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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迅速制定出来的“遏制战略”的众多要素中，有两个要素最为引人注目。第一个是，向莫斯科表明，地球上哪些地区美国“不允许……落入敌手”（这样做凯南认为有消极作用，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军事领导人的赞成，因为他们认为这可确保国际战略格局更加稳定）。因此，位于这些地区的国家将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苏联对这些国家发动进攻，美国就与苏开战。第二个比较有积极意义的要素是，美国看到，抵御俄国颠覆的力量已经受到削弱，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地损耗了西方的物质资源和精神元气。所以，各项长远遏制政策最重要的内容是：美国大规模执行经济援助计划，以帮助西欧各国和日本重建受到严重破坏的工业、农业和城市。这样做，不仅可削弱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理论对西欧和日本的影响，还有助于使世界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凯南似乎很有道理的地缘政治论认为，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世界有五大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对我们至关重要，即美国本身、其对手苏联、英国、德国与中欧、日本。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只要使后三者留在西方阵营，并使其实力得到增强，就会建立可使苏联永远处于劣势的综合“力量对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斯大林的俄国将对这一战略深感疑虑，因为它包括复活俄国的两个最近的敌人——德国和日本。
因此，我们可以再一次说，逐个评述双方于1947年这一“分水岭年”及其以后采取的各项措施，不如论述一下最后的总结果更有意义。美国取代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承担义务（这表示前世界警察将其职责交给了新兴的世界警察，伦敦的逻辑和华盛顿的逻辑基本相同），从而使适用于世界任何地区的“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有了理论依据。因而在欧洲，美国热心“帮助自由民族维护它们的制度”的具体表现是，与西欧人认真地探讨如何解决困扰欧洲大陆的经济萧条、食品短缺、煤炭不足等问题。美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根据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大量提供援助，帮助欧洲各国实现经济自主。美国审慎地宣布，它的援助将提供给欧洲所有国家，既包括非共产党国家，也包括共产党国家。但是，不管美国的援助对莫斯科是否有吸引力，苏联与西欧的确进行过合作。正当东西方进行经济合作时，苏联采用了国有化和集体化这种没有一点弹性的经济体制。任何人都知道，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使所有欧洲人确信，私有企业比共产主义企业更能给他们带来经济繁荣。在巴黎商谈马歇尔计划时莫洛托夫的退席，以及俄国不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申请援助的结果是，欧洲的裂痕变得比以前更大。在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下（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等大国得到的美援最多），在北大西洋贸易体系内的西欧经济蒸蒸日上。在东欧，共产主义的控制则越来越严。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这是一个重新组建的、半公开的共产党国际组织。1948年，布拉格的多党政府被共产党发动的政变推翻。虽然铁托的南斯拉夫最终脱离了斯大林的严格控制，其他东欧国家却遭到清洗，并于1949年被迫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该委员会不是苏联的马歇尔计划，而是“剥削其卫星国的一个新机构”。1946年丘吉尔就谈论“铁幕”也许有点为时过早，但两年之后，他的话便得到应验。
随着东西方经济对抗的加剧，其军事关系也变得日益紧张。在军事方面，德国又是争端的焦点。1947年3月，英国和法国签订了敦刻尔克条约。该条约规定，一旦遭到德国攻击，签约一方将向另一方全力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当时英国外交部认为，发生那种突然情况的“可能性很小”，英国更关注西欧内部的弱点）。1948年3月，敦刻尔克条约被布鲁塞尔条约所取代，签约国除了英国、法国外，还有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虽然这后一个条约没有提到德国的名字，但可以说，当时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国）的许多政治家们在感情上无法摆脱的是“德国问题”，而不是“俄国问题”。随着1948年的到来，他们这种传统的考虑问题的方法便受到冲击。在布鲁塞尔条约签订的那一个月，俄国人从四国德国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退席了，声称他们与西方人在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前途问题上有无法调和的分歧。3个月之后，西方三国为了取缔德国的货币黑市交易和结束货币混乱状态，宣布发行新的德国马克。对此，俄国人做出的反应是，不仅禁止西德货币在他们的管辖区内流通，还不许在柏林这个仅离西方势力范围100英里的“孤岛”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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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3）
如果说有什么事件使西方人认识到东西方敌对立场的严重性，那就是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华盛顿和伦敦的官员们已在探讨，与俄国发生战争时如何使西欧各国、美国及其领地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虽然美国人在执行马歇尔计划的同时，希望欧洲人首先拿出维护自身安全的军事计划，但毫无疑问，此时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已准备认真对待。美国国内患了严重的“恐赤病”，在国外则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1948年3月，杜鲁门要求国会恢复征兵制。当年6月，国会通过选征兵役法，满足了总统的要求。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由于苏联封锁通往柏林的道路而尽快采取的。在以后的11个月中，即在通往柏林的陆路恢复使用之前，美国和英国为了顶住斯大林的压力，用飞机向西柏林运送了大量物资。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建议派遣由军队护送的车队强行开往柏林。如果真的采取这一行动，就可能引发战争。根据一项新条约，美国将一个B…29轰炸机机群转到英国机场。这表明美国对柏林危机十分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孤立主义思想严重的参议员也改变了立场，支持成立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议。西方建立以美国等国为正式成员国的北约（NATO）的主要战略目的是：当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时，北美向欧洲各国提供支援。北约在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这表现在美国作为西方一流“侧翼”强国，继承英国的衣钵后，奉行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致力于维持欧洲的力量均势。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看来，北约的主要作用是：可使美国和加拿大与布鲁塞尔条约的其他签约国联合起来，可将相互支持的保证扩大到挪威、意大利等也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在北大西洋公约签订之日，美国在欧洲实际上只有驻军10万人（在1945年则有300万），西方只部署了12个师（其中7个法国师、2个英国师、2个美国师和1个比利时师），用以阻止苏军西进。虽然这一时期苏军的兵力远不如蛊惑人心的西方人所宣传的那样大，但两大集团的总兵力对比是相差悬殊的。不久，西方人的恐惧更甚，认为共产党人可能像在朝鲜战争中很快渡过鸭绿江那样迅速占领北德平原。这就是说，北约在日益严重地依靠美国远程轰炸机实施“大规模报复”来对付苏军入侵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加强常规力量。另外，这还使三个西方“侧翼”大国（即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必须对欧洲大陆长期承担军事义务。对此，1930年代的西方战略制定者肯定会大吃一惊。
北约在军事上起的作用，与马歇尔计划在经济上的作用别无二致。它进一步加深了1945年分为两个阵营的欧洲的裂痕，使得只有瑞士和瑞典等传统中立国、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处于特殊地位的芬兰、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处于两个集团之外。北约得到的回答是，以后不久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便成立了。这不仅加深了东西方的分裂，还使德国统一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尽管法国人忧悒不安，西德的武装部队到1950年代末便在北约体制内开始建立起来。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西方希望缩小与华约在总兵力对比上的差距。但是，这也不可避免地会推动苏联建立一支东德军队，尽管这支军队要受严格控制。由于两个德国都加入了相应的军事联盟，对今后任何使德国中立的企图，北约和华约都必然会感到震惊和不安，会认为是对本身安全的打击。从俄国方面看，这种看法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反而得到了加强。这是因为苏联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信条（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勃列日涅夫主义”）。1953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曾私下承认，东欧卫星国“只能通过全面战争或俄国人本身得到解放”。正如巴特利特所指出的那样，“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1953年，东德的一次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1956年，匈牙利决定退出华约，惊慌的俄国人立即派出几个师的军队，镇压了那里的独立运动。1961年，赫鲁晓夫下令建起柏林墙，以防止人才流向西方。1968年，捷克人遭到了12年前匈牙利人一样的命运，尽管他们流的血要少一点。苏联领导人采取的这些行动只能进一步加深两大军事集团的分裂，却无法消除西方世界在思想和经济方面�