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这个集团是他于1930年推行“立三路线”时带头成立的，其目的是“破坏和消灭中国革命力量”。李立三听后大为震怒，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诋毁和诬蔑是他绝不能容忍的。李立三坚贞不屈，决心斗争到底，他坚决要求写信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查员开始不肯，李立三就声称他的案件至关重要，许多情况只能反映给苏共及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才能澄清是非，迫使审查员不得不同意他的请求。李立三抓紧机会，把自己的冤案写信上告斯大林。他的信，斯大林究竟看到了没有，不得而知，但李立三利用这种迷惑战术，拖延时间，不断写信上告，以引起各方领导人的注意，这样做确实达到了目的。李立三自己说，他当时最担心的是把他当做一般犯人草率处理，拉去枪决。他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写信，审查组就不敢轻易对他动手了，并于1939年1月不得不将此案转交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于当年5月正式开庭审判。李立三经过认真准备，在法庭上进行了自我辩护，对起诉书中所罗列的罪状一条一条地予以了义正严词的反驳。他郑重声明，中###史不容歪曲，所谓“华人反革命集团”完全是杜撰出来的，他自己绝不是托派，更不是“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进而控诉了一些人采用非法手段进行逼、供、信，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李立三有力的自我辩护引起了法官的重视，法庭经研究决议，对李立三的控告因证据不足，予以驳回，待进一步审查后再议。
铁窗苦斗：李立三在狱中纪实（2）
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李立三的案件从此有了转机，原负责人沃尔夫松被调走，不久被撤职判刑。新来的审查员态度比较认真，详细地研究了李立三的资料，不再追究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是对具体的事情，如公文包的丢失、1936年的译文问题等等进行了实事求是地调查。李立三看到了一线曙光，但仍然受到监禁。监狱里的日子很难熬，李立三后来常说：“坐敌人的牢房容易，坐自己的牢房难。”既要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清醒的头脑来反抗提审时的暴虐、欺诈，又要机智灵活地对付牢房内各式各样的考验。
有一段时间，李立三被关在与世隔绝的单牢里，突然又押进来一个犯人。此人愤愤不平地向李立三诉苦，大骂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制度。这种反常的表现引起了李立三的警觉，他马上严厉斥责道：“住口！不许谩骂苏维埃，不许说共产党的坏话。”这个家伙被弄得很尴尬，第二天被带走时，和李立三握手，悄悄地说了一声：“你真是个好同志！”李立三心里豁然一亮：这果然是一次考验。
另有一次，李立三被调到大牢房里，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这也是内务部惯用的伎俩：利用刑事犯去整治###，以摧残其意志和身心健康。李立三很快发现同牢里有一个“大块头”，满脸横肉，敞胸露怀，炫耀着自己的文身。刑事犯们毕恭毕敬地侍候着他，惟命是听，狱外还常有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把一筐一筐的水果给他送进牢里，再由他分给小喽啰们吃。李立三马上判断出，这肯定是黑社会的头目，他想起在安源、上海等地和青帮打交道的经验，便采取巧妙的办法，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大无畏的表现和称兄道弟的攻心战术，很快就把这个头头争取了过来，保护了自己，避免了来自刑事犯的欺压和虐待。
远离祖国，身陷囹圄，有冤难申，李立三的心情可想而知。每当看守所发放生活补助费、站在门口念名单时，受到家人关照的难友们一个一个脸上挂上笑容，李立三就更加感到形单影只的忧愁，以为自己不会有这样的福分了。未料，在坐牢半年多之后，有一次他模模糊糊地听到喊自己的名字，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仍坐着不动，直到看守不耐烦地又喊了一声：“李明！”他才起身走到门口。难友们看见一个外国人居然拿到家人送来的钱款，个个惊异万分。李立三领会到这是夫人李莎的心意，激动得热泪盈眶，性格刚强的他此时刷刷地掉泪也不怕别人笑话。
从此，李立三每月拿到50卢布，可以改善生活了。原来狱中吃的只有黑面包和稀粥，根本没有蔬菜，严重影响了囚犯的身体健康。现在李立三在狱内小卖部经常买一些胡萝卜和洋葱生吃，解决了维生素缺乏的问题，又买一些肥皂来洗脸洗澡。他还是个“大烟筒”，现在可以买烟抽了，当然是非常高兴的。但最使他高兴的不是香烟，也不是蔬菜，而是精神上的支持。有人思念，有人关心，他就更有信心坚持斗争、生存下去。此情此景，他出狱后经常给李莎讲述，回国以后见到刘少奇、陈云等也都讲过。李莎和李立三两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在患难中磨炼得更加亲密深厚了。
李立三走出冤狱，真可谓死里逃生。一方面，这是他在狱中坚持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周恩来、王稼祥两位同志为他交涉、作证。1939年7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医治臂伤，这才知道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逮捕的消息，他当即向苏联有关部门进行交涉：“你们这里关了一位叫李立三的同志？”他们查了名册后回答：“有这样一个人。是根据你们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建议逮捕的。”周恩来气愤地说：“那是一桩冤案。李立三是有错误，那是事实，但说他是托派、坏人，这纯粹是诬陷。”共产国际档案材料写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开会研究李立三问题的时候，周恩来出席，肯定了李立三入党以来为党所做的有益工作，并表态说：他和李立三长期共事，可以证明李立三和托派及党内叛徒从来没有什么勾结或私人往来，也从来没有纠集反党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这样的证词在当时的分量真是字字千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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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窗苦斗：李立三在狱中纪实（3）
1939年11月4日，苏联内务部向李立三正式宣布了审查结论。结论中说：“鉴于李立三在法庭上否定了原有控告，法庭决定进一步审理此案。现经调查证明，原李立三案件的审查办法是错误的，对李立三的控告纯属沃尔夫松（注：审判员）等人的杜撰诬陷。李立三对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历来直言不讳，并已多次作过检查。现决定结束对李立三的审查，立即释放。”
宣读后，审查员告诉李立三，周恩来现在莫斯科，问他愿不愿意同他见面。李立三当时虽然尚不了解周恩来在共产国际为他作证的事，但他马上想到，这个问题不是随便提出来的，此次他无罪释放肯定与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活动有关。他当然很想见见周恩来，但又考虑到当时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担心这样匆匆见面会给周恩来带来麻烦，便婉言回绝说：“我的问题还需共产国际作出最后结论，在此之前我与周恩来同志见面恐怕是不大合适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李立三做人的原则立场：他从来不愿意连累别的同志，又坚信真金不怕火炼，真理一定会胜利的。
从后来公开的材料可以看出，李立三不愧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39年10月26日，他在莫斯科监狱中还写道：“使我非常痛心的是，我于1930年犯下极为严重的错误，给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尤其是在立三路线登峰造极的时候，我被莫须有的成绩冲昏了头脑，曾以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为由，居然把对中国革命的忠诚与对共产国际指示的忠诚对立起来。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把我召到莫斯科来，才截断了我这条危险的道路。此时，我把自己错误的路线已推向彻底破产，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服从共产国际指令，来到莫斯科。这样一来，共产国际挽救了我，使我不至于继续动摇、背离国际路线、最后彻底堕落。感谢共产国际领导开会无情批判了立三路线，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
从档案材料中看出临出狱前，李立三再次向共产国际写出了检讨，他说：“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了许多错误的指示，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想起这些（牺牲的）同志、想起给党造成的不可补救的损失，我简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所犯错误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点：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努力向党、向人民赎罪补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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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李立三写《自述》（1）
李立三虽然出狱，内务部的审查已告结束，但共产国际关于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议尚未撤销。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负责人马尔特维诺夫借机继续诬陷李立三，提供假证，歪曲中###史，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许多革命事件诬蔑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暴动”，把党的六大说成是“布哈林一手操纵的”等等。李立三看到这份假证后，决心继续斗争。回到家里，他一天也没有休息，马上要李莎帮他着手写一份详细材料予以回击。在这份材料里，他用自述的形式，写了家庭、童年和学习情况，国民党军队中的两年，留法两年，萍乡煤矿上的一年半，在湖北区委工作八个月，在上海的工作，1926年的工作，在武汉的工作，南昌起义期间的工作，在广东工作，在六大上，六大后在中央工作的一年半，“立三路线”时期，共十三个部分，通过自己的亲见、亲闻、亲历，对马尔特维诺夫的一派胡言进行了批驳。用事实有力回击了马尔特维诺夫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当时李立三用俄语口授，李莎从文字上斟酌加工、记录整理。他们两人就这样每天合作直到深夜，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准备了长达240多页的材料，李莎最后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由李立三送交共产国际执委会。李立三要求共产国际重新给他作结论，恢复党籍。这份控诉书已经由李英男译成中文本。当时李立三曾愤愤不平地给李莎讲：“如果这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