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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的普鲁士“军事革命”很快地产生了迪斯累利[13]所郑重命名的欧洲事务中的“德意志革命”;“军事革命”建立在许多互相关联的因素之上。第一个因素是一种独特的短期服役制度,它是新王威廉一世及其陆军大臣不顾自由党的反对而推行的,该制度包括的内容有,每个男人先在正规军中服3年义务兵役,再在预备役中服役4年,才能转入后备军。这意味着,充分动员起来的普鲁士陆军(对每个人)有7年的征召[14]。由于不准顶替,以及后备军能够承担大部分卫戍和“后方”的任务,这一制度使普鲁士拥有的一线陆军,与其人口相对而言,远远多于其他大国。这又转过来要求人民接受至少是较高程度的初等教育,因为根据大部分专家的意见,一个迅速发展的短期兵役制在一个无文化的农民国家是难以实行的;它还要依靠全力处理这样大批人员的优秀的组织工作。如果一支50万或100万人员的大军不能充分地得到训练、服装、武器和粮食,并被运往决战地区,那么建设这支军队终究是没有用的;如果军队指挥官不能与有关的大批士兵保持联系并进行控制,那么这就更是浪费人力和资源。
对这支军队实施控制的机构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它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年长的毛奇[15]的天才领导下,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一跃而成为“陆军的智囊”。直到那时,大部分和平时期的陆军由战斗部队组成,这些部队得到军需、人事、工程和其他部门的支持;实际的作战参谋部只是在战役开始和指挥部成立时才拼凑而成。但在普鲁士,毛奇已经招收了陆军学院最优秀的人才,并教导他们为未来可能的冲突制订计划和做好准备。在敌对行动开始以前很久,作战计划必须制订出来,并经常修改。图上作业和演习得到了周密的研究,对其他强国进行的历史性战役和军事行动也同样进行深入研究。一个专门机构设立了,它监督普鲁士的铁路系统,以确保军队和供应能被迅速地运往目的地。首先,毛奇的参谋系统试图教导军官团如何去处理大兵团(军或集团军)的作战方法,它们将独立地转移和作战,但又随时准备集结在决战性的战场上。如果不能保持与后方毛奇司令部的通讯联系,前方的将领可根据几条地面作战的基本准则,去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并采取行动。
当然,上面所谈的是理想化了的模式。普鲁士陆军不是十全十美的,甚至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改革后,在实际战斗中也遭受了许多暂时困难。许多战地将领无视毛奇的意见,在条件不成熟的进攻或错误的方向中盲目推进——1866年奥地利战役中这种差错比比皆是。在战术上,1870年普鲁士禁卫军在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正面突击(因此遭受严重损失),也表现出他们是愚不可及的。铁路供应体系本身不能保证胜利,它往往只是在边界上堆积大批物资,而需要那些物资的军队已经调离附近的任何铁路线。也不能说普鲁士人科学的计划已经确保他们的军队始终能拥有最佳的武器,1866年时奥地利的大炮显然更好,1870年时法国夏斯波拉栓步枪也大大地优于普鲁士步枪。
真正的问题是,普鲁士的制度并不是没有错误,但是总参谋部仔细地研究了它过去的错误,并对训练、组织和武器相应地重新进行调整。当它的大炮的弱点在1866年暴露出来时,普鲁士陆军立即改用新的克虏伯后膛炮,这种武器即将在1870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铁路供应的安排出现耽误时,一个新部门马上成立了,以便改进工作。最后,毛奇重点部署几个集团军,使之能独立作战,但也能互相支援,这意味着一个集团军即使局部地受到严重打击(这在奥普战争和法普战争中的确发生过),整个战局也不会不可收拾。
因此,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普鲁士人能在1866年夏季迅速地战胜奥地利人,这只有少数观察家能够预料。虽然汉诺威、萨克森和北方的其他德意志邦站在哈布斯堡一边,但俾斯麦的外交确保其他大国不在斗争的初期进行干涉。这又使毛奇有机会派三个集团军通过不同的山路集中到波希米亚平原,并在萨多瓦(柯尼格拉茨)袭击奥地利人。回想起来,战争的结果似乎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哈布斯堡1/4的军队需要用在意大利(他们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普鲁士的征兵制意味着,普鲁士人口尽管还不到它的几个敌人的人口的一半,毛奇却能部署几乎同样多的第一线部队。哈布斯堡陆军本来就缺乏经费,没有真正的参谋制度,并且受贝内德克的无能的领导;不论个别部队如何英勇作战,他们在广阔原野的交锋中都死于远为精良的普鲁士步枪之下。到1866年10月,哈布斯堡被迫让出威尼托,并撤销在德意志的一切利益——德意志在俾斯麦的北德意志联邦领导下,正在重新进行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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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8)
“争霸德意志的斗争”差不多完成了;但决定谁——是普鲁士还是日益不安和猜疑的法国——在西欧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斗争已经迫在眉睫,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双方都在测算各自的机会。表面上,法国仍表现得更为强大。法国的人口远远多于普鲁士的人口(虽然讲德语的人数在欧洲更多)。法国的陆军已在克里米亚、意大利和海外取得了经验。它拥有世界上射程最佳的夏斯波步枪,比普鲁士撞针枪射程要远得多;它还有一个新的秘密武器——每分钟射出150发子弹的后膛装填机关枪。它的海军更为优良;它还能指望得到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帮助。1870年7月,由于普鲁士人的无耻行为(即俾斯麦对关于卢森堡的前途和关于一个可能登上西班牙王位的霍亨索伦候选人问题而玩弄的狡诈的外交)而对他们进行惩罚的时机来临时,法国人对于战争的结局很少有人怀疑。
法国崩溃之彻底和迅速给了这些乐观的假设一个致命的打击——到9月4日,它的溃败的军队已在色当投降,拿破仑三世被俘,帝国政权已在巴黎被推翻。结果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都没有援助法国,而法国的海上力量证明是完全无用的。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敌人的陆军,而在这方面,普鲁士人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更加优秀。虽然双方都使用铁路网把大批军队运往前线,法国动员的效率却差得多。应征的预备队必须跟上他们的部队,但部队已经开往前线。炮兵连遍布于全法国,不容易集中。对比之下,3个德意志集团军(大大超过30万人)在宣战的15天内,正在开进萨尔和阿尔萨斯。夏斯波步枪的优势,屡屡被普鲁士人推到前沿的机动速射炮的战术弄得失去效力。后膛装填机关枪留在后方,从未有效地发挥作用。巴赞元帅的懒散愚蠢无法言喻,而拿破仑三世本人也不比他强多少。相比之下,虽然个别普鲁士部队在“战雾”中出错,遭受严重损失,但毛奇对各路大军进行远距离的监督以及他调整其计划以利用意外情况的战术,保持了入侵的势头,直到法军土崩瓦解为止。虽然法国的部队又继续抵抗了几个月,但德意志人对巴黎的包围和对法国东北的控制网无情地收紧了。卢瓦尔军无效的反攻和游击队员的袭扰,不能掩盖这一事实: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已经被打垮了。
很明显,普鲁士…德意志的胜利是它的军事制度的胜利;但是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军事制度不是社会制度以外的独立部分,而是其整体的一个方面”。支持德意志各路纵队全面猛进和总参谋部有控制地协调工作的,是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装备更好,并且更有准备去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一个国家。在1870年,德意志诸邦合在一起的人口已多于法国,只是分裂掩盖了这个事实。德意志有更长的、并且更充分地为军事目的做好安排的铁路线。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钢铁产量就在那时赶上了法国。它的煤产量是法国的两倍半,它消耗的现代能源也比法国多50%。德意志的产业革命正在建立更多的大企业,例如克虏伯钢铁和兵器联合体。这使普鲁士…德意志国家具有军事和工业力量。陆军的短期服役制遭到国内外自由主义者的反对(这些年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批评是很普遍的),但它为战争的目的动员国家人力,却比放任主义的西方或落后和搞农业的东方更有效率。而支持这一切的后盾,则是这样一个民族:它拥有水平高得多的初等和技术教育,它的大学和科学设施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化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是首屈一指的。
再用当时的一句妙语来说:欧洲失去了一个主妇,却得到了一个主人。在俾斯麦惊人而灵巧的安排下,1870年以后的整整20年中,大国体制将被德意志支配。外交家们注意到,这时条条道路通向柏林。可是许多人都能看到,使德意志成为欧洲大陆最重要强国的因素,不仅仅是帝国宰相的聪明和残酷无情,而且还有以下的因素:德意志的工业和技术,一旦国家统一后,它甚至发展得更快;德意志的科学、教育和地方行政;引人注目的普鲁士陆军。至于第二德意志帝国也有俾斯麦为之烦恼的重大内部缺陷的事实,局外的观察家们则很少注意到。欧洲的每个国家,在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