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约喊谠谌蚍段谒妓鳌�1998年夏天我到约旦，在首都安曼国际大陆旅馆与我的朋友拉米·科雷——一位在约旦颇有名气的专栏作家一起喝咖啡。坐下后我就向他打听有什么新闻，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美国CNN的全球天气预报已经将约旦加进去了。”科雷说的意思是，那些从全球观点考虑问题的公司认为，他们了解安曼的天气预报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对约旦人来说非常重要。还有让约旦人感到自豪的是，来自全球的旅游者和投资者会让他们富裕起来。在我见到拉米的第二天，我正好去以色列，见到了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雅各布·弗伦克尔，他是芝加哥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弗伦克尔也讲述了他们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以前，当我们谈及宏观经济时，我们总先着手调查一下地方市场、地方金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经过深思熟虑，再看看国际上的经济动向。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我们以前要做的是我们自己在做生意，然后到世界上为产品找销路。现在我们的观点改变了，在我们决定生产什么之前，不再问产品销到什么市场上，而是对全球市场进行研究从而制定出方针，然后再决定生产什么。我们整个观念都改变了。”
冷战时期最明显的衡量标准是重量——特别是导弹的投掷数量，全球化时期最明显的衡量标准是速度——商业、旅行、通讯和革新的速度。冷战的公式是爱因斯坦的质能相当性，即E= mc2，全球化的公式是摩尔定律，即计算机芯片的能力将在18…24个月内翻一番，而价格还不到原来的一半。在冷战时期，最经常问的问题是“你站在哪一方？”在全球化时期，最经常问的问题是：“你与谁相连，怎样相连？”在冷战时期，问得第二多的问题是：“你的导弹有多大？”在全球化时期，问得第二多的问题是“你的调制调解器有多快？”冷战时期的主要文件是“协议”，全球化时期的主要文件是“交易”。冷战体系有其自己的风格，据《外交杂志》1961年报道，通常都身着橄榄绿军装的古巴总统菲戴尔·卡斯特罗发表的著名演讲称：“我的有生之年将是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999年1月，卡斯特罗身穿西装出席了在哈瓦那举行的一国际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经济学家乔治·索罗斯和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在冷战时期是最著名的，他们都想用各自的方法驯服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期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是约瑟夫·熊彼特和前因特网芯片启用输出的安迪·格罗夫，他们都主张放开资本主义。熊彼特曾任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他在他的成名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阐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即不断地摧毁陈旧的和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用新的更有效的生产方式代替之。安迪·格罗夫将熊彼特的“只有妄想狂才能生存”的见解，作为他描绘硅谷现实一书中的题目，在许多方面写出全球化时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典型。今天正在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工业转换改革越来越快，格罗夫使这一观念更深入人心。由于
这些新技术的突破，使得陈旧技术立即被淘汰，并马上转换成商品，这个速度快得惊人。因此，只有妄想狂，只有那些不断削尖脑袋四处寻找是谁正在创造摧毁他们的新玩意儿，然后想方设法赶在他们前面一步的人才能生存。那些正采取措施让资本主义尽快摧毁亏损公司，以便资本流动起来从而注入到更革新的公司去的国家，将会在全球化时期繁荣发达起来，那些依靠政府保护以对抗这种创造性破坏的人肯定要落在这个时代的后面。
第一章新体系（5）
《谴责》杂志的经济专栏编辑詹姆斯·苏洛维斯基，为格罗夫的书写了书评，将格罗夫和熊彼特的共同点即全球化经济的本质，简单地归类在一起，下面是一段摘要：“革新代替了传统，现在——或许是将来——代替过去，至于将来会怎样那无关紧要，将来唯一可以存在的就是现在在这儿被打碎了的。这一体系使革新处于一个可怕的境地的同时，也将生存处于同一危险的境地，因为多数人宁愿为未来生活不确定性选择安全的措施……我们再也不能回到将我们圈在一个固定范围内的状况。那正是格罗夫紧随熊彼特和他提出的精华，他们的建议对（今天的）繁荣是非常必要的。”
的确，如果冷战是场体育运动，它就如相扑搏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事务教授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如是说，“两个胖子在圆圈内，做出各种各样姿势，进行繁杂的礼节，不停地摆动双脚，但真正的搏斗非常有限，到比赛结束前的一刹那，失败者被猛推出圆圈，但没有人受伤。”
但与此相反，如果全球化也是场体育运动，它就是100米冲刺，目标则是向前向前再向前。不管你赢了多少次，第二天你还得重跑。但如果你落后1％秒，就如落后一小时一样。只要问问法国跨国公司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1999年，法国修改了劳动法，规定雇员的工作时间在每周法定工作时间内再减少4小时，从39个小时减到35个小时，而工资不能减少。许多法国公司反对此一动议，认为这将影响公司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法国汤姆逊无线电报通讯总公司的人力资源主任亨利·瑟内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我们是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如果我们的生产能力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我们就将失去订货。如果我们被迫实行每周35小时的工作制，那就如让法国田径运动员穿着鸭脚板参加100米比赛，那么他们赢得奖牌的机会就很渺茫了。”
按照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密斯的解释，冷战时的世界，要么是“敌人”要么是“朋友”；与此相对应，在全球化世界，所有的朋友和敌人都变成了“竞争者”。
冷战时期最明显的忧虑，是害怕受到一个你了解得太清楚的、固定不变的敌人的毁灭性打击；而全球化时期最明显的忧虑，是害怕你看不见的敌人快速改变他的战略，通过接触或感觉
——让你觉得在任何时候你的工作、团体和工作地点都被一种隐蔽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所左右，这种力量无处不在而且是稳固的。
冷战时期明显的防御体系是雷达——显示从墙另一边飞来的威胁物；而全球化时期明显的防御体系是X…射线机——检查来自内部的危险品。假如冷战时期最重要的政府官员是那位武器控制的谈判人员，那么在全球化时期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则是谈判贸易协定的官员。
全球化时期也有它自身的人口学统计模式——人们从乡村和农业区快速地向城区迁移，城区生活方式更紧密地与全球的服饰、饮食、市场和娱乐方式连在一起。
平衡支点：“冷战体系”与“全球化体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全球化有其最明显的权力结构方式，它比冷战时期的结构要复杂得多。冷战体系全部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是以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前苏联为中心保持平衡的。与此相反，全球化体系是建立在三个平衡支点上的，这三个支点相互重叠又相互影响。
第一个平衡支点是传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平衡。在全球化体系中，美国现在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超级大国，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是从属于它。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仍然是该体系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它仍然可以解释你在报纸头版上读到的许多新闻，是在中东遏制伊拉克呢，还是北约在中欧反对俄罗斯的东扩呢？
第二个平衡支点是民族国家与全球市场的平衡。这些全球市场是由数百万个投资者组成的，他们用鼠标在全球范围内调动资金，我称他们为“电子族”，这些人聚集在全球金融中心，如华尔街、香港、伦敦和法兰克福，我称这些地方为“超级市场”。“电子族”和“超级市场”的态度与行动对今天的民族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达到引发政府垮台的程度。有时你可能读不懂今天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摇摇欲坠、俄罗斯内部起火、美国的货币政策出台经过的故事，除非分析问题时将“电子族”和“超级市场”的因素考虑进去。因为美国可以投掷炸弹将你摧毁，“超级市场”能通过将你的证券降级把你打倒。美国是全球赌博游戏中的主要玩家，但并非唯一能对赌博游戏施加影响的庄家。今天的全球赌博游戏在很大程度上像灵应牌（上有字母符号等，用于降神会中接收亡魂传来的信息），有时牌的移动来自超级大国中看得见的手，有时牌的移动却操纵于“超级市场”中无形的手。
第一章新体系（6）
第三个平衡支点是——它真正是最新的事物——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平衡。因为全球化使限制人民自由流动和接触的墙都倒塌了，它同时用因特网将全世界连在一起，它赋予个人影响市场和民族国家的权力比历史任何其他时期都大。因此，你今天不仅是个超级大国，不仅是个“超级市场”，而且，正如我将在本书后面阐述的那样，你还是个“超级授权者”。某些“超级授权者”有时非常令人生气，他们中某些人非常了不起——但他们中所有人在世界舞台上都能横冲直撞。
如果不了解美国政府，不知道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在格林尼治、康涅狄格
少数几个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积累的赌资比某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还要多；奥萨马·本·拉登，这位沙特阿拉伯的百万富翁，利用自己的联系网络在90年代后期向美国宣战，虽然他在另一个国家，美国空军仍向他发射了一枚巡航导弹。朱迪·威廉姆斯因对世界禁止地雷所作的贡献而赢得了199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她发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