新穿好衣服：“你呢？”
“我在这里歇一会儿。”我轻拍了她后背一下，“保重自己，好妹妹。”
“谢谢你。”她又朝我一笑。
等她走后，我给楼下的管理室打了个电话，把房间原定的两小时休息改成过夜。然后又给久美子打电话，告诉她我今晚不回家。我躺在床上，望着屋顶的壁纸，在这个八年前就熟稔了的屋子里回顾自己的历程。我知道我很累，精神很累。
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要戴上面具真累，日子久了，我甚至都忘记了原来的自己。久美子对我的疏忽也让我越来越感到失落，而我却没有办法改变她，因为我觉得我抢不走她对儿子的那份母爱。同时，我的潜意识里出现了愈发浓重的不安。方才我给那女孩子讲的“安全第一”的原则，其实也是告诫我自己的。在歌舞伎町，中国偷渡客、韩国皮条客对我缺乏友善态度、甚至怀有敌意的人日渐增多。为了守住我多年汗水换来的“地盘”，我每时每刻都不敢松一口气。我的靠山，铃木最近好像也慢慢失去了他的能力。有时，当我向他提出需要帮助时，却被他以繁忙为借口推脱。歌舞伎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搅乱了他往日的宁静，也冲淡了他的威风。铃木在那些外国“同道”面前常常无所适从，这也难怪，一般的日本黑社会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韩国的“道上兄弟”心肠更狠，他们可以一言不和就演变成要人性命的决斗。但是，钱依旧不能少了铃木的。一到他缺钱的时候，就会冒出来，到我的面前或主动打电话给我，找出种种理由，索要去一两万日元。
这样下去可不行！我现在能让自己生存下去的“事业”也许终有一天会被别人占领的。而我一旦失去了这块赖以生存的“地盘”，那我就会被彻底打败，走投无路。我终于明白，即使我前一段不自知，但不安全感却一直悄悄盘踞于脑中。
次日晚上，我接到了北京女孩的电话。她说已经去过那家酒店，老板娘同意她留下来。她再次向我道谢，我说不客气。她最后说了一句：“我看你也有挺多心事，你也要多保重。”
有很多人善于开导别人，但对自己的类似困难却手足无措。现在看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为了逃避那股潜意识中的不安，我竟然陷入到赌博的漩涡当中去了。
我开始频繁地踏进中央大街上的一家扒金库赌博店。来日本八年，我没进去过几次，尽管当初范勇他们多次拉我入伙，也教会了我基本的操作方法，我却从来都没有对那玩意儿感兴趣过。但现在则不然。我把那里当做了一个缓解精神压力的所在，渐渐地一发而不可收拾。那里的机器嘈杂声如同工厂的大厅，但是它确实吸引了无数心灵上空虚、忧虑、烦恼的男男女女，我在电视上看到还有年轻的母亲为了去赌博，导致自己的婴儿被活活闷死。
对于范勇那批人来说，扒金库如同提款机；可是对于一般的赌博者，扒金库是个吸钱机器。当时我虽然预感到自己是在送钱，但我自以为自己的收入仍然保持在高峰状态，所以，便不吝惜地挥霍在赌博游戏中。
第一天输五六万日元，很快上涨到一天十几万、二十万日元，运气差的时候，多少钱也是一会儿就输光了。当然，一天赢上几十万的情况也有，我的最好记录是有一天始终福星高照，赢了二十七万日元。但总的结果算下来，自然还是输的金额要多得多。手上的钱输完了，我又开始用久美子和儿子户头上的钱。结果，从1996年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在扒金库赌博店里共输掉了总额超过两千多万日元的巨款，那就相当于一辆豪华的奔驰600。如今反省，我简直太糊涂了，可人性就是有这样的弱点。还好，在那期间，我每个月交给妻子的七八十万日元的生活费从来没有少过，这是唯一令我感到安慰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也绝不能让妻子和儿子为生计发愁。当然，妻子和儿子的存在，从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我继续堕落。
第十二章 真相（4）
就在我终于决定不再继续去赌下去之前，在那家扒金库赌场，我认识了上海人托尼。
他在那家赌场里当店员。本来由于使用假卡的中国人犯罪猖獗，好多扒金库赌场都在门前贴上了“中国人禁止入内”的告示。但随着机器性能和防范设备的更新，原来很容易的作弊变得越来越难，随着东京等大城市的中国犯罪团伙急剧减少，扒金库赌场对中国人的戒备就不那么严重了。更主要的是，在新宿附近，从事色情、餐饮等行业的中国人人数大增，钱来得容易，好多人又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于是，歌舞伎町的多家扒金库赌场不但撤去了拒绝中国人入内的拒绝招牌，反倒雇用了一些中国人做服务员，以便照顾那些有钱但日语不流畅的中国顾客。托尼就是其中之一。
托尼是上海人，从外表上看，是那种江南风格的敦厚而文静的男人。至于他为什么叫托尼，据说是因为他长得有点像香港演员梁朝伟。他的日本同事中，有个家伙是香港电影的狂热影迷，是他发现了这点。托尼本来的中文名字用日语读起来很拗口，那个影迷就用梁朝伟的英文名字托尼来称呼他。时间久了，大家都这么称呼他，托尼就成了他的新名字。我留意过他，发现他留起唇上的胡子，真的有点像梁朝伟，神色温和，令人感到亲切。和他说过几次话之后，我又知道他和我同龄，便觉得更加投缘。
有一天，我像往常那样正陶醉在游戏当中，托尼过来更换我面前的烟灰缸。他突然附在我耳旁轻声说：
“挣钱不容易，省着点花吧！在外国没钱花的日子可不是滋味。你继续这样下去，很容易走向犯罪的。”
托尼和我一样，是1988年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